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韩洪云等：农基社会：历史演进及其取代工业社会的八条理由

一、从狩猎采集社会到农基社会

200多万年前，人猿相揖别，世界的许多地区开始出现人类。在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考古人员发现了石器工具、动物遗骸以及可能建造过窝棚的基址，这可能是我们所知晓的祖先最早的活动证据。最初的人类，依靠打猎、捕鱼、采摘为生。这一阶段，我们称之为狩猎采集社会。有学者认为这是一段美好时光。Richard Lee发现，衮山人每天的工作时间只有几个小时，其余的时间他们都用来惬意地休闲。Maishall Sahlins称这一阶段为“丰裕的原始社会（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因为此时人类所有的物质欲望都可以“轻易得到满足”（Stirling P. & Sahlins M .，1975）。大多数学者相信，狩猎采集社会对应的是贫乏，而远非丰裕。大自然的原生供养能力相当有限，仅仅是喂饱一个人的肚子，就需要广袤的土地。按养活一个25人组成的群体来估算，加州克拉玛斯的印第安人需要15平方公里的土地，非洲的哈特扎土著需要163平方公里，以猎取驯鹿为生的爱斯基摩人则需要6400平方公里的生存区（Hassan & Fekri A., 1975）。人类狩猎采集所得，不但品类有限，而且数量也无法得到保证，事实上，那一阶段的祖先在大多数的日子里都面临着能否获取足够热量以维持生命所需的严峻考验。狩猎采集社会占据了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人类祖先们经年累月地重复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疲于奔命以勉强糊口的窘迫生活。

经过漫长的演化，直到大约1万年前，世界各地的祖先才开始陆续进入农业社会。Vere Gordon Childe认为这是环境变化的结果，Lewis Binford认为这是人口压力使然，Brian Hayden则认为农业是社会竞争的产物。考古发现证实，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的驯化始于距今1万年前后。这一阶段，人类在长期的采集、渔猎生活积累的经验基础上，熟悉掌握了一些动植物的习性，开始驯养繁殖动物和种植谷物，从而进入了原始农业阶段。学者们对此有过详细地论述，并对新月沃地、中国、安第斯山区和美索美洲农业独立发源的经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贾雷德·戴蒙德，2016）。进入农业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进步为食物的生产者，稳定持续的供给取代了之前的偶然所得，攫取性经济转变为生产性经济，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有很多定义，一般来说，它主要是指人类利用植物和动物的生长发育过程获取生活资源的生产行为。广义上讲，农业就是第一产业，所有以自然生物为生产对象的产业都属于此类，例如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等；狭义上的农业范围相对有限，只包括种植业和由种植业提供饲料来源的家畜饲养业（赵志军，2020）。虽然农业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大大加快了其演进的步伐，但其在全世界的推广仍然缓慢。大约公元前8000年，农业发源于中东地区，而发展到希腊地区却过了整整2000年，再花2500年的时间，才被推广到大不列颠岛屿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农业至今才一万余年的历史，和整个人类历史相比非常短暂，但它却是绝大多数早期文明最主要的经济部门，没有农业，就没有人类文明（Henri J.M Claessen & Peter Skalnik，1978）。

工业革命的提法，首创者是恩格斯，但直到英国的汤因比在1884年出版《工业革命讲演集》后，这一概念才被大众所普遍接受。按照菲利斯·迪恩的观点，工业革命是一场深远的经济变革，生产力低下、增长停滞的农业经济在变革中转向生产力发达且增长持续的工业经济。Samuel Smiles赞扬工业革命是“一场财富和繁荣的收获”（Samuel，1911）。机器生产和工厂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传统的作业模式，在制度和规则的配合下，化石燃料推动机械释放出惊人的产能。这场被Karl Polanyi称为“大转型 (Great Transformation) ”的工业资本范式旋风般席卷全球（Polanyi，1957）。最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成为了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同时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最强盛的国家。19世纪的百年时间里，英国的原煤产量增加了20倍，生铁产量增加了30倍，原棉进口增加了30倍（Briggs,1987）。进入工业社会是人类的一次伟大飞跃，随着生产力的极大提升，巨量的社会财富被创造出来；同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工业革命之后的250年里，人类生产和消费的产品种类从不到1000种增加到接近100亿种，而根据2017年10月的统计，光在亚马逊网站上销售的商品就有5.98亿种（张维迎，2018）。恩格斯说，“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

