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乡村人才问题的历史叙事与现实遭遇

摘要： 中国乡村缺乏人才的问题既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自然的结果，又有其长期的经济社会历史演化的根源。在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推动下，乡村产生了与城市相对而言的衰落这一客观现实，但同时，这一过程也生产出了乡村的经济社会价值的稀缺性。在乡村振兴等宏观政策的引领之下，经历了“粘土”和“离土”的乡村人才流动模式之后，“归土”渐渐成了城乡关系变化的一个新变量。基于西南地区几个村庄引进乡村经营性人才(乡村CEO)的案例，我们发现乡村CEO这一具有现代企业管理特征的人才在乡村一方面遭遇了行政社会的准科层制逻辑，一方面遭遇了乡土社会的平均主义和人情逻辑，其现实遭遇折射的是乡村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

关键词：乡村 CEO；粘土；离土；归土；现代化

中国乡村缺乏人才的问题既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自然的结果，又有其长期的经济社会历史演化的根源。在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推动下，乡村产生了与城市相对而言的衰落这一客观现实，但同时，这一过程也生产出了乡村的经济社会价值的稀缺性。在乡村振兴等宏观政策的引领之下，经历了“粘土”和“离土”的乡村人才流动模式之后，“归土”渐渐成了城乡关系变化的一个新变量。基于西南地区几个村庄引进乡村经营性人才（乡村CEO）的案例，我们发现乡村CEO这一具有现代企业管理特征的人才在乡村一方面遭遇了行政社会的准科层制逻辑，一方面遭遇了乡土社会的平均主义和人情逻辑，其现实遭遇折射的是乡村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

一、前 言

  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人才这一核心要素。2018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2021年以来，《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等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密集公布，均把促进人才下乡、回乡作为实现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途径。

      人才回乡，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乡村人才流失问题的回应。据统计，2016年，中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的大专及以上学历比例仅为1.2%，远低于全部就业人员的这一比例，而这仅是乡村各类人才流失的一个侧面。事实上，中国乡村人才的缺乏一方面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与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产生的现实问题，一方面也有其长期的经济社会历史根源，需要放置在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城乡关系变迁、人口流动变化的历史视角下来考察。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自近代就已开启，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干扰长期处于发展不均衡的状态。20世纪50年代中期逐渐建立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结构使得城镇化发展极其缓慢。20多年后，中国媒体大量报道的则是一批批乡村人口涌入城市的现象。1983年，外出农民工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只有1.7%，到2020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7%。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我国城镇化率在1978年为17.9%，到2021年已达到64.7%。这一流动模式呈现出了典型的“顺城市化”特征。最近十年来，这一流动模式又发生了新的变化。2015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政策文件。2019年4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了13个新职业信息，其中就包括农业经理人。2020年8月5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农业农村局连续第二年向社会发布辖区内8村面向全国招聘农村职业经理人的公告，并开出了18万的高额年薪以及上百万的绩效奖励。据统计，近年来返乡创业规模逐步扩大，2020年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达到1010万人，比2019年增加了160万人，同比增长19%，形成了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军人、妇女4支创业队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出现“逆城市化”景观。从城市化进程缓慢，到数亿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再到鼓励下乡创业，这一过程一方面呈现了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和特色，一方面也凸显了围绕着乡村－城市变迁的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艰难性和复杂性。由此，任何对乡村人才问题的研究都无法脱离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一基本的背景和前提。

      与原发性现代化国家如英国，以及后发的日本等国家的现代化不同的是，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了“政治－国家”力量主导的特点。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路径完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并领导中国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建设阶段。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质是实现现代化。而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要经过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按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伊莎贝尔·撒考克（Isabelle Tsakok）的观点，成功的社会经济转型具备几个基本的特征：农业生产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大幅下降，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大幅下降，农业生产率连续增长和农民收入呈现连续性的增长等。在18世纪，农业在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43%，直接或间接从事农业的人口高达75%。而到19世纪末，农业产值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已降至10%，城市人口已占据主流，可以说英国在那个时候已经完全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转型。

