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江上海⑫ | CASE | 费城后工业滨水场地：从城市休憩所到生态实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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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费城城市公园和休憩规划部（PPR）发布的“Green 2015（参考文献①）”计划书中显示，在社区周边拥有可达公园这一指数上，费城表现出了严重的不均衡，且这个数据跟社区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其严峻性在于，诸如Bartramsa’s Mile周边这样社区人口极度饱和的地区，只能享受极其有限的公共空间资源。这种情形与中国的滨水旧城区极为相似。这个项目向我们展示，除了建造可达的公共城市休憩所，滨水空间在教育，生态研究上还可以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城市的公共空间承载着公众的记忆，对场所的认同感以及在空间中的生活日常。一万个人眼中有一万种对于滨水空间意向的理解——是当年梁思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时，将Schuylkill River翻译成“思故河”的乡愁；是徐志摩英姿勃发时康河的柔波；也是朱自清笔下秦淮河里的桨声灯影。

对于费城而言，曾经工业仓储密布的河岸如今已成为绵延10英里连接城市南北的线性慢行步道。城市里的滨水空间历经变迁，裹挟着时代的历史与无数动人的故事演变至今。

好的空间需要好的故事去成就。从最初覆盖整个城市绿道规划的“Green 2015”计划书开始，历经两年，Bartram’s Mile通过社区参与、公共筹款与设计规划，将这个原本与周边廉居社区隔离的后工业水岸，改造成长达1英里的慢行步道。在联通河岸并在场地上塑造景观的同时，用生态的手段进行棕地修复，并将部分空间改造成景观生态实验的理想研究场地。

历史记忆

从工业时代的荣光到被人遗忘的角落

“They’re a lot of people that live close by, and historically those people have not had access to the river because of industry.” 

——Joe Syrnick

（参考文献②）

Joe Syrnick，自1987年开始长期任职费城首席工程师，指导了大量城市项目的开发工作，现为思故河发展公司（Schuylkill River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主席兼CEO

Bartram’s Mile所在地的历史风貌（图片提供/Andropogon Associates）

历史上的费城利用河道的优势发展港口，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河口港之一。宾夕法尼亚州大量的煤炭矿藏，让费城建立起资源采集加工和传统制造业为主的重工业生产格局，成为煤铁中心和美国东部重要的石化基地。一个世纪以来，铁路的发展把费城工业的核心地位推到顶峰。其钢产量曾占全美1/4，煤产量位居全美第二（参考文献③）。时至今日，从机场到费城市中心的高速路两侧思故河沿岸，仍可见到冒着白烟的巨型水泥烟囱和泛着金属光泽的大型工业厂房，仍诉说着工业时代昔日的荣光，但也给城市留下了多达4万多块的城市空置用地，且其中大部分变成了污染、犯罪和资源浪费滋生的温床。

Bartram’s Mile位于费城南部，濒临思故河（Schuylkill River）以及北美最早的私人植物园之一的Bartram’s Garden，是费城8945个隶属公有产权的空置用地中的一块。与其他废弃的工业用地相似，场地水土面临着严重的污染问题。

过往繁荣的运煤河道已然安静，留下几栋大型水泥厂房和隔离好奇者的高墙，周边政府提供的廉租房里住着“被遗忘的人群”。公共资源、城市绿地的短缺，受污染的后工业用地和社区安全问题萦绕在每个住户心头。长久以来，即使滨水而居，这里的市民不能也不愿进入河岸空间，尽管这片河岸空间的用地性质被定义成“公共”。

谈到与河岸空间的关系，因为极其有限的可达性以及在岸边曾经发生的事故，居民对这些话题讳莫如深。Bartram居民工会会长Pitt坦言：最大的问题不是水岸空间本身，而是缺乏安全意识与监管，这是建造Bartram’s Mile的首要原因（参考文献④）。

Bartram’s mile规划平面图强调了滨水空间与历史花园，已有城市慢行步道和周边社区的联系。（图片提供/Andropogon Associates）

多方参与的需求弥合

从无人河岸到“一群人”的河岸

“I think Bartram’s Garden is a place for everybody. I think that’s a promise we’re beginning to make good on.” 