在不到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工业社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和挑战，包括资源、环境、可持续等一系列问题。学界普遍认为，工业社会非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对地球资源、环境和生物的多样性构成了严重威胁，甚至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一些学者相信，由于工业文明存在一系列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其发展已经逼近极限，人类生存的安全警戒线正在受到挑战（Rockström & Johan，2009）。

有鉴于工业社会的不可持续，人们积极探索未来的社会形态，生态社会、信息社会、智能社会等概念应运而生，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现有的发展模式进行修正。上述概念各有所长，但对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上尚未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案。笔者结合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农基社会(Agrobased Society)这一概念（韩洪云、夏胜，2018）。所谓农基社会，即以现代农业来主导社会生产，人类所需生产生活资料全部或主要基于农业产出来提供的社会形态。为了完整地阐述这一概念，在此作四点补充：

1、关于农业的定义。农业的定义有很多种，其核心特征是以生物为生产对象，依靠生命过程来实现生产目的。传统的定义中一般会突出动物和植物，这主要是由于受技术所限，古代的农人还对其它的生物缺乏掌控能力。生物最基本的特征是新陈代谢，由非细胞生物、原核生物及真核生物组成，动物、植物、细菌、真菌甚至病毒都包括在内。种蘑菇、饲养蓝藻、培育微生物甚至是细胞级别的活动，虽然与动、植物无关，但就本质上说仍然属于现代农业的范畴。

2、关于人类社会的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需求愈来愈多元化，但就物质层面而言，食物、能源、材料和生态环境，应该是其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需求。农业社会中，这些需求几乎全部由农业来满足。工业社会，由于化石能源和其它矿产资源的大量开采，农业在满足人类物质需求方面所占的比重显著降低。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主要体现在其对人类需求的满足程度和满足方式上。从物质和经济角度理解，食物、能源、材料和生态环境是否得到了充分且科学的满足，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准。

3、关于农产品。传统意义上的农产品主要包括食物和一些初级原料，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农产品的种类越来越丰富。根据前面农业的定义，利用生物生命过程生产的产品都属于农产品。受惠于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发展，现代农业能够生产出的产品已远超传统农人的想象。能源作物的栽培技术趋于成熟，在替代传统化石燃料方面已经有了重大进展；生物材料的研发突飞猛进，已经能够越来越广泛地替代传统金属与非金属材料；生物计算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可望成为未来计算机的发展方向；用生物分子制作的芯片，在存储、运算等功能上展现了其独特的优势……假以时日，未来农业能生产的产品可能会满足人类绝大部分甚至是全部需求。

4、关于农基生产方式。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尽可能地借助生物的生命过程而非机械力量来完成生产任务；二是充分利用生物能源而非化石能源；三是以生物材料来替代各种矿物材料；四是生产过程即代谢过程，废弃物可在再次代谢中分解，是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

二、农基社会取代工业社会的八条理由

1、碳循环。在工业革命以前，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大约为275ppm，其后逐年增加。到上世纪50年代增加到315ppm，2014年4月首次突破400ppm，2017年4月首次突破410ppm。2019年5月，浓度均值已经达到414.7ppm，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也是数百万年来的最高。然而，除了少数的科学家之外，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对这个问题缺乏足够的关切，最新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评估报告描述大众的反应为“一切如常”，这是最糟糕的情况。如果继续“一切如常”，2100年，这一数值将达到1370ppm，2250年到达2000ppm。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升高将引发环境灾难，全球气候变暖所导致的一系列灾变会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