      中国近代以来开启的现代化进程参考了欧美通过工业化、城市化推进现代化的基本路径。这主要是基于中国庞大的乡村经济和农业人口的现实。从20世纪初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农村人口向工业和城市的流动初现端倪。1893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6.6%，到抗战前这一比例提高至12.5%。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大办新学是中国近代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时培养的学生不再是服务朝廷的权贵和服务乡村的乡贤，而是在城市的学校、企业以及公共管理部门工作的“新人才”。可以说，清末开始的中国近代现代化征程已经打开了中国乡村人才流向城市的大门。自此以降，“离乡”成为了实现经济富裕的价值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但与原发和后发工业化国家不同：冷战造成了现代化资源的断流，中苏关系的破裂则使得中国必须走独立自主现代化的道路。要实现自主性工业化，就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且必须要发展军事工业确保国家安全。从经济学的角度讲，重工业是资本密集的产业，在无法获得外部资金支持的条件下，工业化的资金只能来自农业的积累。同时，重工业不是劳动密集的，这就造成了需要限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但农业积累必须转移到工业和城市的“非协调性现代化”的格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2年，中国农业总产值比重为50.9%，农业人口的比例为87.5%；到1978年，前者下降到29.0%，后者依然高达80.4%。这是中国当代以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为基本表征的“三农”问题长期困扰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乡村的智力资源通过教育和国家的统一部署继续从农村流向城市，造成了低素质劳动力不断滞留乡村，而高素质劳动力不断流出乡村的格局。这一局面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变，即开始出现了两种人才的同步流动。改革开放之后，乡村人口大规模流出乡村。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农业总产值占比7.7%，从事农业的人口占比23.6%。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规模推进带来了城乡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从发展要素的相对关系而言，城市的稀缺性向乡村的稀缺性转变。对乡村生活的向往日渐成为经济社会中的新内容。然而，长期以来城市和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所造成的乡村衰落也成了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新问题。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旨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乡村振兴战略。其中，人的问题尤其是“人才回乡”成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所在。从政治的角度看，国家通过“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等制度性设置来推动人才下乡，引领乡村治理。从经济的角度看，近年来不少地方推动设立乡村职业经理人、乡村CEO这样的职业，致力于推动乡村经营、让乡村与现代市场连接。但是，乡村振兴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人才回乡如何发挥作用、回乡人才能否振兴乡村等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和政策问题。

      作者所在的团队自2015年开始在云南省的不同地区开展乡村建设的实践和研究，其中引入乡村CEO也是试验性实践工作的重要内容。开展乡村CEO试验的主要假设是，在新的发展条件下，乡村的经济社会价值已经凸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而且农业产业也出现了巨大的增值潜力。但是由于乡村缺乏现代经营人才，导致外部资本凭借其管理和市场衔接的优势通过“公司加农户”的形式获取了乡村资源所产生的市场收益的绝大部分。如果村民自办的企业或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聘用职业经理人即乡村CEO，就可以减轻外部资本对乡村的利益“捕获”，即在增加乡村收益的同时，将收益更多留在乡村。乡村有了自己的代理人，可以保证乡村经济的市场交易过程更加公平。

      本文主要通过对在不同的实验村工作的各种类型的乡村CEO的日常记录来呈现“人才回乡”的实践叙事。这些乡村CEO包括上了大学在外工作后回乡的人，包括出生在城市、愿意到乡村创业的人。通过对这些回乡人才工作实践的呈现来展示人才回乡的现实景观，以及“知识”回乡所遭遇的各种困惑。本文同时将这一问题放置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背景之下，将人才的流动看作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尝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上理解中国乡村振兴人才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意义，并进而探索在现代化的语境下，“逆城市化”的政策举措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及其本质。

