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黄祖辉 李锋等：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理论品格、时代特质与系统建构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所涉及的面极为广泛，在纵向维度上，是持续实践探索、不断检验调整的迭代创新；在横向维度上，是以时代问题为导向、综合外部条件与各种要素的集成创新。
开创性：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理论品格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反贫困领域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理论自信。
理论自信：理论渊源的“高度”
党的十九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中国的改革实践相结合，包含着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和指导下，扎根于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对贫困问题的现象和本质、解决的方法和途径所作出的时代性、系统性理论建构。同时，反贫困实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一个方面、一个领域、一个节点，从属于大局、攸关大局，也可以说反贫困理论的形成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具体实践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反贫困实践的理论自信。
集成性：理论创新的“广度”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综合了习近平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前沿思想与最新成果，涉及面极为广泛。中国的脱贫攻坚面临着一系列历史性、复杂性、积累性、结构性的问题，反贫困实践与各个具体领域的改革发展之间有着极强的交互性，要解决贫困问题， 就要协同谋划、系统突破。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贯穿到脱贫攻坚全过程和各环节，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为脱贫攻坚、系统破解贫困问题提供战略统领与机制保障。
有效性：理论建构的“效度”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根植于反贫困实践的伟大成就，以问题为导向，开展“破题”攻坚，是我国脱贫攻坚的理论结晶，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有效性、可验证性。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内核是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中国化，“中国化”所指向的是匹配中国的情境并在中国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中国化”情境的理论创新，体现了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吸纳了“以民为本”“自强不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融会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反贫困实践中所形成的思想、方法。作为中国反贫困实践历史进程的亲历者、实践者，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及在河北、福建、浙江等地任职时，已经致力于各个层面、各种形式的反贫困探索，卓有成效，故而习近平的理论创新有深厚的历史经验及其亲身经历作支撑。十八大以来，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推动改革就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回应新的问题，习近平在不同场合、聚焦不同问题就脱贫攻坚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系列的重要论述最终汇聚成“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中国特色反贫困实践证明了理论的有效性、可验证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为全球反贫困实践提供了可靠的“中国样本”“中国范例”。
全面性：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时代特质
中国的反贫困实践在不同的目标任务下，从革命建设时期的探索，到改革初期“解决温饱问题”，再到“建设小康社会”，到最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性发展演进。脱贫攻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战略目标下展开，“全面性”是反贫困实践新阶段的新特征，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时代特质。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根据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我国经济社会新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进行了充实和完善，提出了更具明确政策导向、更加针对发展难题、更好顺应人民意愿的新要求。”习近平用三个“更”从三个向度诠释了“全面”的内涵。
全面统筹
从“更具明确政策导向”看，十八大以来，治理理念从“摸着石头过河”转向强化“顶层设计”，新时代的反贫困实践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理念突破、理论创新为先导，在战略定位、资源导入、协同机制等方面更为“全面”地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实现制度供给、政策保障的明确化，开创性地形成了“全面统筹”的大扶贫格局。习近平在治国理政中以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导向，强化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特别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各项改革的协同配合中推进全面改革。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顶层设计、战略定力成为重要的内容。纵向上，全局把握、全面统筹，“五级书记抓扶贫”，从中央到地方，深入毛细血管，一竿子通到底；横向上，社会协同、全员参与，整合社会、市场的多种资源导入脱贫攻坚。
全面攻坚
从“更加针对发展难题”看，新时代的反贫困领域所面临的改革环境更为复杂、目标任务更为艰巨，要履行党的庄严承诺，亟待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但这需要中国几代领导人一以贯之、接续奋斗和持续推进。“十三五”时期，中国反贫困实践剩下最难的问题。就人群看，需要脱贫的人口主要集中于老、弱、病、残弱势群体；就地区而言，贫困人口集中在自然条件差、发展基础薄弱的深度贫困区域。习近平所领导的反贫困实践所处的是“攻坚”阶段，要脱贫致富“一个都不剩”，就要啃硬骨头，同时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拧成一条绳”，以问题为导向，解难题、破难题，落深落细落到实处，全面精准攻坚，谱写克难攻坚的时代篇章。“全面攻坚”既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形成的重要时代背景，也是理论本身的时代特质。
全面发展
从“更好顺应人民意愿”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反贫困实践扶贫的覆盖面更广、标准更高、机制更完善，更为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但新时代的反贫困要求更高。一方面，反贫困覆盖的对象更广，指向全部贫困人口，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要求“全面”脱贫，“全体”达标；另一方面，反贫困的内容更加“全面”，标准更高。十九大报告指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顺应发展的新阶段、新任务，扶贫的内容更为丰富，文化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精神扶贫等多种形式，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上迈出了扎实的一步，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体系化：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系统建构
