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件揭秘玻尔与海森堡的哥本哈根会面

作者：弗雷德里克·赛茨（Frederick Seitz），1961年担任美国物理学会主席，在1965年至1968年间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主席，并在1968年至1978年间担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

海森堡（左）与波尔（右）

今年（2002年）年初，尼尔斯·玻尔在上世纪50年代写给维尔纳·海森堡的几封信稿被公开发布，这些信件虽然从未被寄出，但让我们对二人在1941年9月在哥本哈根进行的会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时，德国正处于其军事胜利的巅峰，已经占领了大部分欧洲，击败了法国，并将英国军队驱逐出欧洲大陆。美国当时仍然在技术上保持中立，距离日本对珍珠港的毁灭性袭击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丹麦已被强行占领，因此玻尔不可避免地对来自敌国的访问者感到担忧，尽管此前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好合作关系（注：科学没有国界，但战争期间科学家是有国籍的，更重要的是海森堡站在了战争的不正义一边）。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讨论的细节，但记录清楚地表明，海森堡以一种粗暴的方式提出了两个几乎可以肯定会激怒玻尔的请求。由于德国在战争中的胜利似乎已经确信无疑，海森堡建议玻尔采取措施促进丹麦和德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对于这一提议，玻尔不禁感到愤怒。他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丹麦人，在自己的国家中享有崇高的父亲般的荣誉，他深知自己的同胞对德国占领感到愤慨。在那种情况下，玻尔支持任何正式形式的“友好”关系简直是无法被理解的。从个人角度来看，玻尔还有部分犹太血统，肯定与德国领导层推行的反犹纳粹国策势不两立。

再者，海森堡表示他和一群同事正在开发一种基于铀裂变的核链式反应武器。如果我们可以相信玻尔15年后的记忆，海森堡暗示他对实现这种反应所需的步骤有相当完整的理解，但不愿透露细节。他还表示，这种工作最终将导致某种形式的核弹的发展，如果成功的话，这种核弹可能对结束战争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的他无法推测他的预见有多么准确，因为太平洋战争还很遥远，美国尚未参战。显然，这样的科学陈述至少会像合作建议（即提议玻尔与德国占领当局合作）一样激怒玻尔。

德国占领军在丹麦

可以看出海森堡在与玻尔会谈期间展示出了糟糕的外交技巧，并且实际上像谚语中所说的大象一样闯进了瓷器店，把一切都搞砸了。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很可能，最初向玻尔提出的建议，即邀请他在与德国同行间发展文化联系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是柏林的外交办公室精心策划的会面的首要目标，并成为海森堡访问丹麦的前提条件。如果海森堡对玻尔作为丹麦优秀公民的特殊地位更有敏感性的话，他就应该拒绝这个提议，并意识到这只是在玻尔的伤口上撒盐，并严重损害他们之间曾经的亲密而宝贵的友谊。

也许事态的关键在海森堡于那一刻的个人自豪感，既对德国军事实力的自豪，也对他在解锁高水平核能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的自豪。如果希特勒没有上台，德国的政治和经济事务得到稳定，海森堡的生涯无疑将继续以物理和学术为中心。然而，他出身于一个爱国家庭（注：海森堡的父亲是一位古典学教授），希特勒上台后他的学术世界开始瓦解，但他仍尽力保卫学术界中他认为值得尽力保卫的部分。作为德国公民，他也有一种爱国责任，要在军事服务和相关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海森堡（右）与哥哥（左）在一战前送父亲（中）参战前的合影。

然而，海森堡在社会伦理政策问题上与德国当局面临许多困难的对抗。一小搓狂热支持希特勒的物理学家在纳粹党的官方媒体上将他称为“白色犹太人”，因为他讲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使得政府对他的立场进行了深入调查，使他成为备受争议的人物。人们不禁想知道，他愿意通过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执行“文化任务”与政府合作，是否源于他希望能够在官方机构中恢复某种程度的信誉，并为科学界施加积极的影响。