二、“粘土”“离土”“归土”：乡村人才的历史三重叙事

 西南某地一个村落有一个保存修复得很好的古宅，主人说这是祖辈明清的古宅，这家人当时在周边有大量的土地，但是后来家人都远离家乡，古宅逐渐荒落。这位主人十多年前辞职回乡，养花养草，打理修复古宅。当地人称他为乡贤。这个古宅的兴衰或许可以说是中国乡村人才百年来“离土”“归土”的写照。实际上，在乡村，还流行着一种说法，“地里的活，离不开人”，说的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的劳动密集性，也就是“粘土”。中国当代乡村的人才问题恰恰是嵌入在从“粘土”，到“离土”再到“归土”的这一社会经济结构三重变奏景观之中的一个特有的现象。

      中国乡村的“粘土”性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首先是基于技术的农事系统的劳动密集性特点。费孝通将中国描述为“乡土中国”，他讲的“乡”主要是指中国社会的特点，如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他讲的“土”则是经济的特点，中国是个农业国，以农立国。无论是中国北方的旱地还是南方的水地，都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系统。中国的农业文明之所以能延续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增长和土地产出之间维系了良性的关系，即人口不断增加，增加的人口作为劳动力追加投入农业，农业单产不断增加。中国的粮食亩产从唐朝时的330斤／亩一直增加到清朝的每亩363～496斤／亩。传统中的农业不仅支撑了15世纪以后400多年的人口增长，也使得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平直到19世纪以前都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然而，正如费孝通所说的那样“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中国农业这种特殊的人地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的另一面是劳动生产率的停滞甚至下降，也就是黄宗智所指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在传统技术的条件下，追求单产的提高，如密植、使用有机肥、中耕除草、选种留种、灌溉、多熟种植等都是劳动密集，这就造成了土地产出对劳动力投入的高度依赖，所谓的“粘土”。

第二，土地与生计技术性的紧密依赖促进了农本社会文化价值的发育。费孝通讲“名誉、抱负、热忱、社会上的赞扬，全都和土地联系起来，村民根据个人是否在土地上辛勤的劳动来判断他的好坏”。这一基于农本的社会价值支撑了乡村人口“落脚于土”的情怀和不离开乡土的行为。不离开乡土的社会价值与农事系统离不开劳动力的功能主义需求构筑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粘土性”。

      第三，传统农事系统和农本社会价值仅仅是乡村粘住人力的一个方面，另一个原因或许在于，中国传统的城市未能形成能够大规模吸纳人力的“城市文明”。按照施坚雅（G. Willi Skinner）的观点，即便是离开乡村的富人，也并没有真正离土而居，而依旧处于与乡村社会类似的宗族和村落组织的网络中。中国传统乡村和城市的功能差异性导致了人口长期滞留乡村。除此之外，由于农事系统的劳动密集性导致人口不断向土地转移，社会价值又树立了以体力投入为表征的勤劳美德，这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人力资本的开发。劳动密集的农事系统所需要的更多是体力劳动者。在以传统种植技术为生计的乡村广泛存在着“种地不需要读书人”的社会习俗显示了劳动密集农事系统及其社会价值对于“知识人”的某种排斥。当然，这一特点并非从本质主义的角度否定劳动密集农事系统的知识性，传统的农事系统充满了丰富的乡土知识。由于这一系统的演化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知识的积累相当缓慢，很多具体的技术如有机肥、多熟种植延续了数个世纪，形成了几乎教条的范式，家庭成员只要跟随有经验的长者实践就可学习，加上正式制度下的“教育和知识”本身又与农事实践脱节，由此形成了乡村“知识荒野”的现象。某种程度上，今天我们所遭遇的乡村人才的缺乏，不仅是一个现代化发展中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问题。

      强调中国乡村的“粘土性”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人口没有流动。中国各民族融合为一体的现实正是伴随各类贸易交换过程中人口流动的结果。农耕民向西部的移民在清代以后规模逐渐扩大，引发了了西部社会的重大变迁。以宁夏为例，自清末特别是民国以来，在战争、饥荒和地方政府鼓励移民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周边省份的农民大量流入宁夏。这不仅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商业以及城镇的发展，形成了今天宁夏回汉融合的民族格局。