习近平就“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提出了七方面的经验和认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理念、制度优势、创新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系统建构的三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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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围绕这七个方面的内容，以“全面反贫困（Comprehensive anti-poverty）”的理念为内在统领，结合习近平有关脱贫攻坚重要论述及开创性的实践探索，概括为十大经验，再将其系统化为理念（先进理念）、机制（制度优势）、策略（创新能力）三个层面七大要素，并深入探究其内在逻辑。
理念层（先进理念）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扶贫理念。重点在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和使命，持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崇尚“包容发展”，将贫困群众包容到改革发展进程中，共享改革成果，强化“内源驱动”，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机制层（制度优势）
“全面统筹”的扶贫发展格局。重点在于在党的统一领导部署下，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构建起大党建与大扶贫相协同的扶贫发展格局，以“党建引领”，推动“全局统筹”“全域协同”“全员参与”，整合全社会的力量投入到脱贫攻坚战之中。
策略层（创新能力）
全面精准攻坚的扶贫发展方略。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政党，精准扶贫方略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重要创新。精准扶贫，是在“全面”创新的基础上展开的。狭义的精准扶贫面向困难群众“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具体化为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广义的精准扶贫则是依托理念、机制（制度）、策略系统创新，以理念层为机制层的前导，以机制层为策略层的保障，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以全面统筹下的系统创新确保精准施策“一通到底”。精准扶贫属于系统创新的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系统建构的七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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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一: “包容发展”的理念
包容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是一个国际性的反贫困议题，也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核心理念。包容可以翻译为共享，指将社会弱势群体纳入到发展进程之中，并受益于发展带来的福祉，就过程而言，是“包容”，就结果而言，是“共享”。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可以说共享（包容）发展是发展伦理的“中国范式”。
一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反贫困理念。习近平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说到“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从知青岁月到地方工作，再到主政中央，都体现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广大党员干部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转化为脱贫攻坚的政治承诺与工作动力。
二是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反贫困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讲求道义、诚信，言出必行，行则必果，始终将消除贫困、共同富裕、人民幸福视为初心与使命，是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孜孜以求的政治目标与政治情怀。共同富裕蕴含着共享发展的深义，中国的反贫困实践以共同富裕为旨归。
要素二: “内源驱动”的理念
由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中国的脱贫攻坚努力积聚和激发农村的内生活力，实现“造血式”扶贫脱贫，从“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从解决“生存型贫困”转向解决“发展型贫困”的“扶贫开发”，切实探索反贫困的长效机制，致力于从根底里解决问题，因此内源驱动理念是中国反贫困理论的核心理念。
一是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习近平在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当知青时，带领群众打淤泥坝、修梯田、建沼气，办铁业社、缝纫社、小卖部等。在河北正定县担任县委书记时，提出了“半城郊型”经济模式，推动旅游业“转型”。在浙江省工作期间，部署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康”“百亿帮扶致富建设”等扶贫工程，持续用发展的思路解决贫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重要思想，走出了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扶贫新路子。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全面推动城乡统筹、深化推进生态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新路子、新方法，“用发展的办法”为脱贫攻坚赋能。
二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习近平在2019年河南考察时强调指出：“脱贫攻坚既要扶智也要扶志，既要输血更要造血，建立造血机制，增强致富内生动力，防止返贫。要发扬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致富，继续在致富路上奔跑，走向更加富裕的美好生活。”内源性发展，要求不能一味靠输血型的发展，一定要依托整体经济的发展，形成造血型的持续发展效应，造血必然是需要自强不息的精神作为内在支撑，要以人民群众作为主体，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要素三：“党建引领”机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党的正确和坚强领导，是实现以乡村为主的贫困地区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因此，顺应时代趋势要求，创新和精心做好党的建设工作，以“党建引领”促进国家及地方的扶贫脱贫工作，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中特别是机制建构部分的“牛鼻子”。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开展“反贫困”各项工作、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政治保障。习近平始终高度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反贫困”工作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他在主政福建省宁德地区时就指出：“农村改革越深化，党组织的核心地位越要强化；脱贫越深入，农村第一线党组织的力量越要增强”。脱贫攻坚中，形成了“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格局，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特别是村级党组织班子成员，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尤其是注重发挥驻村扶贫工作队特别是选派第一书记“传帮带”作用，真正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新堡垒。同时，全面落实各级党委政府脱贫攻坚主体责任，围绕“人脱贫、村出列、县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目标任务，严格执行脱贫责任制。
