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版本的《金瓶梅》为何在山西出现？
现存最早的《金瓶梅》，是明代万历刻本，民国年间发现于山西介休，曾轰动一时。另一种刊刻于崇祯年间的《金瓶梅》，则出于同属山西晋中的平遥。两地相距甚近，而珍本迭出，可谓当时书界一大奇观。
《金瓶梅》和先前几部中国古典长篇白话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样，原是“说话”，即明朝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流行于运河区的新兴大众消费性说唱文学，以平话为主，配合演唱流行曲。《金瓶梅》起初叫《金瓶梅传》，编撰者为书会才人一类中下层知识分子，听众则为河上工商、市井小民。由于这个接近《水浒》的新段子贴近生活、语言鲜活，骂皇帝，骂贪官，出文人洋相，又穿插性故事，有声有色，受到下层群众欢迎，不久就传进上层社会文化圈子。《金瓶梅》起初是些不足本，所以，在辗转抄录过程中，有人将艺人场子演出本，改编后供案头阅读。
学者们考证，《金瓶梅》的最早版本是万历庚戍本，惜早已亡佚。万历四十五年（丁巳年，即1617年）刊行的《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存世的最早版本，也是内容最好、最完整的版本。
1931年左右，《新刻金瓶梅词话》在山西介休发现，后由北平图书馆购藏。此本一百回分装二十册，缺封面扉页。第五十二回缺七、八两页（四个单面页），全书刷印质量好，保存也好。该本的特点是有朱笔的校改和评语（属不同笔迹），全书朱墨灿然，虽有个别墨改，仍可分辨清楚底本原字和后人改字。抗战前夕，该本连同其它北平故宫珍贵文物运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1975年归还台湾，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1999年6月8日，山西学者任复兴因搜集近代史料，到过介休市汾西洗煤厂的任振邦家。任振邦介绍，他的曾祖父名叫鸿璧，在介休开过“文蔚书店”（音）。祖父叫清泉，民国年间仍经营书籍和字画，从介休大靳村一位老先生处收过一套《金瓶梅》，后北京来人收走。他的祖父1948去世，只活了66岁，是因为手下的人采购东西时卷走金条气坏的。他的父亲随后继续开书店，新华书店开办后停业，留下一些书籍字画。1982年，他将父亲给他的13麻袋古籍、200多件字画，捐献给北京中国书店，字画中有恽寿平画的雄鸡等，中国书店给了他1038元，介休市因此还将他推选为劳模和市人大代表。
关于该部明代万历本《金瓶梅》的发现始末，在《中国古旧书报刊收藏交流指南》中有这样的记载。1931年，琉璃厂旧书收购商张修德，用10块大洋，在介休购到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刻本《金瓶梅》一部，计一百回，题为明人兰陵笑笑生撰。该书半页11行，每行24字。张修德返回北平后，又以500块银元的价格，将此书转手卖给了文友堂书铺。
明万历本《金瓶梅》的发现，在当时的北平文化界引起强烈轰动。北平图书馆馆长徐森玉先生闻讯，急急跑到文友堂索看此书。文友堂掌柜深知此书为海内孤本，奇货可居，秘不示人，谎称此书已被书主人索回，无法让徐先生一睹原本，仅拿出原书的翻拍照片两张，作为书样，请徐先生过目。至于原书，文友堂掌柜一开口就索价2000元，且条件是，先交钱，后取书。徐森玉深知此书的价值，即使是2000元，也亟欲买到此书。无奈当时的北平图书馆，经费奇缺，入不敷出，到哪里去筹这么多钱？讨价还价吧，文友堂掌柜又分文不让。再说，徐先生亦深知文友堂素与日本文化商多有往来，不愁将此书出手。万一他们将此书卖给日本人，岂不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耻辱？
徐森玉在文友堂碰壁的事，终于被北平求学的山西籍同学知道了。他们个个义愤填膺，遂于夜间无人之时，将一枚手榴弹放在文友堂门口，上面写着措词激烈的警告文字，扬言要为国锄奸，保护这一中国孤本。这一下可吓坏了文友堂掌柜。后经人说合，文友堂答应，愿以1800元的价格，将此书转让北平图书馆。
为了不使这一部文学名著的孤本流落海外，北平文化界的袁同礼、徐森玉、赵万里等四处借款，八方求助，最后总算凑足了这1800元。书是拿回来了，但借款又如何去还？他们苦思冥想，最后决定以古佚小说刊行社名义，先行影印《金瓶梅》（并附崇祯本图二百幅）100部，定价100元。凡欲订购此书者，需预付大洋30元。这样，以印书所得利润才还清了这笔购书款。当时郑振铎和远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得悉此事，也各订购了一部。据《鲁迅日记》1933年5月31日记，每部“预约价三十元，去年付讫”。
之后，琉璃厂富晋书社的掌柜，得悉此书走俏，获利甚丰，竟盗印数百部。后被北平图书馆发现，以维护版权为由，将那位书商告至法院，后以罚款赔偿损失作罢。1949年前，我国出版的《金瓶梅》大多以此版本为依据。
另一种发现于山西的《金瓶梅》，全称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是明崇祯年间刊刻的版本之一。此版本刊刻时间在万历年之后，据称民国年间发现于离介休不远的平遥县洪堡村，后归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介休和平遥均属山西晋中，近在咫尺。两部珍贵稀缺的明版《金瓶梅》为何都在晋中发现？
从明代发端，到清朝时，山西票号已逐渐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票号发源于晋中地区，故东家和掌柜多为晋中人，所用财会、伙计、学徒，也多来自祁县、太谷、平遥、介休一带。晋商常年在外做生意，多不能带家属，生活相对枯燥，为自娱娱人，所以走到哪里就把戏台修到哪里，而且因为财力雄厚，家里要摆些钟鼎彝器、瓷器、硬木家具之类，有点修养的，闲下来看点小说，临摹点字帖，也算风雅之举。清末民初，银行逐渐取代了原有票号和钱庄，原有票号钱庄的从业人员多半返乡或改从他业。随着这些晋商的归来，他们原有的藏书也被大批带回晋中一带。由于家道中落，或由于缺乏足够的文化知识，这些票号从业人员的后人常将先辈留下的书籍拿到市面上出售，且索价很低。抗日战争之前，北京琉璃厂的许多书局，就经常派人到晋中一带收购此类书籍，且常有意外收获。明代万历丁巳刻本《金瓶梅》的发现，即为其时重大收获之一。
对晋商藏书一事，山西著名学者、榆次车辋村常赞春曾有这样的记载：“明代吾晋多显宦，故藏书多有。清中叶以来，则洪洞董氏，介休白氏、曹氏，祁县孙氏，太谷曹氏、孙氏，均以雄资好事，特设书库储藏”（常赞春：《荵宧语故》民国版第31页）。也许冥冥中自有对应，在《金瓶梅》中，有关商家的描写，如书中多处出现的“钱铺”、“钱庄”、“银铺”，即有晋商的影子，而数十处山西“潞绸”的记载,则不折不扣是晋商原创的生意了。
故此，因晋商缘故，山西不但留存下明版《金瓶梅》这部奇书，散落民间的珍贵古籍也不少，比如祁县图书馆，馆小名气大，居然藏有宋版《昌黎先生集考异》，海内外仅存此一套，属国宝（发现过程后述）。因为晋商遗留之物甚多，故山西尤其晋中一带，至今仍是全国古玩商淘宝捡漏的宝地，不时有开门、耀眼的东西被发现。
编辑：方天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