—— Justin DiBerardinis

Justin DiBerardinis，Bartram’s Garden项目总监

如今的城市更新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置身事外，即便是一个过路的游客也会对当地的“注视者”提供可做决策的依据信息。原有定义中“地方主人”的概念正在经受颠覆性的挑战。创造有效的公共空间，更加需要从资源、资金到人力、制度等的多方协作。

针对Bartram’s Mile的河岸改造计划，于2010年，由费城城市公园和休憩规划部（PPR）主导，联合思故河发展研究会(Schuylkill River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和John Bartram基金会共同发起(JBA)。2015年，“Green 2015”计划当年内增加500公顷城市开放空间，其首先需要开展的是第一期启动项目的选取工作。这一选取过程中并没有事先的预设，而是通过对社区的走访、意见调查和专家踏勘，从而达成共识。即，“Green 2015”不只是选取某一区域的修整改造，而是从整体上认知开放空间对于市民活动及周边社区的重要性；强调思故河水岸绿道的整体联通，而非某一被隔离的绿岛。经过各方权衡比较，Bartram’s mile被选定为费城第一批次的改造目标。

左图 Bartram’s Mile 草图设计阶段提倡社区参与，引入多方对话；右图 Bartram’s Mile 骑行日，市民与设计师共同探索场地（改造前）。（图片提供/Andropogon Associates）

社区设计工作坊中居民共商完成的区域规划设计图之一。（图片提供/planphilly.com）

政府的规划为未来的发展和改造创造了空间与机会，而优秀的空间策划还离不开对于使用者的了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非盈利组织PennPraxis工作室的主导下，Bartram’s mile历经五次公众参与设计过程，参与人群包括周边居民、费城政府、捐助人、设计师等450人规模之多。参与形式除最简单的5人一组，利用图片和剖面图交流设计上的可能性之外，还包含与费城自行车协会合作的骑行体验会；与市政府、Bartram’s Garden负责人、设计师直接对话的“Bartram’s慢行日”；与周边居民共同进行的集体晚餐……丰富多样的设计参与形式，旨在吸引不同工作、年龄的市民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价值在于，摒弃空间演变过程中的文化政治场域，将地方感和地方意向的空间表征过程，回归到在地不同社会行动者与制度、组织的相互作用过程。实际调查过程中也的确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如当地居民期待河岸空间增加体育设施，如篮球场、滑板公园等；城市规划部门则更希望这里成为思故河慢行步道的延伸，体现慢跑、观光等“被动式”的活动。

市民呼唤小尺度的服务功能和可参与性活动空间，而管理者更关注整体形象和管理成本，这种市民与管理者之间使用功能倾向上的断档，常存于各种地域关系之中。这种断档的抚平，需要专业人士（包含设计师、城市研究与实践机构）、政府和市民共同的努力，尽管“公共参与”的权力边界至今依旧模糊，公共参与的积极意义仍显而易见。

从密林丛生的“失落空间”到通达的水滨步道，Bartram’s Mile设计后与设计前对比（图片提供/Andropogon Associates）

在多方博弈之下，Bartram’s Mile最终历经整体改造，重新设计了约1英里的河岸空间，首先把人迹罕至杂草丛生的后工业水岸转化为滨水步道；其次，结合生态试验场的概念，用低成本的方式进行污染土壤的生态修复。比起空间品质的提升，在原有与周边住区隔离的环境中，Bartram’s Mile尤为强调可达性的提升。在大尺度上，将其接入纵贯费城南北的线性慢行步道——思故河步道系统中；在小尺度中，重点建立与周边住区绿道的联系，将“公共”真正引入其间。