工业社会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每燃烧1吨煤，会排放2.5吨CO2，燃烧1吨石油会排放3.1吨CO2。据美国气候责任研究所分析，从1965年到2017年，全球碳排量及能源相关沼气总量是1.354万亿吨，而同期仅20家化石燃料公司就制造了4800亿吨的碳排放量，占到全世界的35%。2018年全球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CO2排放量高达365.7亿吨，2019年更是高达368亿吨。

面对严峻的环境压力，各国政府及国际间组织采取了一系列行动。2020年9月22日，中国政府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习近平，2020）减少直至停止使用化石燃料是减少碳排放最有效的措施，而通过生物捕获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是碳中和最可行的措施。地球上的生命是碳基生命，农基生产过程就是碳循环过程。生物通过光合作用将 CO2和水结合形成碳氢化合物，在此过程中将太阳能储存在化合物的化学键中。以生物质替代化石燃料，既满足了人类的能源需求，又实现了碳循环，2000年全球以生物法生产的可再生液体燃料已近1 000万吨（邢雪荣、刘斌，2007）。2018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138.65亿吨油当量，而每年新产生的生物质超过1700亿吨，折算成标准煤850亿吨或油当量600亿吨（闫强等，2009）。考虑到还有大量的未利用土地以及技术进步因素，生物质的产量尚有相当大的空间，理论上完全能够满足人类的能源需求。除了生物质之外，生物光伏、生物制氢在清洁能源领域同样会大有作为。

2、资源利用。工业社会建立在资源大量消耗的基础之上。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消费水平急剧上升。以黄金以例，19世纪之前人类总共采掘不到1万吨，整个18世纪的100年里也只有200吨，而19世纪后50年世界黄金产量却超过了之前的总量，2013年一年就高达2,770吨。人类对其他资源的消耗更为巨量。仅20世纪的100年，世界各国已消耗1420亿吨石油，78万亿立方米天然气，2650亿吨煤，380亿吨铁（钢），7.6亿吨铝和4.8亿吨铜以及大量其他矿物资源。从1900年到2012年，全球钢的年消费量从0.6亿吨增加到15.2亿吨，铜从50万吨增加到2045万吨，铝从6800吨增加到4573万吨。2012年，全球一次能源、石油、煤炭、天然气的消费量分别为125亿吨油当量、41.3亿吨、74.6亿吨和33144亿立方米，和2000年相比增幅分别达到33.6%、15.3%、59.3%、37.4%；粗钢、铜、铝、镍的消费量分别为15.2亿吨、2045万吨、4573万吨、175.5万吨，增幅分别为78.8%、34.6%、80.2%和49.8%。除非人类的发展模式出现根本性的变革，否则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消费增长的趋势还将持续。据预测，203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为180亿吨油当量，在2011年的基础上将再增加47%，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需求量将分别高达92亿吨、49亿吨和5万亿立方米。与人类无限的需求相比，地球上有限的存量矿产资源只能算是杯水车薪。从静态可采储量来看，全球主要资源在几十年后都将消耗殆尽。200年后，地下将不再有煤炭以及其他的26种矿物；100年后，铁、钴、铝等21种矿石将难觅踪迹；50年内，石油、天然气、钨、磷、钛等会变得极为罕见；仅仅20年之内，锌、铅、金、银等就将被人类耗尽。

近年来，原料短缺时有发生，不仅是常规的矿物，即使是极其丰裕的沙子，也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为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还在2014年专门发布《沙子，比你想象的更稀缺》报告。除非我们对现有的生产方式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否则原料短缺的局面将会越来越严重。农基社会的生产主要藉由生命过程来实现，对于碳基生命来说，除了碳、氢、氧之外，其余的元素需求都是微量的，并且，随着生命过程的循环，这些物质最终都实现了循环，因而，只要是生命所处的环境没有发生大的灾变，生产将得以永续。