二是全面从严治党。全党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面推动“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确保全体党员干部始终以奋进姿态，成为脱贫攻坚的常新力量，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脱贫攻坚精神与党的革命精神、改革精神一脉相承，共同构筑起“反贫困”新型斗争战场上的强大精神防线。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脱贫攻坚领域，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对“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加强正风肃纪力度，为脱贫攻坚廉洁护航。
要素四：“全局统筹”机制
中国的贫困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下的结构性贫困，反贫困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社会性的重大工程，因此，对贫困的综合施治全局统筹、系统部署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机制层的重要内容。
第一，在国家层面设定统一的政策制度以及系统解决方案，加强了扶贫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十八大以来，做好顶层设计，提供系统解决方案一直是习近平反贫困的重要内容，中国脱贫攻坚政策逐步实现从阶段性到长效性的转变，机制设计更加强调反贫困的可持续性与彻底性，从短期纾困向长效赋能逐渐递进。
第二，充分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统筹整合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将有限的资源有效使用到重大战略项目中。习近平2015年在贵州召开的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是我们的最大政治优势”。社会主义制度为反贫困工作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在中国共产党制定精准扶贫方略的基础上，实行中央统筹，各省总负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使扶贫责任得到了真正落实。社会主义制度为反贫困工作提供了资源保障。中央政府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组织发达地区的人力、经济等资源，同时提升各种资源要素的匹配度，增强资源的匹配效应，并降低资源转移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成本，最终保障反贫困工作在贫困地区的开展。
第三，针对反贫困工作的复杂性，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基础上，形成政府、社会、市场多类主体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发挥不同主体各自的特色作用。脱贫攻坚中，形成了政府、市场、社会互动的工作机制，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措施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扶贫大格局。
要素五：“全域协同”机制
区域协同反贫困，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贫困县的结对帮扶，是促进各区域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贫困思想中区域协作占据了重要地位。2016年，习近平在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早在1996年9月，中央确定“闽（福建）宁（宁夏）”对口扶贫协作关系，当时习近平倡导的“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方针是今天“东西协作”的重要理念。2016年国家层面推出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2017年出台相关的考核办，将其制度化。中央不断提升东西部扶贫协作在区域协调发展中，以及区域协调发展在精准扶贫等国家重大战略中的地位。党政主导的东西区域协同模式，很好地促进了结对省市之间的扶贫资源、项目资源、市场资源、社会资源的有效对接，是大扶贫格局中的重要一环，增强了扶贫的精准性，特别是市场资源的拓展，通过西部的农产品在东部的销售，激发西部贫困群众的主体性，形成了扶贫的长效机制。同时通过东部项目在西部的落地，既解决了东部企业的产业梯度转移，也增进了西部困难群众的就地就业，实现双赢。这体现的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一大特色。
要素六：“全员参与”机制
全民参与的思想是习近平全面反贫困思想的重要实现途径。中国的反贫困实践，秉承了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凝聚全党全社会力量，调动社会各界参与脱贫攻坚的积极性。
一是形成了以行业组织为主导的行业扶贫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势头迅猛，以高新技术、信息通讯为代表的行业飞速发展，但这使得东部地区经济腾飞的同时，也加剧了中西部地区间的发展差异，促使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就此，习近平对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活动所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定点扶贫，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他认为行业组织主导的行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关键一环，是促使贫困群众由输血向造血转变的必经之路。定位上，企业、行业协会为代表的行业组织是政府、产业和贫困群体的搭桥者与基层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者。功能上，行业组织通过挖掘贫困地区资源禀赋，培育地区特色产业、打造特色乡村旅游、拓展电商渠道等多种方式，为贫困人口提供充足的工作岗位，提高贫困地区群众自我发展及造血能力，实现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
二是形成了以社会公益组织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扶贫体系。在我国脱贫攻坚工作推进过程中，政府始终发挥着投入主体和主导方向的作用，然而有时对基层的工作开展和具体社会环境，仍然可能存在着认识不足、难以施策的问题。习近平在2018年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指出，“脱贫攻坚，各方参与是合力，必须坚持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力量作用”。他从总体出发，深刻地预见到了社会组织在扶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社会组织植根民间，能够更加深入基层，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贫困层的不同问题开展更为具体、更有针对性的扶贫活动。另一方面，公益组织也可凭借直接执行人或中介的身份，协助并监督各级政府贯彻执行有关方针政策，确保真正落实到位。对于一些扶贫工作，在政府依据不足，难以决策的情况下，社会公益组织往往可以尝试推进开展，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在党和政府的带头和动员下，社会各主体扶贫有其自身的优势，通过各种类型的项目扶持，资金注入以及科技扶持，能够更契合贫困地区的实际需求，成为政府精准扶贫的有效补充，从而形成强大的反贫困整体合力。