      事实上，19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进入了近代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工业化的城市开始发展。比如，1853年汉口人口为10万人左右，1908年增加到了24万，到1934年达到了80多万。与清末之前移民多从事农业垦荒不同的是，民国以来流向工业和城市的人口数量逐渐增加。据统计，1936年前后武昌的进城农民从事工业的占41.05%，从事商业的占42.01%。清末民国以来的人口流动标志着围绕着城乡关系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的开始。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城乡结构变迁的初期阶段。虽然这个阶段的工业化处于相当初级的水平，但是工业化自然地推动了城市化和各种服务业的发展，除了需要使用体力的服务者以外，“知识性”的职业如企业经理人、银行职员、报业人员、教师以及各种文化行业的从业者开始在城市欣欣向荣起来，这为受过教育的乡村人口提供了新的就业空间，清末开始采用的新教育和传入的新知识在城市和工业中有了落脚点。民国期间，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其他地区乡村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几乎毫无例外地涌向当时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武汉和其他初具城市规模的省会城市。如果说以往主导乡村社会的价值主要还是勤奋守土，那么此时的“离土”则开始成了新的社会价值取向。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中国的人口流动进入到顺应现代化的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加速，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了2021年近65%。如果说清末民初时期按照现代化的路径的人口流动只是局部的，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人口流动则是全局的。数亿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总体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体力劳动者不断流出乡村，由于工业化导致的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就业空间的急剧扩张、就业机会大增，引发了教育的大发展，乡村人口通过接受教育到城市就业这一途径不断流出乡村。同时，这也很大程度导致了今天呈现的以人才荒漠为主要特点的乡村的衰落。

      从“粘土”到“离土”的叙事转变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转型。虽然，“离土”是改革开放以后乡村变迁的主旋律，但是中国城乡之间人口的流动并非简单线性。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段。一方面，农业剩余从乡村流向城市，但是服务于特定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户籍制度阻拦了人口依照要素流动的现代化规律流出乡村，造成了相对过剩的农业人口滞留乡村的特有的“逆城市化”景观。与此同时，由于适合受过教育的人口的职业主要在城市和工业，因此，乡村智力资源依托接受教育后国家统一分配的机制又源源不断流出乡村，形成了体力劳动资源不断积累在乡村而智力资源又不断流出乡村的乡村人才格局。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就业空间和福利供给的困难，国家不得不推行限制城市人口的政策。1961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销量的九条办法》，要求在三年内城镇人口减少2000万以上，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止，4000多万人口回流农村。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回流农村的主要是智力资源。虽然有研究认为这对于农业发展和其后的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但是这一人口的回流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尽管很多的知识青年投身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但是乡村并没有大量可供智力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机会，大部分的知识青年都成为内卷化的体力劳动者。

      21世纪以来渐渐出现了新的“归土”现象。按照诺瑟姆曲线，当城镇化率达到70%时，城市化速度放缓，甚至出现逆城市化，人口开始向乡村流动。虽然我国的城市化率还不到70%，但是沿海发达地区大多都超过了70%。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比上年减少517万，2020年各类返乡人口超过1000多万。作者参与的西南某地乡村CEO试验计划的年轻人都是接受过教育返乡创业的人员。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出现的逆城市化趋势标志着城乡关系开始出现新的转变。在这轮新的归土潮流中，乡村的性质和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乡村的功能不再是单纯生产农产品，而正在成为居住和创业的新天地。振兴乡村需要人力资源，这是当代乡村人才问题出现的缘由。

