张琦: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支撑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的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统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自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表述后，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今年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并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不难看岀，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和实践逻辑。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以“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为主要着力点，显然，其内涵与高质量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相呼应，其政策意蕴也与高质量发展相契合。另外，乡村的全面振兴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及安全保障、制度改革保障、广阔市场发展空间和人才智力支撑，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道路上问题的关键。因此，乡村振兴战略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之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举措。
高质量发展并不是说只关注质量而不要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要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的增长区间，还是要持续不断的投入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确保有稳定安全的发展环境，并着力提高要素生产率。
农业农村是经济增长所需生产要素的主要来源，粮食安全是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基础。粮食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农业作为基础性产业，其生产的农产品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人类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主要由农业中的动植物生产来提供，且二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原料都是由农业来提供。农民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农村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土地和各种自然资源。但是，受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会随着其投入量的增加而降低。乡村实现全面振兴则意味着农业产业效率的提升、农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的全面发展，这就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低成本的原材料和高素质的劳动力等优越条件。另外，乡村产业全面振兴促进了乡村三产融合发展，延伸了产业链条，内化了交易成本，助力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进一步提升了生产效率。高劳动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2018-2021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7.43%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7.12%，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0.00%。根据Matsuyama的研究，更高的农业生产率会导致更快的工业增长，从而提高整体增长率。近年来，我国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大型经济圈、现代农业产业园中型经济圈、农业产业强镇小型经济圈等加快建设，累计创建了140个优势特色产业群、2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300个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1309个农业产业强镇。农业产业的快速高质量发展、乡村三产不断加速融合发展有力地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对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回应。乡村振兴战略在重视农业农村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物质基础的同时，更加强调农业农村发展的生态功能、生活功能和社会功能等。近年来，我国累计认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5.9万个，培育了634个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良好农业规范和名特优新农产品近3000个，支持各地依托特色种养、田园风光、乡土文化等资源建设美丽休闲乡村1442个。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个性化、多样化、优质化和绿色化需求提供了重要保障。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不仅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劳动力、土地等基本的要素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安全的环境，还能通过农民人力资本提升、产业融合发展等提高各种要素的生产效率，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高质量的美好生活需求。要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撑，完善粮食收益保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支撑。
二、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市场发展空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扩大内需是其中的关键之一，而“三农”领域又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阵地。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之一，生活富裕主要体现在农村居民收入能增长，消费跟得上。消费是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而消费环节畅通的关键在于农村居民消费的振兴。现阶段，农业农村基础设施还存在较大的短板，突出体现在乡村水、电、路、气、房和广播电视、通信、物流等方面。因而，以乡村振兴促进“三农”的高质量发展能够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
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来看，2018-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为6.9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为9.8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比城镇居民高2.91个百分点。2021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50，比2018年下降0.18，相对差距持续缩小。随着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全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会进一步提高，这又会进一步扩大消费总量。通过乡村振兴战略持续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是扩大消费内需的重要抓手。
从人均消费支出增长来看，2018-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为5.36%，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为10.43%。从数据可以看出，2018年实施乡村战略以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接近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的2倍。虽然城镇居民仍是消费的主要群体，在总量上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还有不小差距，但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的快速提升充分说明了农村还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农民也将逐渐成为以消费扩内需的主力军。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仍有约5亿人居住在农村，通过乡村振兴激活农村人口的消费潜力，将为扩大消费内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供重要支撑。
从投资情况来看，2018-2021年，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如果用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宏观投资效率，可以发现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投资效率都在降低。但是，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宏观投资效率降低程度是有差别的，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宏观投资效率年均降低0.41%，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宏观投资效率年均降低3.93%，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宏观投资效率年均降低3.32%。虽然，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降低，但是投资仍然是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在合理区间的重要引擎，且从数据来看，现阶段对农业农村进行投资是最具有经济效益的。通过乡村振兴战略，补齐欠发达地区交通、文化、教育等公共基础设施短板，加大对乡村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扩大内需的又一重要措施。