三是形成了以普通社会成员为代表的社会个人扶贫体系。如何有效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直接决定了脱贫攻坚的最终成果。为此，习近平强调，“要广泛宣传学习先进典型，激励全党全社会进一步行动起来，激励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行动起来，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力”。他认为扶贫开发事业的成功经验之一，在于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协同扶贫，这也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重要特征。
要素七：“精准施策”策略
由于我国地区差异大，不同贫困人群具体的特征及贫困原因差异显著，扶贫要深入基层，开展精细化扶持，确保扶贫资源有效传递到扶贫对象。习近平在2012年河北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提出“做好基层工作，关键是要做到情况明。情况搞清楚了，才能把工作做到家、做到位。大家心里要有一本账，要做明白人。要思考我们这个地方穷在哪里？为什么穷？有哪些优势？哪些自力更生可以完成？哪些需要依靠上面帮助和支持才能完成？要搞好规划，扬长避短，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帮助困难乡亲脱贫致富要有针对性，要一家一户摸情况，张家长、李家短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对乡亲们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村子里能解决的就尽快解决，不能解决的及时向上级部门和有关方面反映，大家一起来想办法。”其中包含了了解群众的实际所需，按需帮助群众的“精准扶贫”思维，同时也指出“不能解决的及时向上级部门和有关方面反映，大家一起来想办法”的帮扶机制，指向精准扶贫的“系统破题”。习近平在2013年11月于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此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国务院机构出台《关于印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等一系列的文件，对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和工作机制等方面都做了详尽部署。从狭义来说，精准扶贫主要提高扶贫的精准度、满意度，提高扶贫供给的效率及效果，具体内容包括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易地搬迁安置一批、生态保护脱贫一批、教育扶贫脱贫一批、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从广义而言，精准扶贫还涉及科学扶贫的顶层设计、系统布局，包括内源扶贫的农民主体、内源动力，社会扶贫的社会协同、全员参与，政治扶贫的党建引领、责任机制、投入机制、政策体系、监督评估等方面，特别是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精准扶贫”是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谋划扶贫工作，体现了贫困治理的系统性、科学性。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中，精准的实现是以“全面”的规律把握及系统化机制建立作为其内在保障。
这七方面的理论要素所构成的逻辑关系，说明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结构性、系统性特征。
结论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重要论述的“集大成”，是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有三方面的理论特色：
第一，具有“开创性”的理论品格。就历史与文化向度而言，理论继承融合了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同理想”，革命文化的伟大斗争精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开拓创新精神等中华文化精神，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彰显着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充分体现了理论渊源的“深度”；就实践向度而言，一方面，理论建构所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特定历史节点上，要解决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啃硬骨头，牵涉面积广，就此，体现了理论创新的“广度”，另一方面，理论的有效性是以脱贫攻坚的胜利为具体的经验场景，体现了理论建构的“效度”。
第二，具有“全面性”的时代特征。相比较建国以来的反贫困实践及理论探索，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既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又是根植于新时代新使命、新问题而进行的创新性探索。就发展目标而言，新时代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就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而言，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整合更多的资源、突破更多的瓶颈而进行“全面”统筹；就任务而言，打赢脱贫攻坚战兑现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必须在这一时间节点完成，所以需要集中力量“全面攻坚”。
第三，基于“体系化”的系统建构。中国的反贫困实践，从摸着石头过河慢慢发展到强化顶层设计、强化全面统筹。就其内在发展逻辑而言，是“理念—机制—策略”的内在统一，以理念创新为先导，以机制创新为保障，而实施具体的脱贫攻坚策略，在这一视域中，精准扶贫的后端是以理念、机制为其保障与支撑，唯有这种结构性、系统化的特征，能够很好地解释、指导中国的反贫困实践。三层结构又以党建引领、包容发展、内源驱动、全局统筹、全域协同、全员参与、精准施策等七大要素组成，“党建引领”贯穿全局，以“包容发展”“内源驱动”为基本理念，以“全局统筹”“全域协同”“全员参与”为核心机制，而以“精准施策”为终端输出，形成逻辑体系。
中国反贫实践经验尤为丰富，习近平有关打赢脱贫攻坚战重要论述内容丰富，可以进一步地梳理、挖掘。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研究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可以不断地深化研究。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研究，除了进一步推进理论体系的精细化、概念体系的严密性，还要继续以时代背景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一方面，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国际表达，在国际反贫困理论的对话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另一方面，则要向未来开发，在后续的实践检验与实践指导中不断发展。
文章摘编自《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理论品格、时代特质与系统建构》，作者：黄祖辉，李 锋，钱振澜，钱泽森，叶海健。原文载于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专稿】栏目，有删节。免费下载全文请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作者简介：黄祖辉，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首席专家；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一级）；兼任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委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农业组织与制度安排。
引用本文：
[1]黄祖辉，李 锋，钱振澜，等.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理论品格、时代特质与系统建构[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