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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城宜区:来自罗马尼亚、印度和毛里求斯的思考| 沙龙回顾

URBAN CHINA 城市中国杂志 2022-05-13

5月28日,《城市中国》海外观察系列沙龙(Glocal Insights Panel Series)第三场,在诚品生活苏州举行。活动现场有近五十人落席参加,吸引近两百人驻足参与。


本次沙龙主题为“宜城宜区”(Livable Cities and Urban Communities),来自西交利物浦大学的三位主讲人和两位导师,共同带来了对该主题的研究和思考。三位主讲人分别来自罗马尼亚、印度和毛里求斯,两位导师是来自英国的奥斯汀·威廉姆斯博士(Dr.Austin Williams),和中国台湾的陈嘉琳博士(Dr.Chia-lin Chen)。


《城市中国》精选了分享和讨论内容,以飨读者。




宜居概念:

“宜居”在上海意味着什么

Aura Istrate

来自罗马尼亚

 西交利物浦大学

 城市研究

 博士研究生



在上海,许多马路和街道造得很宽,交通量很大,但有意思的是街道上人们仍然在做很多活动,人们在路边吃饭、打牌、搓麻将。我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在上海靠近外滩的地方,高架路甚至几乎是贴着建筑物过去。但是当地的居民觉得这没什么,因为他们都习惯了这种高密度状态,这样颇为拥挤的城市结构和生活方式。


1960年代到1970年代,西方城市学者唐纳德·艾伯雅(Donald Apple Yard)做了一项很有名的研究。他发现,街道的宜居性与交通量、汽车的减少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街道上车太多,人们的社会联系度就会下降,让人感到很不舒适。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来看中国,就不是那么准确了。因为许多街道上车也多,人也多。


三种街道下的社会关系网络 


那现在中国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我们看上海,在市中心有很多宽阔的马路。许多新开发的地区,别的没建,大马路先修起来。当下中国城市化的策略是加强机动化,这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那么什么是宜居性?城市宜居性是个整体性的概念,每个人从不同角度对其定义都不一样。我们可以在不同层面去给宜居性下定义,从宏观上,我们可以从全球的、区域的、国家的层面;微观上,可以从邻里、社区、街道的层面。不同的人群、派别和利益相关者,对宜居性的讨论和理解也不尽相同。学术界、政府部门、建筑师、规划师等,都对宜居性问题感兴趣,并介入其中。


在西方,从1960年开始,许多学者就开始讨论街道宜居性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概念和看法。比如1961年简·雅各布斯提出的“街道芭蕾”,1969年D.艾伯雅提出的“交通平静化”(Traffic Calming)。1980年,扬·盖尔指出,城市的街道和公共空间品质太糟了,露天的活动越来越少,“人们只好赶紧跑回家”。今天,有关“可步行性”和无车地带的讨论也在进行,这意味着在城市规划中,我们对非机动化的交通方式越来越重视。


简·雅各布斯,唐纳德·艾伯雅,扬·盖尔(从左至右,来源:维基百科)  


联合国在人居方面有两次重要会议,分别是1976年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人居一”会议,和1996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人居二”会议。这两次会议使得宜居性问题引起了全球关注。这也影响了中国,在中国,现代意义上关于宜居性的讨论始于1990年代中期。一些学者将宜居性概念和人居环境科学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对于宜居性和人居环境的思考和实践的历史非常久远。


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拥挤的人口和交通、各种污染、基础设施欠账等问题层出不穷,宜居问题已经无法被忽视。此外,因为人们的观念总是依赖于地方性的知识和文化背景,之前在欧洲和北美被认为适用的宜居性概念,搬到中国来可能就不适用了。


不同尺度下的街道示意图


我这项研究主要以上海为例,去理解城市的宜居性。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逐渐成为联结东西方的商贸中心,当下致力于成为全球城市。当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人们自然更关注居住环境和品质的问题,宜居性因此越来越受重视。