3、环境污染。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之一是垃圾产量的显著提高，至少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如此。根据《城市生活垃圾——前世今生》这本书的统计，一个巴黎人在1872年平均每天要扔200克垃圾，1922年这个数字是700克，到了1994年，高达1600克（唐平等，2012）。工业社会里，垃圾数量越多种类越繁。现在，整个法国一年需要清理2000万吨生活垃圾和600万吨丢弃的大件物品。2016年，英国的一个科学调查团队曾经作过统计，人类创造出来的垃圾已经高达30万亿吨之多。工业社会的垃圾不仅量大，而且处理难，危害大。自1907年列奥·亨德里克·贝克兰（Baekeland，Leo Hendrik）发明酚醛塑料并成功注册专利以来，塑料工业开始迅猛发展。1950年全球生产了200万吨塑料，2015年则增加至4亿吨。迄今，人类一共生产了超过90亿吨各种各样的塑料，其中已有超过70亿吨彻底成为废弃物。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50年全球将有大约120亿吨塑料垃圾。预计到2025年，海洋里每条一千克的海鱼，在其生活的海域就会有330克的塑料，而到2050年塑料的重量将超过海鱼的重量。有研究人员测算，现代人平均每年大约会摄入7.4万至12.1万个微塑料颗粒，一个成年男性每天通过嘴巴摄入142个微塑料颗粒，通过呼吸摄入170个微塑料颗粒。电子垃圾成分复杂，焊接处的铅、电阻和半导体中的镉、印刷电路板(PCB)中的水银、金属镀层中的铬、电池中的镍或锂，以及主板中的铍等，对地下水、土壤和空气造成严重的污染。国际电信联盟ITU（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发布的“2017年电子垃圾报告”指出，2016年全球共产生4470万吨电子垃圾，2021年将增加到5220万吨。人类的生活垃圾只是废弃物的一部分。根据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9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2018年，200个大、中城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达15.5亿吨，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达4643.0万吨，医疗废物产生量81.7万吨，生活垃圾产生量21147.3万吨。2018年，重点发表调查工业企业尾矿产生量为8.8亿吨，粉煤灰产生量5.3亿吨，煤矸石产生量为 3.5 亿吨，冶炼废渣产生量为 3.7 亿吨，一般固体废物产生总量超过32亿吨。

农基社会同样会有废弃物产生，但其主要是生物代谢的结果，这些废弃物的成份相对简单，并且基本上都可在自然环境中降解，被其他生物再次利用。此外，在治理存量环境污染方面，农业或者说是生物的方式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彻底的效果，湿地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现在，利用基因重组微生物分解一些有毒的工业废弃物、利用生物膜来处理废水等已经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相比较之下，用理化方式来治污，不仅治理效果有限，其本身还可能会产生新的污染源。

4、熵增。1850年，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Rudolph Clausius）发现，不可能把热量从低温物体传向高温物体而不引起其它变化，热传导的方向是从高温物体向低温物体，如果这个方向反了，就需要消耗能量或者会引起其他的变化。这就是著名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克劳修斯创造了单词entropy，胡刚复教授将其翻译为新造的汉字“熵”。熵是一个表征物质状态的基本参量，其物理意义是对一个体系混乱程度的度量。对于一个孤立系统来说，其熵一定会随时间增大，当熵达到极大值时，整个系统达到最无序的平衡态。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说：“一个非活的系统被独立出来，或是把它置于一个均匀的环境里，所有的运动由于周围的各种摩擦力的作用都将很快地停顿下来；电势或化学势的差别也消失了；形成化合物倾向的物质也是如此；由于热传导的作用，温度也变得均匀了。由此，整个系统最终慢慢地退化成毫无生气的、死气沉沉的一团物质。于是，这就达到了被物理学家们称为的热力学平衡或‘最大熵’——这是一种持久不变的状态，在其中再也不会出现可以观察到的事件。”熵増的普遍性意味着世界上一切事物发展的自然倾向都是从井井有条到混乱无序，最终走向灭亡。爱因斯坦（A. Einstein）认为，“熵理论对于整个科学来说是第一法则”。宇宙热寂论认为，“宇宙越是接近于其熵为一最大值的极限状态，它继续发生变化的可能就越小；当它完全达到这个状态时，就不会再出现进一步的变化了，宇宙将永远处于一种惰性的死寂状态。”