他确实有逃脱的机会，特别是在1939年夏天，当他来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夏季学校讲学时。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好朋友恩里科·费米，后者刚刚与家人成功逃离意大利（注：费米的妻子是犹太人）。费米恳求他留在美国，在那里他将会获得一个一流的职位，并强调海森堡将取得在德国无法取得的重大成就，因为那些正掌握德国政权的人对他的理想和目标没有任何欣赏。海森堡拒绝了费米的建议，他表示他有责任努力从他的国家中拯救一些东西。此外，他的家人无法离开德国，因为要在那个时候获得带他们出国的许可是不可能的。纳粹德国对出国旅行的限制变得非常严格。此外，他很可能认为美国可能会要求他帮助开发一种能威胁他祖国的核弹。

费米不仅在墨索里尼领导的独裁统治下生活了大约15年，而且天生或通过经验获得了恰当的“街头智慧”，使他能够准确地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海森堡既没有费米那样的经验，也没有他的洞察力。他受到某种准则的指导，可能与他爱国家庭的准则密切相关，要求他回去支持他的国家，可能拯救一些在德国残存的科学机构。结果对他来说这是一场灾难，他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除了也许保持了一小群科学家在工作中维持自由，远离军役，他基本上没有取得任何成就。纳粹战败，海森堡晚年在科学和公共政策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特别用心于德国教育体系的变革上。

费米（左），海森堡（中），和泡利（右）。

1941年9月，哥本哈根事件发展的方向与海森堡的预期大相径庭。他本人在战争中也经历了深刻的苦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海森堡在美国访问费米时，一位研究生曾评论道：“很难相信那个人曾经做过重要的事情。”费米严厉地批评他说：“你应该看看他在创造力巅峰时的样子。”在度过了漫长而卓越的物理学职业生涯后，（海森堡终于被榨干了。）

原文：Letters Reveal New Insights Into the Bohr-Heisenberg Meeting https://www.aps.org/publications/apsnews/200208/viewpoint-seitz.cfm

玻尔信件存档：Niels Bohr Archive https://www.nbarchive.dk/collections/bohr-heisenberg/documents/

以下为信件1

1957年，玻尔在读了罗伯特·荣克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书中海森堡给荣克的信后，勃然大怒并口述了一封致海森堡的信，这封信由玻尔的助手阿格·彼得森书写，但从未寄出。

亲爱的海森堡，

我看到了一本书，罗伯特·容克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最近这本书在丹麦出版，我觉得我有责任告诉你，我非常惊讶地发现你在给该书作者的信中，书中摘录的部分也被印在丹麦版中，你的记忆竟然如此欺骗了你。

就个人而言，我记得我们的每一次对话，这些对话发生于我们丹麦这里极度悲伤而紧张的时期。特别地，当你和魏兹泽克表达了你们坚定的信念，德国必胜，这给我和玛格丽特以及你们与之交谈的研究所的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我们对战争的结果抱有不同的期待，接受由德国提出的合作也是相当愚蠢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在研究所我的房间里的对话，你以含糊的措辞向我表达了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在你的领导下，德国正在做一切努力发展原子武器，并且你说不需要讨论细节，因为你对此完全熟悉，并且过去两年里几乎专门从事这个项目的准备工作。我在听着而没有说话，因为这是关乎人类的大事，在这个问题上，尽管我们有个人的友谊，但我们必须被视为两个敌对方的代表，参与致命的战斗。你在信中写道，我的沉默和严肃可以被理解为对你所谈及的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感到震惊，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误解，可能是由于你自己内心的巨大紧张所导致的。从三年前我意识到慢中子只能引发铀235而不是铀238的裂变，我当然明白通过分离铀可以制造一颗具有相当威力的原子弹。1939年6月，我甚至在伯明翰做了一次公开演讲，讲述了铀裂变的后果，当然我也补充说技术准备将会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无法确定能够多快克服它们。如果我的任何行为可以被解释为震惊，那并不是来自你的科学报告，而是来自我所理解的信息，即德国正在积极致力于争夺首先拥有原子武器的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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