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头条|朱启臻:让“三农”问题不再成“痛点”
“玉米”之所以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原因是我国的粮食结构出了点问题，有的农产品品种多，比如玉米，出现了阶段性供大于求；而有的农产品则品种欠缺，比如大豆。可见，我国的农业结构改革势在必行，既要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同时还要提高农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使农民得到更多收入。
“三农”稳，国家安。作为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在农业社会学、农村社会学、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文化、农民组织与农民教育等领域取得丰厚成果。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十三五”是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五年，也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五年，必须要抓住中央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机遇，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建设好美丽乡村，补齐“三农”短板，让“三农”问题不再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痛点”。
2015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442万人。而在“十二五”期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从2010年的1.66亿人减少到2015年底的6000万左右，共减少了约1亿人。
“我们的脱贫工作，不能简单看作只是消除一串数字。”朱启臻认为，随着扶贫攻坚进入最后阶段，扶贫难度会越来越大，“数字脱贫”不能称作真正的脱贫，脱贫工作的核心是，要让贫困人口彻底拔掉“穷根”，与全国人民一道同步全面小康，真正过上幸福的、有质量的生活。
朱启臻说，当前“三农”工作的难点还是如何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尽管我国农业实现“12连增”，但是“卖难”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农民生产什么，什么就会过剩。中央多次提出农业结构改革，但在具体的政策落实上，操作性、实效性依然差强人意。相信中国农民都在担心，到底2016年种什么才能卖得出去、能卖一个好价格？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农业的发展。
“扶贫最有效的措施还是要发展产业，我们该发展什么产业，选择什么产业才能够让农民有收入呢？这涉及到精准扶贫问题，是‘三农’工作的‘痛点’。”朱启臻说，政府工作报告专门强调玉米问题，说明我们在农业产业结构引导方面工作没有做好，不能再让农民为“盲种”付出更多代价。
“从2016年到2020年，用五年时间帮助全国6000万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时间紧任务重，不容半点懈怠。”朱启臻说，如果仅按收入指标来宣布脱贫，全国很多地方都不成问题。实际上，现在很多地方贫困人口的收入已经在贫困线以上，但仅仅是一个收入数字，收入不稳定，且可持续也存在问题。精准扶贫不能仅盯一个收入指标，重点是要关注农民的生活质量，因为收入与生活质量并不总是成正相关的。比如说一个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可以靠打工赚钱脱贫，但是由此导致了夫妻分离、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问题，绝对不是幸福生活。
“物质上脱贫，精神上返贫，是新时期‘三农’工作必须解决的问题。”朱启臻说，从解决温饱到关注生活质量，关注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应该是扶贫攻坚阶段重点考虑的问题。中央有决心实现同步全面小康，当然就有信心跨越6000万这道坎。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新型城镇化这一议题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首当其冲。其中，“十三五”期间要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完成约1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推动农民进城，一度成为引发“三农”问题争论的焦点：农民都进城了，农村怎么办？农业怎么办？
朱启臻认为，农民离开土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追求高收入，一个是希望舒适的生活。城市生活更方便、快捷，享受城市繁华和城市文明，是全世界年轻人的共同向往，新型城镇化主要是吸引这些人进城安家落户。我们说农村复兴和农村发展，不是让进城的人都返回到乡村，也不是要把年轻人都留在乡村，而是要创造城乡自由流动的制度和空间，为愿意到城市生活的人创造融入城镇的条件，给他们实现城镇化梦想的机会。这样才能给留下的农民腾出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样的道理，有外出打工后又返乡的有文化有见识的农民工，有热心村落保护的年轻人，有人愿意种地，还有一些怀旧的中老年人，他们向往乡村生活，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回归田园的舞台？