农业生产是生命过程，也是一个熵减过程。1943年，薛定谔在演讲中说，“自然万物都趋向从有序到无序，即熵值增加。而生命需要通过不断抵消其生活中产生的正熵，使自己维持在一个稳定而低的熵水平上。生命以负熵为生。”翌年，薛定谔《生命是什么》中详细阐述了他的理论，在以DNA为标志的现代生物学发展中起到了引领作用。科学家们普遍认为，生命现象是高度有序的，生命使其内部的熵降低。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将生命体看成是一个“耗散结构”，是一种远离平衡态的开放体系，它可以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从而可能实现原有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演进的过程，并且通过耗散物质和能量来维持这一过程。建立耗散结构可以有效的避免熵死。彭罗斯（R. Penrose）认为，生命的耗散结构让太阳的低熵能量为其所用，离开了生命，地球仍将陷入熵增的死循环。从熵减的角度来理解农业，我们就不至于把农业仅仅看成是一个简单的产业部门，而应该把它看成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系统，甚至是人世间一切财富的来源、一切活力的根本。

5、技术可能。科技的进步使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和最终产品都与传统农业相比有了极大的不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科学界对细胞及控制细胞遗传特征的基因的研究逐步深入，基因重组和细胞融合技术可以更有效地让生物体生产人类所需要的物质，从而使农业及其产品有了更多的可能。新品种新技术不断涌现，新的作业方法新的应用领域都在颠覆着传统的农业。新的技术让现代农业不只是生产出种类越来越多，营养愈来愈丰富的食物，而且在各个领域尽可能满足人类的需求。未来农业将会为全社会提供所需的大部分能源，为工业生产提供尽可能多的材料，同时还将为我们创造更加清洁可持续的环境。

不同的新科技都在推动农业的进步，其中尤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为甚。比尔·盖兹早在一九九六年就认为，“生物科技将像电脑软体一样改变这个世界”。借助生物科技的力量，未来的农民将会在作业地里生产出人类所需要的绝大多数物品和原料，大米、蔬菜、瓜果、肉类，甚至是燃料、药品、建材、传感器、芯片等。当前，各国都高度重视生物技术的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出台相应政策对此进行战略部署。2012年，美国发布了《美国支持生物经济的国家生物经济蓝图》，欧盟在《创新以实现可持续增长：欧洲的生物经济》中，列出了包括转基因作物、林业、渔业、生物制药、新分子实体、生物标志物和基因检测以及生物燃料、生物化学品、原料生产工业用酶、生物传感器、生物修复、资源提取和生物精炼在内的重点领域；2014年，OECD确定了生物产业结构中的 3 个主要细分产业——生物医药、生物农业和生物工业（白京羽等，2020）。

生物技术在近年来的迅猛发展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为农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根据学者的统计，1901-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与生命科学有关的达40项，占比超过1/3。(任衍钢等，2012) 而2002-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与生命科学有关的达8项，占比超过1/2。2018年更是生物科技大年，有8位科学家分获三大自然科学奖，其中4位都与生物技术发展有关。2020年的新冠疫情，进一步为生物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催化剂。越来越多的人相信，21世纪是生物技术世纪，生物技术的成就改变着农业的业态，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6、增长瓶颈。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工业社会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人类对工业社会在环境和资源方面的侵蚀保持了容忍，从而为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工业社会发展到今天，其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优势正在削弱。近年来，世界经济“脆弱、不均衡并被风险所困”，正在面临着长期维持低增长的新平庸时代（new mediocre）的威胁（拉贾德，2014）。学界盛行的“degrowth”概念，正是对工业社会生产型经济逼近地球承载极限的一种理性认知。人们认识到，地球承载极限为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红线，在增长范式没有发生根本性调整之前，“degrowth”趋势不可避免，未来的可持续平衡可能会建立在经济的长期衰退基础之上（Garcia，2012）。近年来工业技术在能源和算力等诸多领域都面临瓶颈，工业经济已经来到空气稀薄的“科技高原”，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并将持续处于“大停滞”时代（泰勒·考恩,2015）。从历史上看，每当经济增长出现瓶颈的时候，就会催生社会变革或技术突破，困难中孕育着机遇，倒逼人们寻找新的增长路径以破解当前的发展难题。