为了了解各个利益相关者如何看待上海的宜居性,我利用Lime Survey问卷平台做了一次在线调查,收到了95份有效回答。其中,67%的受访者是上海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为了了解学术界和开发者对宜居性的看法,我还进行了一系列半结构性访谈,包括六位社科、城规、公共政策领域的学者,还有6位来自上海知名地产开发商的人士。


根据这项调查,对上海宜居性的定义和看法,可以归到四个关键词去梳理:经济、环境、社会、治理。在环境主题下,建筑师和规划师非常重视交通、通勤、步行距离,公共设施的可达性。自然环境方面,则包括清洁的空气和水,还有绿地。在社会主题下,建筑师和规划师关注的是安全、文化、社群还有教育。在经济主题下,则侧重就业和商业机会。关于治理问题,重点又放在了公共政策、愿景和政府效率上。对宜居性主观上的看法,则包括个人的选择和认知,这需要将建成环境和人的行为交叉结合来看。


总的来看,在调查中,建成环境对宜居性的影响得到了最多人的关注。


对学界和开发者的采访显示,他们更关心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话题。学界的视角,侧重于社区参与度,中国元素在场所的表达。开发者则关注住房问题,便利性,新区的生活方式,而且往往会采用西方的模式。


在街道层面,受访者如何看待宜居性?根据调查,影响街道宜居性的主要因素有交通、绿地、可达性和安全性。学界人士还加上了街道空间的合理使用、街道景观识别度等因素,开发者还关注了短距离通勤和街道绿化的重要性。


上述的这些调查结果说明,各个领域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对于宜居性的认知和行动都不一样。但总体来看,它们都反映了上海在宜居性问题上面临的挑战。如果我们要改善上海的宜居性,必须要考虑这些因素:


  • 自然和建成环境因素,包括公共设施的可达性,交通通勤,绿地,还有洁净的水和空气;

  • 社会因素,包括进行社会互动的机会,社区参与度,场所感;

  • 经济因素,包括有能力负担的住房,就业机会与服务。


以上所有这些因素,都必须在政府有效的协调和决策下才能实现改善。


   Q&A   

Q:最近,纽约市为了提高街道宜居性,把很多桌子、椅子搬到了街道上,作为交流空间。你认为这在中国,在上海合适吗?或者,你认为怎样才是合适的?

A: 我研究的基本观点是,不是所有适用于西方、尤其是北美的方法都可以照搬到中国。中国有自己特殊的背景,人口的密度,人们利用街道的方式,路边的商业活动,和西方都很不一样。在搬桌椅上街之前,先看看街区的环境是怎样的。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的很多街道没有很多机会让人们坐下来休息。很多桌椅是和大型购物中心结合起来的,享受它们代价不菲。如果要想营造一个宜居的街道环境,我们需要将这些设施开放给所有需要的人们,而不只是有钱人。这也是整合社会的过程。


Q:我们看到许多关于印度等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描述,那里的人们虽然很穷,但很快乐,有很有意思的社区,社区内部关系很紧密,这似乎也是一种宜居的方式。人们对所谓的发展表示不满,害怕失去自己社区的特色,因为开发者们总是强迫人们迁走,打破原有的社区。你怎么看待?

A: 我想我们需要找到一些中立平和的解决办法。人们当然需要一个洁净卫生的居住环境,但不是简单粗暴地拆掉旧社区,给他们一些补偿金了事。而且,北美的那种有大门的封闭式住区,也不是中国应当追求的宜居方式。



 宜居乡镇:

 对中国乡镇地区城市化及城市更新的反思 

Sharvari Shanmugam

来自印度

西交利物浦大学

建筑学

硕士研究生 



当我研究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发现印度和中国在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国当下正对许多乡镇地区进行更新、复兴,这些实践过程和带来的问题需要我们研究、分析,不断地提出质疑。因为经济发展、移民和大城市提供的各种机会,中国城乡之间的鸿沟正不断被拉大。这里我提出三个问题:


1.为什么我们需要反思中国乡镇地区的更新再造?

2.我如何思考这些现象,并提出一种新的可能性?