  三、人才回乡的遭遇：现代化语境下的双重困境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乡村古宅的主人是“落叶归根”的乡土情结的一种典型呈现，那么日益明显的“归土”现象自然蕴藏着乡土社会文化的驱动；但是越来越多超越乡土人情纽带的主动回乡的选择，则更多呈现了社会经济转型所驱动的新的流动的叙事。一方面，很多城里退休的人选择回乡养老，还有很多具有后现代思想的年轻人也到乡村寻找“乡愁”。很多人具有经济实力，带动了乡村的改造。越来越多经过改造的新村庄开始吸引年轻人回乡；另一方面，乡村振兴的战略不断生产“新乡村”话语，乡村不再像过去只是落后的符号，到乡村很多时候成了一种浪漫和时尚。Ｆ村的两名乡村CEO就是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到村里就业的。“环境优美，居住舒服，没有污染和堵车，还可以赚到钱”是这两位乡村CEO来村里工作之前对于乡村的想象。      

初到村里，他们看到村道两侧的排水沟散发着异味，村里没有干净的公共卫生间。当然他们知道这个村庄需要他们参与建设改变面貌。Ｆ村的建设目标是把村里的传统民居改造成高端的餐饮店，同时对村庄进行环境整治。一般情况下，类似的村庄都会从外部引入资本和企业通过流转或承包展开经营，即“公司＋农户”。但是这一被广泛采用的模式的主要问题是乡村利益的流失。在西南某省的一个苹果产业开发项目中，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数千万元，但是农户的合作社缺乏管理和营销能力，转而将项目承包给了公司。公司向村里支付政府投资苹果产业开发项目资金每年6%的使用费，再交给村里农户租地流转费每亩1200元。此外，农民到地里干活公司会支付每天80至100元的工钱。荒地有了地租，打工还有收入，农民很满意。但是在一个知识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农民不知道一亩地公司至少赚到了2万元，乡村产业的收益的绝大部分被公司拿走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在作者团队的建议下，Ｆ村决定不采用外包公司的形式开发村庄，转而成立了村集体公司，由村委领导组成董事会，聘请有文化的年轻人做CEO来打造和经营乡村的新产业。研究生毕业的小Ｓ说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工作就是因为看到了乡村CEO这个头衔，觉得很洋气，而且还有北京来的教授指导工作。很显然，“洋气的头衔”以及与城里一样的工资是吸引他来的主要原因。过了半年，他说“感觉很困惑”，觉得发挥不了太多作用，成了村干部的助手，每天都帮村里写各种上级要的材料。他们的意见村里还不太采用。村里的工作还得乡里领导来定，如果县里的领导来了提了意见还得听县里的。“乡村CEO是忽悠人的，做不了啥事”。而村里的人则说，研究生不一定能干乡村的事，上过学的、城里长大的不了解乡村。村里的干部则觉得新来的CEO也并没有公司所具有的专业知识，不懂如何经营村庄。两边的说法各不相同。      