Bartram’s瞭望台，将费城天际线框景其中（图片提供/Andropogon Associates）

2017年，Bartram’s Mile向公众开放，原本人迹罕至的河岸逐渐成为钓鱼、遛狗、散步，健身骑行的人气场所。Bartram’s瞭望台成为场地甚至整个片区沿岸公共空间的记忆符号，为周边社区中的居民创造新的水岸记忆。

生态试验场

设计延续性生态研究

左图 设计师以每年两次的频率在Bartram’s Mile进行昆虫植物等数据记录；右图 设计师进行野外物种鉴别工作。（图片提供/Andropogon Associates）

场地实验组植物多样性研究与跟踪记录，通过数量的计算观察判断生物生长状态与场地生物多样性。（图片提供/Andropogon Associates）

将生态实验融入公共空间，滨水景观从被动静态的设计转化为主动的、充满变化的研究试验场，给公共空间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附加价值。Bartram’s Mile在最初的场地设计时，便考虑并加入了生态试验场的部分。研究项目的引进，赋予了这段滨河步道更多的研究价值和实验性质。

基于场地本身工业用地的历史，土壤被严重污染，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棕地修复的手段探寻——生物炭在棕地环境中对于本地植物的影响研究。已有的棕地修复的处理方法，多数属将灌溉系统引入场地，抑或持续性的混合堆肥，乃至重新替换土壤。这些方法对前期投入和后期维护要求极高，资金成为棕地修复的首要门槛。Bartram’s Mile的研究，恰是为证明生物炭在自然条件下对于促进本地植物生长的作用。相对经济性是它的首要特质。生物炭也成为在被严重污染的棕地上，探索更加经济可行的修复方法和可能性的重要元素。

上图 加入生物炭之前与之后的对比；下图 加入生物炭的实验组（PLOT B & PLOT C）与对照组（PLOT A）植被对比。从物种数量的观察，本地花卉的生长状况可见，加入生物炭的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侧面印证了生物炭可能是低成本进行工业棕地土壤修复的有效方式。（图片提供/Andropogon Associates）

在实验的具体过程中，研究者提出的研究问题是：“在后工业的场地上，生物炭在施工过程中的使用是否会对本地草地产生正向影响”。设计之初，研究者在场地上建造了三个生态实验对照组，其中两个于施工时在3英寸厚的表层土中加入生物炭进行混合。在施工中以及投入使用后，定期走访场地，记录不同丘堆的植物信息（如数量、多样性、地表生物量），土壤检测数据信息（如温度、湿度、PH值、碳含量、有机物构成）以及昆虫信息（种类、多样性、数量、行为）等。研究人员据此系列数据的记录与分析，作为判断草地植被健康状态的依据。

研究的数据显示，生物炭的使用与场地生态多样性成正向联系，同时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场地中入侵物种的生长。

物种多样性实验记录。加入生物炭的实验组在植物多样性上显著优于对照组；在入侵物种的多样性方面，加入生物炭的实验组对抑制入侵物种多样性有一定的控制效果，但是并不显著。（图片提供/Andropogon Associates）

植被覆盖率实验记录显示，加入生物炭的实验组在地表植被的覆盖率上显著优于对照组；而对于入侵物种的控制，实验组也显示出了一定的优势（图片提供/Andropogon Associates）

场地季节性植被列表：本地生的植物对于建立健康的生态系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水平的本地植被生长效率与低成本的维护不仅仅在视觉上带来优美的体验，更在于背后看不见的可持续的健康生境。（图片提供/Andropogon Associates）

城市生态实验局限性

首先，有限的可控环境因素，降低了试验结果的可信性。对于Bartram’s Mile生态实验来说，在一个开放的城市环境中，施工偏差、场地上的动物、人以及一系列不可控的变量，让检测的结果与实验室内严格控制变量的生态学实验相比，很难成为判断生物炭和本地植物生长状态直接关联的有力依据，仅能显示真实建造环境中生物炭对于植被影响的趋向性。