3.在两种极端的情境之间,什么才是平衡发展的途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人口比例的变化 


最近二十多年,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持续冲击着乡镇地区。根据天津大学的一项研究,过去十年间有110万的自然村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大小小的新区新城,和不断迁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移民。


这些现象导致了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比如,更新(revitalization)、再造(regeneration)等概念在中国到底是什么?这种发展方式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导致城乡割裂的机制漏洞到底在哪?


大墩村的变化 


我以海南省陵水县的大墩村为例来尝试解释这些问题。大墩村本来是一个很典型的小渔村,村民傍水而居。2010年,政府展开了一项新的开发计划,但这项计划和原有的村落结构完全相矛盾。新开发计划建造了1000多栋新式别墅,放眼望去,别墅群整齐划一地延伸铺展开来。大约3500名村民搬到了1039栋别墅里,每栋有253平米。毫无疑问,当地村民对于居住条件改善会很高兴,但事实上,他们的生活状况也变得模块化,高度集中,变得没有特色了。我们不禁要问,这就是大墩村要的发展方式吗?新别墅当然是提高了居住条件,但是并不适于村民们积习下来的生活方式。这种建设方式抹杀了村落生活中各种适于公众聚集的空间,村落内部的有机联系,以及对自然肌理的呼应,而这样的生活状态是乡土中国与生俱来的。


为了进一步思考乡镇更新改造的现象,我选了三个案例背景,分别是江苏吴江区的同里古镇(城郊),安徽省黟县的碧山乡(都市边缘),和同在黟县的南屏古村(独立的村落)。这三个地方正在发生的改变,可以大致代表中国乡镇的整体情况。我们用一套分析理想城市品质的研究设计框架,从第一印象、直觉感受,还有社区形态的角度来检验分析它们。分析发现,三者都缺失一些品质要素。在特定的情景中,这些要素能形成以新的方式介入改造的出发点。


在对这些地方的观察思考后,我认为,对社区更新改造的介入应包括三个方面:社区通达性,公共空间集聚的可能性,社区联动性。


南坪村的街巷肌理  


南坪村中心公共的街巷草稿  


在南屏古村,我们看到许多老宅在颓败下去,其中一些被重建成完全不同的风格,虽然高度还和周围保持和谐。村里的房屋基本是两三层楼,除了村中心外没有什么商业活动,也没有什么公共设施,这可能是村庄不活跃的重要原因。和其他村一样,南屏村也有自己的祠堂,但现在不怎么使用了,未来可能成为一个公共活动空间。我的想法是在村中心形成一条公共的连续的街巷,创造出可以让人们聚集的空间,容纳商业活动往来,形成新的社区形态。


碧山乡的街巷肌理


在碧山,来自北京的著名艺术家、诗人欧宁牵头发起了“碧山共同体计划”,旨在乡村活化、社区复兴。一开始,团队在一个空置的祠堂开了“碧山书局”和一个餐厅,开放给当地村民和游客。同时,每年也邀请一些艺术家来进行艺术创作,并在深圳展出。虽然这是对乡村活化的初次尝试,但是实地观察来看,效果似乎还是没有达到预期。除了少数人参观书店外,几乎没什么其他服务,也没邀请当地村民参与计划。


各种元素之间的联结示意图,红色是和农田相结合的设计


我认为,有效的解决办法不能仅停留在为旧设施添加新功能上,还要考虑到整个村落的形态。比如,碧山沿水道两岸是最活跃的地方,几乎涵盖了当地的商业往来和公共设施。碧山的形态也很多样,有四层小楼,有很现代化的住宅,也有很传统的房子和农田,所以我把碧山归到边缘城市区一类。我的建议是将这些元素联结起来,提供更多公共的、多功能的空间,强化内部的联系,让当地居民、游客,以及艺术家都能各取所需。


同里古镇河两岸的新旧反差

 