Ｙ村的小Ｚ是村里新聘用的乡村CEO。他是从村里考出去的大学生，听说村里在做新业态的开发就回到村里工作。与Ｆ村的乡村CEO不同，小Ｚ有过公司工作的经历，甚至还有几分创业的热情。他组建了公司的经营团队，推动村里咖啡店、小吃店、书店等新业态的运营。“十一”黄金周七天公司新业态经营收入就达到30万元。县里、乡里和村里很支持他的工作，村里的事领导们都会问他的意见。乡里还怕小Ｚ的作用发挥不好，于是推动任命他为村主任助理。但是，小Ｚ觉得，“虽然现在村里开会都会给我留个位置，但是，我的位置具体在哪里还很不明确”。他一度觉得乡村CEO是种特殊的花瓶，“很难分清我是在给村里干活还是给公司干活。现在很多村里的事务都是公司在做，公厕堵了都找我们。我们现在是一个服务于政府的公司，不是一个自主的公司。政府说过两天要办书画展，我们就要办画展。当然我们初始的资金都是政府给的，所以现在也没法做自主经营。”小Ｚ觉得自己大部分时候是村干部的助手，公司大部分时候是在落实上面领导安排的各种事情。“我原来的想法是像做公司，带团队一样来搞经营。但是没想到现在公司主要在做接待，各种政府机构的考察和学习活动。每个人都身兼多职，不可能上下班打卡那种。”Ｙ村的小Ｚ似乎比Ｆ村的小Ｓ与村庄的粘性更大一点，但是总体的遭遇是一致的。      乡村是一个大社会，不是一个公司。乡村CEO们想象的公司是一个与城里一样分工明确，任务到人的经济体。而到村里工作，虽然也是在公司，但是这个“公司”的领导不是专门负责公司工作的董事长或总经理，而是村干部，他们大部分时候遵从着科层制的逻辑，管着村里的党建、环境整治、疫情防护等工作。村里缺少年轻的人才，村集体经济组织聘了CEO村委会拉过来就用是自然的。Ｆ村和Ｙ村的CEO所困惑的正是现代企业经营的理念与乡村社会政治现实的遭遇。一个现代化的企业模式实际上很难嵌入到乡村社会。在发展良好的乡村企业案例中，乡村已经成了企业化的乡村，即企业覆盖了乡村。如山东烟台的南山村，南山集团和村委会是一体的，村干部是真正的企业家。Ｆ村和Ｙ村的乡村CEO只是形式上进入了村里的企业，实际上进入了乡村社会和行政社会中。这既是乡村CEO返乡的尴尬，也是乡村现代化的困惑。      

与Ｆ村和Ｙ村地处城市郊区不同，Ｈ村地处边缘山区，具有詹姆斯·斯科特所描绘的边地的特点，村庄政治行政社会色彩相对淡化。村里发展的客房新业态几乎户户都参加，产业开发算是覆盖了全村。如何管理基于客房新业态所成立的合作社也是全村关注的问题。村合作社聘用了几位乡村CEO分管客房、建设、财务等事项。与Ｆ村和Ｙ村不同的是，Ｈ村的CEO都是本村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在外面长期工作的经历，也没有上过大学。以年轻人作为CEO主体组建合作社得到了村民的一致支持，因为他们看到村里确实有协调客房、管理会议室、开具发票的需要，同时村民一致同意在村集体收入的留成中支付CEO们的工资。但是这个方案村干部并不同意，村干部觉得外面来了客人很多时候也需要自己出面协调和接待，不给收入不公平。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合作社给CEO与村干部都发一样的工资，并且让村书记当合作社理事长。Ｈ村的合作社2019年第一年运行比较顺利，主要得益于来自客房、会议、夏令营冬令营活动的集体性收入。但是一年以后，CEO们觉得“干部啥也不干，拿钱不合理，而且管理团队的人干多干少拿钱一样多也不合理”。担任合作社理事长的村组长有一次要罢免CEO小Ｚ，原因是“想要合作社支出钱借给我弟弟，他讲这不合法，有什么不合法，要还的嘛。他这是一点都不尊重我”。合作社CEO小Ｚ则常常跟作者团队表示，“这没法干了”，村干部、村里的亲戚朋友都是他的长辈，“我说话没分量”。2020年以来，由于疫情的影响，合作社很久没有集体收入，也发不出工资来，于是好几个人退出了，理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农活，没法多花时间做合作社的事。Ｈ村的乡村CEO是“粘”在村里的年轻人，他们熟悉村里的情况，经过培训能够很快发挥经营管理的作用，但是他们遭遇到的却是“熟人社会”的尴尬。     