但这些年我们的城镇化受到一些体制机制的制约，使农民工融不进城市，同时，有些地方也切断了人们返乡的路。这其中主要源于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宅基地流转等各种政策或体制的限制。朱启臻说，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打破一些制度壁垒，让未来的城乡关系实现城乡发展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中央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治愈’农民离开土地的一剂良药，它给延续农村文明、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契机，也让吸引农民回归田园成为了可能。”朱启臻认为，新型城镇化是缩小城乡区域差距的“关键一招”，既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也有利于释放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建设美丽乡村，留住美丽乡愁，关键要给返乡的人留下一条返乡的路。”朱启臻说，从理论上否定乡村文明，从行动上抹灭乡村建筑，都是很可怕的事情。一些地方盲目推动拆村并居，没有尊重大多数农民的根本利益，也没有落实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涵。新农村建设不能复制城市建设的思路，更不是把乡村变为城市，而是要少拆房、少填湖、少砍树，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
朱启臻说，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同质化，要明确好城乡功能定位，进而实现城乡功能互补。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乡村不仅不应该消失，而且应该变得越来越美丽，既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留得住新型农民，更要发展得起产业，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载体。
“必须认识到，中国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很难关起门来保护农业。我们会不断完善惠农、富农政策，同时，也要通过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破解农业发展难题。”3月4日下午，李克强总理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经济、农业界委员并参加讨论时说，“一家一户的一亩三分地，很难进行大规模机械操作，提高生产效率。所以要在继续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根据中国国情，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生产效率，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这实际上也是激发农业中的‘新经济’。”
粮食产量“12连增”已经将传统农业增产潜力发挥到极致，继续增产面临一些现实困境。那么，如何才能激发农业中的“新经济”呢？朱启臻认为，破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总理所说的“用工业的方式发展现代农业”。
首先，要将工业技术和工业产品广泛应用于农业，如地膜、灌溉技术、农业设施、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特别是目前倡导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不可能脱离现代工业文明成果而独善其身；其次，农业产业化必须借鉴工业的方式，或者说，农业产业化本身就是工业方式的体现，从选种、种植到农业科研、农民教育，再到农产品加工、运输、存贮与销售，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应借鉴工业的方式，打通农业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最终实现产业的融合；其三，借鉴工业的管理方式和组织方式，如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效益、组织的理念等，为现代农业组织的构建探索基本原则和方法。
朱启臻说，农业和工业是两种生产方式，所遵从的规律不同，不能机械地把工业方式移植到农业领域。比如，有一家农业企业承包了农民的土地，雇用农民在地里干活，要求农民必须像工厂工人那样统一着装，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按时上下班，遭到农民的抵制和嘲笑。因为这种做法忽视了农业的特点，往往使农业生产成本增高、劳动质量下降、风险增加。而且，野蛮套用工业的方式发展农业还会导致对环境的破环，“新经济”从何谈起？
激发农业“新经济”，需要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推动，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特别是要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朱启臻认为，强农首先要增强农业的竞争力，要不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如永久基本农田的特殊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等，必须强力推进落到实处，千万不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伤害民生根基。
其次，农民收入增加了，生产能力提高了，还有农民的联合才能持续发展。要把农民组织起来，现在最好的组织形式就是合作社，中央已经建议尽快修改和完善合作社法，这是合作社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可以学习、借鉴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社成熟经验，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
其三是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为农业“新经济”的繁荣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农民和经营者。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说到底，关键在人。没有人，没有劳动力，粮食安全谈不上，现代农业谈不上，新农村建设也谈不上，还会影响传统农耕文化保护和传承。”因此，吸引有志于农业的年轻人务农，把他们培育成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就显得尤为重要。