再来看同里古镇。古镇中心的历史遗产向公众全天开放,活跃度很高,尤其是靠近水渠的街巷。古镇之中各种水道和街巷彼此交错,但你要是往一些小巷深处走,就会发现许多破败的景象,居住条件也很糟糕。古镇新开发建设的新区与旧有的街巷片区缺乏过渡,人们说的话,规划的模式,新区建成的环境等全都不一样,变化非常突然。因此在这三个案例中,同里是最错综复杂的。对同里的更新改造,需要弥补新旧环境之间的割裂感。


两处过渡区域的所在位置


我选择了联结新旧两个空间的区域,尝试设计一些过渡的形态。设计过程中考虑了这样一些因素:同里的居民生活在一种综合的环境中;绝大多数房屋前靠近水道的街巷处都有商业活动。我仍然遵循营造临水的商业场所的原理,但同时将内部庭院结合进来。更新后的空间,人们漫步其中会感到古镇景观的连续性。同时,还要改造建筑样式以适应现代社会。


两处观光塔的示意图


在重要的节点,设置一个广场,作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其他设计元素的穿插需要和周围的环境、建筑高度保持融合,比如将一个咖啡店落座的空间,和小桥流水结合起来。两个全景的观光塔在更新空间进出的节点上,以显示古今之间的过渡和联结。


   Q&A   

Q:你在这三个地方,有没有采访当地居民?我想,这些新区的出现其实是自然而然的,是随着居民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渴求而出现的,而且居民原来居住的古镇片区已经被游客占领了。

A: 每次我去这些地方,我都会问当地人,你觉得在城市生活怎么样?他们的回答始终是:我更喜欢在城市生活。毕竟城市有更好的条件和新鲜的生活方式。但老镇古村就应该被抛弃空置吗?当然也不是,它们需要合适的更新改造。我正在做的就是撒下一些种子,期待获得一些微小的收获。


Q:我们在为这些小镇和村落做更新改造的时候,你认为哪些因素是需要优先考虑的?在上海这样的超级城市的边缘地区,哪些因素需要关注的更多?

A: 我想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当地人究竟需要什么。我不认为人们真的需要人手一栋大别墅。那些使村庄充满活力的社会关系网,往往因为新的开发而丧失。许多细枝末节的东西也不能忽视。比如在南屏村,人们就在屋外的场所和街道上吃饭,非常自然。这些小细节,我们在设计中必须充分考虑,这样才能使当地人体会到真正的宜居。



宜居建筑:

毛里求斯的克里奥尔建筑

Brian Chan Yook Fo

来自毛里求斯

西交利物浦大学

建筑学

硕士研究生



我来自毛里求斯,因此我讲演的主题关注当地克里奥尔建筑的历史演变,它又如何塑造了当地的城市形态。


毛里求斯是西印度洋的一个袖珍岛屿,最初无人定居,西方殖民者来到之后,这里的文化开始不断融合,变得独一无二。这里68%的人口是印度裔,27%是非洲裔(克里奥尔人),3%是华裔,还有2%是法裔。


克里奥尔建筑的散布


直到19世纪晚期,克里奥尔式建筑都是毛里求斯本土的建筑形态。自从全球化和工业化全面展开后,克式建筑开始衰落,现在不再建造了。克式建筑并不是毛里求斯土生土长的,而是来自加勒比海的西印度群岛。为什么外来的建筑反而成了本土的建筑?因为随着法国全球殖民的推进,克式建筑也散播到世界各地的法属殖民地,像美国的路易斯安娜,东非的塞舌尔、毛里求斯。殖民化对毛里求斯的历史、文化和建筑景观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18世纪早期,法国殖民者将克式建筑带到了毛里求斯,并被本地其他族群所占用,渐渐普及开来。首先,它用本地的材料很容易就可以搭建;其次,它适应了本地的气候;第三,因为社会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类似的居住风格。


左:加拿大的阿卡迪亚地区的克式住宅(1605年);右:美国密苏里州Louis Bolduc的住宅(1792年)