熊彼特认为，“当技术因素与经济因素冲突时，它总得屈服。……在一定的时候所使用的每一种生产方法，都要服从经济上的恰当性”。采用何种生产方式，关键是其是否具备经济上的恰当性。人们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是无止境的，这就决定了社会变革没有止境。农基社会是对工业社会无法持续这一自身矛盾的突破，这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调整必然引致增长范式的根本性改善，在这种背景下，各经济部门将会得到重构，经济资源将会迎来重组。当环境、资源等制约瓶颈得到消除之后，可以预期整个社会经济将迎来新的增长机会。

7、否定之否定。康德将否定之否定法则作为构成先验范畴结构的形式，从而创造性地将其引入思维领域。康德认为，“否定的自身统一是一切这些规定的基础。但是，在这里，第一次的否定，即一般的否定，当然要与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区别开；后者是具体的、绝对的否定性，而前者则仅仅是抽象的否定性。”。黑格尔对康德的思想充分认同，他认为，否定之否定是以三段式展开的，即正题—反题—合题，“伟大的 (辩证法) 概念的本能使得康德说:第一个范畴是肯定的, 第二个范畴是第一个范畴的否定, 第三个范畴是前两者的综合。……在这里虽只是公式, 在自身内却潜在着绝对形式、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发展了否定之否定, “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 就是辩证运动”。否定之否定规律意味着, 事物的发展往往是通过三个环节、两度否定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矛盾的对立面进行了两次转化。发展过程中的每一阶段，既是对前一阶段的否定，也会被后一阶段再否定。发展运动以一个周期的形式来展现，新的阶段以更高的形态来展示旧的阶段的某些特征，“高级阶段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 使得发展“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复归”, 仿佛是“回到出发点的运动”，从而构成事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周期性螺旋式的发展过程。

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有着“极限真理”之称，一再被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所证实。工业社会以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否定了农业社会，但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内在的矛盾便无法为自身所克服，农基社会再次否定工业社会。农基社会看似农业社会形式上的回归，但实则不然，它继承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优点，是它们内容上的升华。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有了突破性的进步，生产力有了长足的发展，生产方式有了颠覆性的变革，人类的需求得到了更充分的满足。

8、生态意识。通过从不同视角对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和“价值中立计量”理论进行审视,学者们对其中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和理性计量的偏执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成本—收益”的分析曲线在未来经济学的发展中应该赋予新的变量（Bryant J., 2008）, 人类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决策中不能忽略整体环境因素。为了对环境价值进行严谨量化，生态经济学家们对此进行了详细地研究。通过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他们证明了环境因素不应也无法被忽略，按虚拟价格来计算，全球生态系统的价值为33万亿 (兆) 美元, 大约两倍于当时的全球生产总值（Norton B G & Noonan D., 2007）。工业社会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生产各种产品，同时也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对环境进行破坏。1962年，Rachel Carson出版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引发了一波全球生态大讨论。作者对以DDT为代表的杀虫剂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广泛使用给人居环境造成了可能是永久性的损害。这本书在1962年的整个秋季都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Rachel Carson在作品中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科学性、前瞻性、长远性思考，受到了大众的欢迎，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1987年,叶谦吉首次用了生态文明这一提法。他从生态哲学的角度指出, 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 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 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叶谦吉，1987）。随着工业社会后期环境问题频发，全社会的生态意识有了显著的提升。

生态意识对工业社会转型的意义巨大。为了顺应民众的呼声，政府及有关国际组织将生态保护和清洁生产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并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对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进行约束和处罚，对先进的技术进行鼓励，为工业社会向农基社会转型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媒体的宣传让民众们在生活和消费习惯上进行自我改良，更多人的会选择环境友好商品，甚至愿意为此付出更高的价格，这为农基社会的初期提供了可持续改善的商业环境。生产者和研发人员在生态意识和商业价值的双重驱动下，更有动力变革生产方式，从而为农基社会的实现提供了供给主体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Asa Briggs,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London,1987,p.217-218.