“三农”领域在扩大内需上还蕴藏着巨大的潜力，通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增强农民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农民高质量就业，持续促进农民增收，加大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投资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也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
三、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改革保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措施。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有高质量的制度供给做保障，体制机制不顺畅是交易成本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减少交易成本，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高质量发展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形成新的机制才能得以实现。现阶段，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存在各种各样的体制机制障碍，这些体制机制障碍在“三农”领域的表现更加突出。
一是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完善和优化价格形成机制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农业、农产品所具有的多功能性而产生的外部性使得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成为价格制度改革的重点。现阶段，政府主导了农产品价格形成，政策性收储价格还处于支配地位，影响了市场发挥作用，农产品作为基础性的投入品和消费品，其价格形成机制不顺畅势必会影响其他商品合理价格的形成，市场价格无法有效的反映市场供需情况，容易造成供求矛盾，从而影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不够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关系到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关系到农村集体资产联农带农富农作用的发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起来，农民富裕不起来，就不能说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笔者团队在贵州省调研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时发现，有些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率”达到90%以上，且存在大量集体资产无人管护的情况。脱贫攻坚期间形成的规模庞大的扶贫项目资产，由于资金来源广泛等原因难以确定产权归属，造成“管护用”主体不明确，难以发挥扶贫项目资产联农带农富农的作用。在折股量化时，有的地区量化为份额，有的地方量化为股份，有的地方仅针对集体经营性资产进行折股量化，也有的地方把折股量化的对象扩大到资源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集体产权制度的不完善进一步造成了资产管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最终影响农户增收、农民发展。
三是城乡间要素流动不顺畅。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为了加快工业化建设，一方面运用行政手段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积累，另一方面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形成了城乡户籍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等制度安排，形成了城乡不对等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改革举措和政策措施，但是城乡之间人口、土地、资金、技术和信息等要素流动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体制机制障碍，目前还没有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本要素、技术要素、数据要素等市场发育也十分缓慢。没有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就无法形成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统一要素市场，也就没法实现城乡均衡发展，而城乡均衡发展又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准。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要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契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深入推进土地制度、农业支持保护制度、集体产权制度等制度性的改革和完善，不断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制度性供给。
四、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智力核心动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人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人才作为高质量人力资本的载体，是生产力中决定物的生产的能动因素，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物质基础、提供制度保障和开拓市场空间，说到底还是要靠人来实现，还是要靠乡村人才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
一是加快培育农业科技创新人才。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要转换发展动力，创新的作用也就更加凸显，人才又是实现创新的关键。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就成为了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农业经济增长实现动能转换要向农业技术创新要动力，要向加快培育农业科技创新人才要动力，即要面向生物育种、现代农业机械装备等前沿，加快培育农业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截至2020年，我国累计遴选了300名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及300个创新团队，在全国建立了一支5000人的高层次农业科研人才队伍，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二是要大力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不断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增强农民内生动力，提升农民素质是保障农民实现可持续增收的根本之策。脱贫攻坚期间，我国通过转移支付、兜底保障政策等措施暂时性地提高了部分群众的收入，解决了其绝对贫困的问题。但是，由于自身没有获取可持续收入的能力，出于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预期，即使这部分群众获得了收入，其边际消费倾向也是极低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需的扩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资金109亿元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每年培育100万人。分层分类培养了产业发展带头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专业种养加能手等高素质农民，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内生动力，为农民持续增收、增强消费意愿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是加强基层组织人才培养。基层组织人才身在基层一线，是最了解农民农业农村的。因其切身参与到农业生产活动中、农村发展规划中，农业农村发展哪里有堵点，哪些机制运行不顺畅，其能够及时发现解决。因此，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健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制机制，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提高乡村治理能力都离不开乡村基层组织人才。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在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定有序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相对和谐稳定的环境下对妨碍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改革，就会降低改革阻力和成本。因此，要创新乡村人才培养、引进、激励工作机制，构建完善乡村人才振兴的政策框架，建立起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乡村人才队伍和机制完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人才支撑体系，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符合时代要求、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的乡村人才。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中国乡村振兴与发展研究院院长；乡村发现转自：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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