在几个世纪之前,克里奥尔建筑还不存在。经过一个逐渐吸收同化的过程,克式建筑逐渐适应了当地环境和气候。之后,建筑开始出现装饰风格,变得非常独特。


虽然这种木质房屋在法属北美很宜居,在加勒比的热带湿润气候里也能适应了,但到了其他地区,比如西班牙殖民地还有西非,它也必须与当地的族群和建筑风格结合起来,才能持续下去。


克里奥尔建筑的特征


克式建筑有哪些特点呢?有以下几点:


  • 它的地板是离开地面的,以防洪涝、白蚁对起居空间的侵袭,还保证地板下空气的流通;

  • 屋脊向外延伸,并用石柱廊支撑,形成通达的阳台,这样可以避免阳光直射墙面,并给各种活动提供了一个半户外的空间;

  • 建筑的设计非常精确,窗户非常大,保证空气对流;

  • 在屋顶空间设置一个缓冲带,防止热量直接进入室内,屋顶的天窗也可以为缓冲带通风;

  • 屋檐下装饰用的穗子可以引流雨水。在法国,当建筑已经用石头建造,克式建筑还在沿用木质材料,因为木质建筑确实能更好适应各地的气候环境。


克式建筑风格对商业设施的影响


克式建筑风格对住宅的影响


克里奥尔建筑的生态环保理念一直非常明显,虽然以前还没这些说法。今天,克式建筑虽然风光不再,但是我相信这些设计理念和精髓会在继续运用在现代建筑上。这不只是为了保留建筑风格,也是为了可持续发展。


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1883年和2013年)


关于如何运用这些理念,并和现代社会和生活方式相适应,我做了一些研究。现在毛里求斯的人普遍抛弃了传统的建筑和生活方式,躲进混凝土的房子,开着空调。这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猛增的用电量。毛里求斯作为一个小国,化石能源几乎完全对外依赖,这增加了进口压力。此外,混凝土建筑在热带地区并不适用,基本都在沿岸地带。混凝土的墙面和屋顶在白天不断吸热,晚上散热有很慢,导致室内的温度让人很不舒适。


工艺和文化中心示意图


我研究的一部分是在当地做一个小型的城市设计。这个项目是一个工艺和文化中心,为当地的艺术家创作,和美食者、游客、和当地人休闲娱乐提供一个场所。旅游业是毛里求斯的支柱产业,当地人喜欢在半户外的环境中闲逛,当地的工匠也可以从这个项目中受益,获得收入。项目中,建筑和景观吸取克里奥尔建筑的设计理念,采用了通风、减少吸热等设计策略,形成一个凉爽的户外环境。


空气流通设计图


在项目的总体规划中,盛行风向的考虑是非常关键的,以引导空气流通,保持空间的凉爽。首先,在建筑外侧设立台阶,大约0.9-1.8米高,替代挡风的混凝土墙;其次,这些斜坡形成的微地形效应会使得风速变快;第三,许多种植园里的克里奥尔建筑,在房前有一排树木导引风向风速。这个项目也做了这样的设计,与台阶结合起来创造一个风洞,使空气流通和降温效应最大化。


遮阴设计图


另外一个营造凉爽空间的方法,是创造一个遮阴的环境,用树木和各种遮阴的结构,这样可以减少地面的吸热。建筑物外立面有各种延伸相互联结,这些可以设计成遮阴结构。这些结构还可以在头顶悬挂低耗能的降温喷雾器,水蒸发过程中会大量吸热,从而变得凉爽,就像出汗后的感觉。遮阴结构还可以用于文化活动展示,比如各种节日和庆典,像灯笼、雨伞这样的装饰物件可以悬挂其中。整个项目既可以作为一个舒适、凉爽、多彩的公共空间,又与克里奥尔的建筑文化结合了起来。


活动策划:解释,宋敖;录音整理:宋敖,解释;翻译:宋敖,解释;图文:Aura Istrate, Sharvari Shanmugam, Brian Chan Yook Fo;活动现场视频直播陈晨;文字直播赵忞;摄影:朱迪;微信编辑:屠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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