[2] Bryant J.Thermodynamics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M].Vocat International Ltd, 2008.78-105.

[3] Garcia E.Degrowth, the Past, the Future, and the Human Nature[J].Futures, 2012, 44:546-552.

[4] Hassan, Fekri A. "Determination of the size, density， and growth rate of hunting-gathering populations."Population, ecology, and social evolution. De Gruyter Mouton, The Hague, 1975. 27-52.

[5] Henri J.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ik.The Early State[M].Hague:Mouton Publisher,1978.

[6] John Murray,Smiles S..Self-Help:With Illustrations of Conduct and Perseverance,London,1911,p.112

[7] Kason R.Silent Spring[M].Houghton:Mifflin Company (Anniversary edition) , 2002:3-9.

[8] Norton B G, Noonan D.Ecology and Valuation:Big Changes Needed[J].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3 (4)：667

[9] Polanyi K.The Great Transformation[M].Boston:Beacon Press, 1957:6.

[10] Rockström, Johan. 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J]. Nature, 2009.

[11] Stirling P ,  Sahlins M . Stone Age Economics[J]. Man, 1975, 10(2):326.

[12] 白京羽,林晓锋,丁俊琦.我国生物产业发展现状及政策建议[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35(08):1053-1060.

[1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 世界经济或进入“新平庸时代”[J].领导决策信息,2014(42):17. 

[14] 韩洪云、夏胜.论中国农业资本深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12

[15]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M].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16]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17] 罗伯特·莱特著；于华译，《非零和时代》，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P65

[18] 马隆龙,唐志华,汪丛伟,孙永明,吕雪峰,陈勇.生物质能研究现状及未来发展策略[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9,34(04):434-442.

[19] 任衍钢,李秀华,宋玉奇.从诺贝尔奖看化学和物理技术对生命科学发展的贡献[J].生物学通报,2012,47(02):59-62.

[20] 泰勒·考恩, 考恩, 王颖. 大停滞?:科技高原下的经济困境:美国的难题与中国的机遇[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21] 唐平, 潘新潮, 赵由才. 城市生活垃圾:前世今生[M].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12.

[22]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重要讲话．新华网．2020-09-22

[23] 邢雪荣,刘斌.工业生物技术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7(03):216-222.

[24] 闫强,王安建,王高尚,于汶加.全球生物质能资源评价[J].中国农学通报,2009, 25(18):466-470.

[25] 叶谦吉.真正的文明时代才刚刚起步———叶谦吉教授呼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N].中国环境报, 1987-06-23 (3)

[26] 於琍,朴世龙.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对碳循环及其他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最新认识[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4,10(01):33-36.

[27] 张维迎.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J].中国中小企业,2018(02):59-63.

[28] 赵志军.新石器时代植物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J].中国农史,2020,39(03):3-13.

卡特简介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大CARD）高度重视青年人才的引育工作。2016年以来，浙大农经相继引进龚斌磊、陈帅、鄢贞、汪笑溪、史新杰、林雯六位“百人计划”研究员和钱振澜、胡伟斌两位博士。与此同时，青年教师不断成长，茅锐、梁巧和季晨分别晋升教授、副教授，龚斌磊和陈帅也先后获得浙江大学长聘制教职。青年人才的引进和培育为浙大农经学科的持续发展与繁荣提供坚实的保障。浙大农经学科坚决落实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门“破五唯”专项行动的精神，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突出标志性成果的重要性。近年来，在Management Scienc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外顶尖期刊发表了一批标志性成果，大大提升了学科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

往期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