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俊奇：新发传染病该如何应对？疫苗研发的道路又在何方？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湾区写意 Author 湾区君
整理 / @孙钢
编辑 / @子衿
本文共计3016个字，预计阅读时间需要3分钟。
编者按
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让中国措手不及，17年后新冠肺炎让中国再度陷入窘境。口罩存贮量明显不足、医用酒精卖至断货、双黄连被抢购一空……民众的恐慌反应折射出一个问题：我国在新发传染病上应对能力明显不足。虽然目前我们已经熬过那段最黑暗的时光，但有必要从根本上来思考一下这两次大规模突发性的新发传染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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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医学界已经普遍认为对于人类来说传染病已经不再是很严重的问题。人们已经消灭了天花，控制了疟疾，肺结核等。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新发传染病成为了新的挑战。特别是AIDS的出现， 人们开始意识到，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有传染病。
新发传染病主要包括如下几种类型：
1.新发现的传染病的病原物种或菌种，如SARS，HIV，MERS，和此次的COVID-19；
2. 新发现的传染病类型，1937年发现于乌干达的西尼罗热（西尼罗病毒）对于1990年代的欧洲和美洲来说即是一种新发传染病；
3. 因为生态环境转化所引发的感染，如莱姆病；
4. 老的传染病的再发（re-emerging），如耐药结核病。
新发传染病的主要原因包括：
1.微生物的进化和适应，如甲型流感的基因漂移和基因转移；
2.改变人类的易感性，例如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大规模免疫损害；
3.气候和天气的变化，例如，随着气候变暖；
4.带有人畜共患媒介的疾病，例如西尼罗河疾病（由蚊子传播）正从热带进一步传播；
5.人口增加和流动，例如快速旅行使非典在全球迅速传播；
6.经济发展，例如，使用抗生素增加养殖奶牛的产肉量会导致抗生素耐药性；
7.公共卫生的崩溃，例如津巴布韦的现状；
8.贫困和社会不平等，例如肺结核主要是低收入地区的问题；
9.战争与饥荒，生物恐怖主义，例如2001年炭疽病袭击；
10.水坝和灌溉系统建设，例如疟疾和其他蚊媒疾病。
2018年《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Global trends in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的论文。文中显示，从1990到2000年10年间，来自于人畜共患疾病的新发传染病约占60%左右；其中野生动物的人畜共患疾病比例占到71.8%，而其他来自于家畜和家禽，因此阻止野生动物到人类的传播刻不容缓。
新发传染病主要来源于：
1.野生动物来源的人畜共患病原；
2. 非野生动物（即家养动物和畜牧业）来源的人畜共患病原；
3. 耐药性的病原体；
4. 虫媒传染病（vector-borne）病原体。对于上述四种主要来源的病原体感染，中国，特别是中国的东南部均为发生的热点地区，因此中国需要大力投入到新发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当中。
病毒有它原来固有的生态圈，人类活动打破了这个生态圈。众所周知，此次新冠病毒感染是由于野生动物的交易和食用导致的。绝大多数存在于野生动物体内的病原体从不会传染到人类或导致人传人的传染病。我们除了需要积极探索研究在动物体内的潜在病原体外，还需要密切监控和野生动物或家养动物的人群中的病原体感染情况（人类哨兵 targeting human sentinels），一旦发现一种新的感染人类的病原体，应高度警惕在一般人群的传播，加强监测等。
我们从应对SARS和COVID-19中学到：早期加强监测；疫情的透明度和多渠道的沟通；需要建立和完善应对新发传染病爆发的国际和国内基础设施和能力的合作机制；以合作方式完成对于新发传染病爆发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受灾地区要参加法规的建设；建立和完善诊断和治疗适应技术平台；开发相应的疫苗，灵活的基金机制支持相关的研究。
应对新发传染病，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需要建立和加强我们三方面的能力，分别是：新发传染病的病原体检测能力、新发传染病的疫苗的研发和新发传染病的药物的研发。当前来说，这次的COVID-19的检测能力相比SARS期间已经显著提高。
疫苗从研究实验室带到有需要的人群中的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
1. 发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候选疫苗的开发和建立试验动物模型；
2. 开发和许可阶段，即通过临床试验验证和改进现有产品；
3. 生产阶段，即大规模生产GMP级疫苗；
4. 交付和储存阶段，其中制成品被运送到最危险地点的居民手中，并在不同地点积累和储存，以备在疫情期间使用。
2月21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徐南平介绍，最快的疫苗将于4月下旬左右，申报临床试验。但即便批准了开展临床试验，但是从临床试验开始到最终批准，还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目前我国新冠肺炎疫苗研发有五条技术路线在同步开展，包括：灭活疫苗；重组基因工程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核酸疫苗（mRNA疫苗和DNA疫苗）；减毒流感病毒疫苗载体制成的疫苗。从目前技术的成熟度和安全性来说，灭活疫苗仍排在首要位置。但是目前的问题是，需要大规模的培养，然后在灭活。需要在P3实验室进行培养和灭活，因此产量受到限制。
当前疫苗开发中的困难主要来自于投资动力不足。开发一种新疫苗需要5亿至10亿美元的资本投资，需要10年的时间将疫苗从实验台推进到临床，对于今后可能或可能不会导致在人类中爆发的病原体。各机构缺乏资助研究和开发疫苗的动力，还有对于那些已经影响数百万人的其他病原体来说仍然缺乏疫苗，如艾滋病。人们更愿意在这类疾病中投入精力和资金。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来应对国际上的全球威胁导致了太多错失了在疫情爆发前有效地将一种有效疫苗投放市场的机会。
2018年2月WHO专家们列出会造成公众健康危机并且缺乏有效的药物或者疫苗，十分有必要尽快加速对它们的研究和发展的疾病清单：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埃博拉病毒与马堡病毒，拉萨热，中东呼吸症候群（MERS-CoV）和SARS，立百病毒疾病，裂谷热，寨卡病毒，X疾病。X疾病代表了一种严重的并可能未来在国际范围内迅速传播的流行性疾病，目前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就应该X疾病。
新发传染病爆发的在新药研发方面存在的挑战有些和疫苗研发的挑战类似，主要包括：短时间内做出响应并给出解决方案；开展动物感染模型研究及人体临床试验，短期内就要完成开发；大规模临床试验研究不一定产生经济回报，药物开发进度跟不上疫情控制速度，下一次的回报可能要等几年或几十年。
为应对上述问题，在新发传染病新药研发上普遍采取的策略包括研发广谱抗病毒药物（摊销单个病种的研发费用）和老药新用（降低药品的前期研发费用）。广谱抗病毒药物包括：转录抑制剂；聚合酶抑制剂；提高宿主的抗病毒能力的药物和对症治疗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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