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中的领先者靠什么？ ｜ 每周新书

《追赶：世界经济中的发展中国家》

[印度]迪帕克·纳亚尔著，周媛、桂姗译，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49元。

后疫情时代第一要务是发展经济，所以这期的荐书小编选的三本书都是关于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但在印度经济学家纳亚尔看来，这个现象的来龙去脉有一些历史故事要讲在前头。在大量依据麦迪森等经济史学家的数据分析工业革命、一百年前全球经济格局之后，作者讲分析的重心放在了1950年以后，随着很多国家走出被殖民的命运而独立自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总体迅猛，地球上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总体差距在缩小中。但进入1980年代以后，再进一步到2000年以后，发展中国家各自又呈现出不同的局面。在书的前50页，作者从诸多学者的观点中总结出西方国家先取得经济成就的原因，包括文化、地理和制度因素。这些因素在后来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过程中也起到了作用，作者与不少学者一样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原因上的区别没有想象得那样大。在工业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受益很大，作者从商品贸易、服务贸易、金融、人口等角度列举数据证明。作者还从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选出各大洲的代表，共14国，当然包括中国，称之为“未来十四地”，分析他们的发展经验，比如主动性强的政府和好的教育环境等。

在后文中我们将选摘书中一节，回顾“未来十四地”国家成功的共同点，欢迎下拉详读。

《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

[美]乔尔·莫基尔著，胡思捷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88元。

努力推动经济发展这样的想法是基于什么而产生的？这本书就是通过回顾经济思想史来探讨促成经济增长的信仰、价值观、偏好层面的因素。作者认为，人们对人与现实环境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用“有用知识”提高生活质量，诸如此类关于人们基本信念的问题促进了文化上的突破，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为了寻找证据，作者以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有用知识”的兴起为目标进行挖掘。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举了不少有趣的例子，比如，工业社会向儿童教授的一个特别的文化特质就是关注时间、学会准时。作者从熊彼特的研究延伸出来，讨论了“文化企业家”在推动创新上做的贡献，并且以培根和牛顿为例，具体讲他们如何发挥作用，传播科学，推动经济发展。培根在启蒙运动时期影响了非常多人，鼓舞他们勇于实验，研究出可以广泛应用于生产的技术等等，但作者指出培根本人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强的实验技能、广泛的参与面和对新技术的直接倡导，说他的思想中新颖奇怪之处甚多，他关键的作用是使追随者们明白，无论想以任何方法去尝试什么事情，都是正确的、有道德的。牛顿的突出贡献则是他的怀疑精神，即作者所言的各种“偏见”，他的成功使当时的自然哲学家们努力宣传的“有用知识”地位进一步上升。作者在书末也分析了中国古代的人文传统和思想市场状况。

《经济运行的真相》

高善文著，

中信出版集团·灰犀牛，2020年3月，65元。

本书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书系”之一册，作者高善文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书中收录文章二十多篇，一部分来自《经济运行的逻辑》一书，另一部分是2013年之后作者撰写的研究和思考文章。作者还将一篇回忆性文章和一篇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专作编入本集。作为常年研究中国经济宏观运行的学者，高善文将书中的这些文章也按问题类型作编排，以体现一位经济学家思考、实践的方式。书中最先谈及研究方法，随后关注201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速变化和到2030年的趋势，之后分别指向物价、产能过剩、地产、影子银行、国际金融等话题。作者在文章中指出，中国一个地区的经济竞争力越不依赖可贸易部门的活动，越不依赖于中低端制造业，这个地区的土地供应就可以控制得越紧。作者还在分析中国经济长期趋势的文章中谈到，老龄化是对中国经济未来存在不利影响的一个因素，近年老龄化的加速到2027年以后会进一步变快，会是中国转型后面临的一大挑战。

《后疫情时代的“硬核”就业》

《人力资源》杂志2020年5月上（总第462期）

两会之后，在不设经济目标的2020年，“六稳”“六保”成为中国发展的重点。其中，“六保”之首就是“保居民就业”。就业稳定对城市发展来说无异于重中之重，可说是对居民和政府都算首要问题。《人力资源》杂志在其关注后疫情时代如何保就业的封面专题中指出，“剥离当下疫情的外在影响”，直面“坚守与投降的自我较量”，是分出胜负的关键。根据人社部2月中旬发布的数据，2020年的高校毕业生高达874万，创历史纪录。除了化解应届生就业压力，中小企业用工如何得到保障也是极为挑战各方面的智慧和抗压能力。美团披露的数据显示，疫情以来美团外卖骑手大军增加近十万人，其中五成多在本省就近加入队伍，六成以上原来是在工厂或服务业上班。该刊指出，类似这样“灵活就业”的情况，从长期就业转为灵活就业为主，将会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流行。更进一步的灵活性可能体现在就业后的工时结构中，该刊采访的健身教练、美发师转行美团骑手之后，都选择了可以自主决定配送时长的“众包骑手”，相当于兼职。度过艰苦时段，他们可以再回到自己熟悉的行业。该刊还研究了疫情对企业招聘应届生的影响，其中，线上视频面试对招聘流程的重塑效应不容忽视，但也有一些固有的招聘考察方法很难搬到线上。关键岗位招聘也还是很依赖线下考核。