其次，专业研究与公共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互斥。与前期设计场地时大量的公共参与不同，Bartram’s Mile内结合场地设计的生态实验研究项目更多地是在设计师与施工方内部进行，与公众的联系并不紧密。虽然在2018年度ASLA美国景观师大会的户外议程中，研究团队结合Bartram’s Mile慢行游览，向业内人士介绍了设计背后的故事，但这种交流的机会仍然限制在设计从业者内部。

再者，类似设计后评价体系的缺失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资金与资源的匮乏。开展此类设计研究及使用后评价的最佳主体，实际上是执行本地设计的设计事务所，但开展类似的研究需要承担高昂的人力成本，且要面对短期内难获经济收益的压力。例如Bartram’s Mile的生态试验场跟踪研究项目，就是其设计事务所Andropogon Associates，于2016年自发开展的一项为期三年的场地生态研究项目，目的在于帮助设计师和施工方更好地理解生态材料的运用，并完善材料使用功能的检测，以期在未来相似区域的更新改造中实施正确有效的施工方式和种植计划。

尽管有诸多研究机构及组织，但并非都会关注到一个具体的社区生境，因此最合适的全过程研究及设计介入机构，无疑是设计师本身。于是，Andropogon在没有其他相关实验研究报告和前例研究的情况下，开展了在自然条件下的生态实验，这对企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面临的是投入资金无果、研究失败乃至耽搁其他设计进程等各种风险。寻求外部资金资源的支持，成为扩大项目影响力和实现额外教育价值的机会。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Shoemaker Green项目中，Andropogon与宾大就类似的场地水处理监测系统达成了共识并获得资金支持。学校将这一场地的生态学研究与学生的课程和研究课题相结合，对动态生态数据进行更精细地记录和利用。工程系学生用场地上记录的动态雨水数据，完成他们实验室以外的监测与实验；景观建筑系将这个场地纳入雨水管理和设计主课程内容，每年勘察测绘场地，理解地形、本地植物和雨水管理系统，以更好地认知景观设计。完整的生态评价体系和精确的数据记录为公众、学校、设计事务所带来了三方共赢的结果。

Shoemaker green（图片提供/Andropogon Associates）

Shoemaker green地下储水设施（图片提供/Andropogon Associates）

场地监测装置藏匿在雨水花园景观中以供学校进行监测与后续研究（图片提供/Andropogon Associates）

可以想象，Bartram’s Mile这类实验性研究对于场地的细致观察以及数据记录的方式，在公共教育层面拥有很大潜力。若结合周边学校以及社区的公共活动，除可以建立居民对场地的归属感外，更可实现在体验中认知场地与生态的积极作用。

在城市中设置的生态试验场因为身处复杂的公共区域，存在大量未知的可变因素，在专业学科方向想要得出精确的结论非常困难。然而，在真实、复杂的周边环境里实验，证明研究目标的趋向性，给相关基础学科更多将科研成果付诸应用的机会。对于设计从业者，在设计场地里融合生态实验，有助于更加深入的了解材料、场地的后期维护等关键环节，以服务设计。而空间的使用者，除了成为科学实验变化的见证人，同样也可能逐步成为实验参与者，持续性的自组织互动由此展开。

特别鸣谢：

Andropogon Associates: Jose Alminana, Lauren Mandel, John Collins, Jason Curtis

参考文献：

1.https://issuu.com/pennpraxis/docs/green2015_full

2.http://civiccommonsphl.myphillypark.org/projects/bartrams-mile/

3.第一财经日报，“费城蜕变：从工业重镇变身高新科技要地”

4.http://civiccommonsphl.myphillypark.org/projects/bartrams-mile/

更多相关资料：

http://planphilly.com/praxis-projects/bartram-s-mile#BMPhaseIRecap

作者简介：

徐乐，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建筑学硕士，Andropogon Associates景观设计师，系城市中国海外观察员第一期观察员

文/徐乐+崔国 编辑/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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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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