自从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互联网+”理念以来，“农产品进城，工业品进村”的电商模式被称作农民的“福利”，许多地方都把发展电商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一招”、民生工程。
“不可否认，农村电商对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确实有益，它可以帮助农民拓展获得信息的渠道，信息方面互通有无，条件好的可以通过网购获取生活用品，但是电商解决不了农产品卖出的根本问题。”朱启臻说，农业是个极其特殊的产业，互联网在农业上发挥何种作用，取决于人们对农业的认识和对农业特点的把握。特别是在广袤的乡村，目前电商在流通环节发挥作用不大，因此要因地制宜发展农村电商，农业不要指望“一网就灵”，不要把电商太神话了。
首先，互联网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卖出难。农产品的产销对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目前我国农产品卖出难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的相对过剩，互联网局部解决农产品卖出难是可能的，但是由于农产品刚性需求和消费具有可替代性特点，一个产品销路好了，意味着增加了另一个农产品的销售难度；一个生产者的产品卖出去了，意味着另一生产者积压了更多产品。此外，农业的季节性和周期性使农业难以像工业生产那样根据获得的信息及时调整生产决策，因此，无论农业信息如何及时，无论供销信息如何对称，都不可能成为农民调整种植或养殖结构的完全充分依据。
其次，互联网不能取代农民的劳作。有文章描绘了未来互联网农业去农民化的情景：通过农业物联网技术完成播种、管理、收割等一系列农业活动，未来坐在办公室或者汽车里通过手机就可以实现种地。应该看到，这些农业物联网技术在迅速成熟达到可以应用的程度，也预示了未来农业科技发展的某些方向。但事实上互联网农业并不能降低生产成本，相反需要更高的投入和更高素质的劳动者的维护与使用。此外，农业的自然性和生命性，决定了农业的发展方式既不是工业的方式，也不是互联网的方式，只能按照农业自身的方式来发展。农业的方式决定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业制度和农业组织形式，违背了这些特点和基本规律，农业发展就会误入歧途。“互联网和农业机械、农业科技一样，仅仅是农业发展的技术和工具。”朱启臻说，互联网不是农民普遍增收的灵丹妙药，农业问题的最终解决依靠农业制度的创新，需要政府的支持，需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需要创新农民组织，需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确认识农业特点，正确认识互联网的作用，才能克服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浮躁情绪，促进农业健康发展，才有利于互联网在农业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对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政策，鼓励农户依法自愿有偿流转承包地，开展土地股份合作、联合或土地托管。
在当今中国，“家庭农场”发展模式并不让人陌生。特别是随着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推进，家庭农场将成为农业经营的重要模式之一。从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到农业部下发的《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还是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的提及，都说明了国家对这一经营主体的重视。
“家庭农场就是规模化的农户，就是以家庭劳动力为主要劳动力的农业经营单位，它继承了农户优点，还克服了农户的缺点。家庭农场是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朱启臻表示，家庭农场的规模就是家庭成员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能够经营的规模，哪怕只有两亩地，建设了两个温室，只要有其发展特色、能养家致富，它就是家庭农场。家庭农场可以是微型的，也可以是大型的，看经营什么内容。很多地方的家庭农场走入了规模越大越好的误区，一些地方甚至以搞“家庭农场”为名，强制农民流转土地，使土地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由此导致一系列问题，必须警惕。
朱启臻认为，家庭农场的发展也有“上下限”，下限是生计标准，其收入不用兼业即可满足家庭成员的基本需要。上限则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家庭成员可以经营的最大面积，这是适度规模经营的范围。在黑龙江，一个农民开着最现代化的拖拉机可以种三百亩地，但在贵州山区，也许一个人的最大能力就只能是十亩地，所以必须因地制宜。
“发展‘家庭农场’不等于再进行一次‘土改’。中央反复强调我们要守住一条底线，这条底线就是农民土地承包权是长久不变的。只有长久不变才能够为土地流转创造条件。”朱启臻说，我们不能来回折腾土地，所以种粮大户也好，家庭农场也好，必须要建立在农民对土地稳定权益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实现这种流转。千万不能把现代农业理解为靠行政手段把土地集中流转给某个人或某个企业，这种做法是违背农业发展规律的。
“在农业实践中，不要把规模化、专业化、机械化等作为现代农业的本质特征。现代农业的本质特征应该是衡量其可持续发展和产出能力。”朱启臻说，现代农业最理想的组织形式是多样化的家庭农场，特别是种植业与养殖业结合的家庭农场，既有助于避免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还可以实现有机循环，赋予家庭农场更多生机。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西部开发网--西部开发报（记者胡政 沈海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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