《中国可以赤字货币化吗？》

《财新周刊》2020年第20期（总第906期）

围绕抗疫特别国债的发行和使用，各界近期一直在热烈讨论。这个问题如何落地将会深刻广泛地影响未来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该刊在封面中以一篇长文综合多方意见，探讨特别国债发行即赤字货币化的真实内涵——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何有效、有原则地协调配合，以有效率地切实达到振兴疫后经济的问题。随后还有一篇文章介绍国外赤字货币化的经验。由于赤字货币化相当于“印钱”为赤字融资，学界除了反对声音外，持支持态度的人们也强调，这是一种对付特殊重大问题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两会透露，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的投向将是地方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预留部分用于解决地方基层特殊困难。该刊认为，其中一部分还是将投向基建，并且要求这些项目有一定收益，这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有所重合，投资效率方面面临的考验不小。一些专家则建议，要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设立专门的机制，相关制度安排要有效、合理，才能保障特别国债的风险和效果都在我们的预期范围内。经过全方位的分析，尤其是系统性地回顾从计划经济时代以来我国金融、财政体系和中央、地方关系等，以及近年来以棚改为代表的支持性金融工具和债券等，该刊指出，“最终，中国还是要走向财政职能的进一步完善、提升，与货币政策的进一步协调，来改善中国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发展中国家中的领先者靠什么？

文/[印度]迪帕克·纳亚尔

本文选自《追赶》第七章《不平等的伙伴和不均衡的发展》第三节《领先者和落后者》，由三辉图书提供资料并授权选摘。未经允许，不得擅自使用。为便于阅读，文字有微小调整。标题为编者所拟。

工业化助推发展中国家中的第一批佼佼者脱颖而出（图片来源/得力官网）

几乎毫无疑问，那些在工业化追赶的过程中成为领先者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存在着相当显著的多样性，而在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头十年里，工业化的进程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区也发展得很不平衡。但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从经济特征的角度去观察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的相似点与差异，来看一看组群内是否存在群集。同样也很重要的是，找出是什么共性让它们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了成功。

强调“未来十四地”（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地区、泰国、土耳其、埃及、南非、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和其他发展中世界国家之间的不同也会具有一定的指示作用。接下来的讨论就涉及这些问题，并研究了工业化进程中的领先国家和地区身上是否有一些好的经验，能够让落后者效仿，从而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成为下一批迎头赶上的国家之一。

“未来十四地”的工业化和发展经验表明，在环境、驱动力、重心、过渡期和模型等方面都会存在不同。各地环境条件不一样。一些国家资源丰富、土地辽阔（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南非和印度尼西亚），而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则资源贫瘠、土地紧张（中国、印度、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泰国和埃及），还有一个国家虽然资源丰富，但是土地稀缺（马来西亚）。

各国的驱动力不一样。一些国家的制造业以初级产品或者自然资源为基础（阿根廷、巴西、智利、南非和印度尼西亚），而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则依赖廉价劳动力（中国、印度、马来西亚、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泰国、土耳其和埃及，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包括墨西哥）。

各国的重心不一样。对一些国家而言，外部市场和外来资源对于工业化的发展非常关键（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土耳其），而对于其他一些国家而言，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才是真正的发展驱动力（巴西、中国和印度），另外还有一两个国家和地区，需要的是外部的市场和国内的资源（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各国的过渡期不一样，体现在其结构性变化的模式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从农业部门的劳动吸纳粗放边际转移到工业领域的集约边际，劳动力也从工业领域的低生产率部门转向了高生产率部门（马来西亚、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包括中国大陆），而其他大部分国家都经历了不同的过渡期，它们农业部门的就业所占比重下降，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而工业部门所占的比重几乎没有变化。

各地工业化的模式也不一样。拉丁美洲模式主要依赖外国资金、外国技术和外国市场，在其中只有巴西是个例外，而南非也是类似的这种模式。当然，这只是一个概括性的特征总结，在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也有大型的国内企业，巴西也有很多的外国企业。东亚模式又分出了三种形式。有一些国家，按照面积从小到大排列，如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它们依赖外国资金、外国技术和外国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其实和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的另外一种模式没有很大区别。东亚模式还有第三种分支，就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它们依赖外国市场，却调动了国内资源，并且是在发展国内的技术能力，而不是依赖外国资本或者外国技术。

建设完备的基础设施对实施工业化的促进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图为马来西亚的发电厂。（图片来源/daelim.co.kr）