 Ｍ村的乡村CEO与Ｈ村的CEO有些类似，他们是村里出去的中专毕业生，满腔热情回到村庄想做点事情。他们成立了包括部分村民入股的股份经营公司，经营村里的农旅资源，主要包括村里的民宿客房、餐厅、会议室和水吧。“十一”黄金周，公司的收入到了几十万，这让半年来没有看到收入的年轻人产生了很大的希望。Ｍ村有个能干的村组长老Ｋ，他与年轻的CEO们矛盾不断。老Ｋ经常说“这帮年轻人啥也干不了，天天抱着手机，打扫的客房不干净，不听使唤，没用处”。年轻人则说，“老Ｋ啥都想管，不放手。老Ｋ是我们的长辈，不能不尊重他。但是村里来人要打扫卫生，准备开会，倒酒做饭都是CEO的事，一天忙到晚，比在城里打工累多了。”他们成立的公司，股东都沾亲带故，过几天就闹着要分红。只要他们说按规定做事，这些股东就骂他们“无情无义”。他们去安排村民打扫卫生，村民也“不买账”。年轻人说“在村里干事还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村里出生村里长大的年轻人了解村里的情况，但却被乡村社会的人情面子所包围。更重要的是他们回到乡村发现自己原来对于城市也不了解，没有城市的社会关系和网络如何把人带到乡村消费，他们自己并没有很好的办法。      

平均主义是乡村社会的基本逻辑。乡村社会按照这个逻辑维系基本的社会秩序，引入现代公司治理在很大程度上紊乱了这个秩序。Ｈ村和Ｍ村乡村CEO的遭遇是集体行动和“公地悲剧”的典型案例。两村乡村CEO与村民和村干部的冲突是基于个体主义的现代企业管理逻辑与基于血缘亲缘的乡村社会关系不适应的典型写照。村干部以长者的身份要求年轻人听话和村民希望年轻人为他们谋利益是乡村“熟人社会”的日常社会实践。这一实践维系了乡村社会作为“共同体”的基本秩序。代际伦理的权威和平均主义是传统乡村社会降低风险维系共同体基本生存的社会逻辑，这与追求市场利润的企业行为完全不同。正如Ｍ村的CEO所说，“村里的事太难干了”。有知识的年轻人返乡归土不仅面对着乡村社会伦理的挑战，同时也面临如何链接市场的挑战。他们不是富有经验的公司进入乡村，他们是在创业，而即使在互联网时代，乡村与现代的市场依然很大程度上是隔离的。Ｈ村的客房虽然已经上网销售，但是村里所接的会议订单以及客房订单至今仍然主要依靠北京教授团队的策划和各种衍生的关系。Ｈ村CEO小Ｚ说，“我们也能找到客人，但是我们找的客人都不喜欢花钱，喜欢住在农户家里，觉得客房太贵，经常来村里看一下就走了，也不住”。Ｍ村的CEO们收割了村里的彩稻，做好包装，希望直接通过网络来销售，但是最终还是依靠了政府和外来技术团队的城市关系网络。

  四、结论与讨论

 中国乡村的人才的缺乏既是现代化过程的自然结果，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演化的历史想象。“粘土”不仅仅是因为农事系统本身，还与中国乡村的土地制度有关。秦晖的“关中无地主”指出自古以来中国乡村的土地制度就是以自耕农为主体，这极大地削弱了乡村人口的流动性。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也基本都是人口向土地供给相对宽松的地区流动。这意味着在农耕区人口数量大大超过土地生产能力的时候才会出现人口流动。这是理解中国乡村人才问题的一个历史和经济社会的背景。

      中国传统的农作、建筑、中医、膳食营养的知识系统是围绕着乡村这个社会系统积累的，但同时，这些知识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呈现出李约瑟所讲的中国有技术无创新的问题。围绕着农事系统的技术数百年来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范式，但只需要体力投入的农事实践并不太需要“知识”。因此，乡村的“粘土性”粘住了劳力，但却一定意义上“排斥了知识”。这是乡村长期缺乏人才的历史社会根源。

      清末开始，中国人口出现了现代化意义上的流动。由于现代的工业和服务业都在城市发展，导致了城市对体力和智力劳动力的需求，加上现代教育体制所培养的人才技能远离乡村实际需求，从而导致了人才源源不断流出乡村。“离土”的潮流导致了乡村智力人力资源的持续流失。新中国成立以后特殊的“逆城市化”只是一段短暂的实践，并未从根本上扭转人才流出乡村的格局。改革开放之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离土”潮流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导致乡村几乎成了人才的荒漠。

      城市化发展带来了乡村的衰落这一负面的结果，但同时，也生产出了乡村的经济社会价值的稀缺性。“归土”渐渐成了城乡关系变化的一个新的变量。乡村的人才问题开始进入学者和政策界关注的视野。政策界更加关注人才缺失条件下的乡村治理问题。乡村缺乏致富带头人和经营人才也日益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瓶颈。国家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机制如提升村干部福利报酬，派驻村第一书记，甚至推出村干部准公务员化等措施来解决乡村治理人才缺乏的问题。但是，乡村经营管理人才则很难通过行政化的途径来解决。

      乡村CEO在几个村庄工作的遭遇呈现出了乡村人才问题的复杂性，这一复杂性超越了人才本身。现代化制度下人才的培养无论从社会价值还是知识技能方面都是趋现代的。Ｆ村乡村CEO选择应聘就是看到了“CEO”这个现代的名字。他们到乡村寻找另一个“现代”。然而乡村社会是一个“行政的社会”和“乡土的社会”，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城市里的公司。他们到了乡村就进入了一个“文山会海”的基层行政系统和没有经营管理的形式上的“公司”。在这样的系统中，他们无法充分发挥经营管理的作用。乡村的合作社或公司的领导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企业的领导。乡村CEO到了村里成了“没有董事长”的CEO。乡村CEO的这一遭遇呈现出了“场域错位”的现象，折射出了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困境。如果乡村作为一个整体不能成为市场主体，那么即使拥有经营管理的人才，从经济角度讲，乡村的振兴也很艰难。与上述问题处于同一维度的是乡村的共同体特征。土生土长的乡村CEO在按照市场企业的规范管理合作社时往往遭遇到乡村共同体社会关系的困扰。乡村社会关系是乡村共同体的伦理基础。而面向市场的现代企业则是基于利益和个体劳动分工的市场机制。乡村CEO遭遇到的人情和面子的困扰是两个不同机制之间张力的结果。

      另一方面，土生土长的乡村CEO又缺乏现代企业所要具有的链接市场的社会资本。从现代化的视角看，乡村CEO遭遇的困境是一种嫁接现代性的困境，这一困境体现在现代嫁接传统的过程中。首先是企业的人与乡村的人两种属性的嫁接。乡村CEO的属性首先是乡村的人，受到乡村共同体中各种社会关系的约束，这在那些从乡村成长起来的人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而CEO这一企业的人的属性则对应着基于个体主义的面向市场的一整套现代管理观念和规则。从乡村的人到企业的人身份的变化意味着传统与现代两套观念形态的嫁接。第二是乡村CEO代表的现代市场与乡村社会的嫁接。无论是合作社抑或其他形式的乡村集体经济组织，虽然具有市场经营的功能，但大多数并不是基于个体建构起来的独立的市场主体，与其说他们嵌入在市场之中，不如说他们嵌入在乡村之中。虽然新的制度新的观念要实现对旧的制度和观念的嫁接，一定程度需要基于原有的社会网络，但在乡村CEO的案例中，不难发现，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给新的制度观念的发育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因此乡村CEO的企业在满怀信心准备进行市场化运作时，往往发现自己要么被乡土社会的共同体逻辑所主导，要么很难摆脱行政社会准科层逻辑的影响。乡村CEO的遭遇背后是乡村现代化的问题。

      英格尔斯（Alex Inkeles）说，工厂、企业是人的现代化最好的场所。但是，如果按照现代企业的逻辑来经营乡村，势必要打破乡村原来共同体的关系结构，在外部资本进入的条件下极易损害基于乡村社会网络的农民的主体利益。然而，想要从乡村共同体内部发育或建立现代企业管理结构又异常困难。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验看，乡村的人才问题需要在乡村整体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框架下来实现突破，而非相反。

[作者李小云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徐进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乡村发现转自：《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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