由中国和印度组成的大经济体模式，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主要都是依赖国内市场、国内资源和国内技术，但是在后期，这两个国家都开始寻找国外市场，并有选择性地接触外国技术和外国资本。这一套模式显然不够全面详尽。还有一些国家，如巴西、土耳其和埃及，它们在进行工业化的过程中采用了另一种模式，试图将国内和外国市场、资本与技术结合在一起，并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演变。

这些工业化模式也要被放置在更大的发展背景当中，每一种都是将政府与市场、开放性与干预结合到一起，在各个国家情况不尽相同，也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需要说明的是，任何对工业化模式或者发展模式进行的总结，被当作程式化的事实是说得通的，但是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主题会发生变化，也是因为在纳入我们考虑的这段时期内，一些国家也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变化。

如此一来，就有可能把“未来十四地”分解成类似的小组，互相之间既不会毫无联系也不会完全重叠。从地理区划来看，本来就存在着分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同一个地区的国家和地区会有许多共同之处。按照由人口和收入水平决定的经济规模来看，也可以分成小型（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地区和智利）、中型（韩国、泰国、土耳其、埃及、南非、阿根廷和墨西哥）和大型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和印度尼西亚）。

按照经济特征的逻辑来划分，可以分出资源丰富、国土辽阔的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南非和印度尼西亚），资源匮乏、土地稀缺但劳动力充足的国家（中国、印度、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泰国和埃及），有更高工资水平的剩余劳动力但是资源丰富（马来西亚）或者土地辽阔（墨西哥和土耳其）的国家。

从发展模式来看也可以分组，有些极度依赖市场和对外开放（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南非、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有些是靠政府的支持和适度的对外开放（巴西、埃及和土耳其），还有的是靠政府战略性的干预和调整后的对外开放（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另外一些则是靠政府干预和管控之下的对外开放（中国和印度）。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细节。

适度开放基本上就是开放型经济，只在少数领域有为数不多的限制。调整后的对外开放公开地体现出了不平衡，在出口领域有一些战略性的贸易政策，但是在其他领域就有很多限制，对外国资本加强限制，对外国品牌也加紧了控制。管控之下的对外开放受限更多，不仅仅是在贸易领域，在对待外国投资和外国技术方面也有限制。根据地理区划、规模、经济特征或者发展模式进行的分组都表明，发展中国家世界的其他大多数国家，除了很小的岛国或者内陆国，总是会和“未来十四地”当中的一个、两个或者几个国家和地区有共同之处，所以从它们身上还是可以吸取一些经验的。

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又被细分到了更小的群组里，它们之间还是存在明显的多样性。这种分组就帮助我们关注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共通点。但是在这些不同的群组之间，还有更多的共同因素，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应该能够识别出三个共有因素：初始环境、授权机制和政府所扮演的要么是催化剂要么是引领者的角色。

开放型经济、参与全球贸易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支撑。图为巴拿马运河。（图片来源/gcaptain.com）

初始环境有两个方面。首先，要存在一个实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其次，就是教育在全社会的普及，初等教育负责打下基础、高等教育负责提供优势。这两个方面都必须至少具备一些，才能够启动工业化进程。“未来十四地”在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因为在拉丁美洲，后殖民主义时代早来到了一百年。尽管如此，亚洲和非洲国家在后殖民主义时代早期也积蓄了发展所需的必备基础条件，或者在这之后不久就靠政府创造出了这种条件。如此一来，就算初始条件是由历史所赋予的，人为的干预也可以在这一现实基础上加以改进，而且不会有太大的时间差异，从而为工业化的启动创造出最基本的条件。

而且，还有一个尽管不那么关键但也与初始条件相关的第三维度内嵌在了历史里，那就是这些国家过去的某些制造业的经验，所以它们一开始的起点就不一样。对于一些国家如中国、印度、墨西哥、埃及和土耳其而言，这一经验来自前资本主义时期，主要来自手工产品。对于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地区和泰国而言，这一经验来自移民，大部分移民都来自中国大陆，也有一部分来自印度，土耳其的移民则主要来自欧洲国家。

而对于其他国家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而言，这一经验可能一开始来自欧洲的移民个体，但是在这些国家独立之后，靠的也是外国的企业，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国家已经不再是殖民地。尽管如此，殖民主义仍旧成为制造经验的一个来源，比如英国在印度、马来西亚、埃及和中国；荷兰在印度尼西亚；日本在伪满洲国（中国东北地区）、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对于南非而言，制造业方面的经验则来自移民个体、殖民主义和外国企业的融合。

类似的，对于“未来十四地”而言，一些机制也许是从过去继承来的，但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和地区用来支持或者培养工业化进程的授权机制的框架是在20世纪50年代或者60年代早期建立起来的。这个时间段并不是个巧合，这正好是亚洲和非洲进入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初期，这个时候几乎世界各地都开始把发展规划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包括在拉丁美洲也是如此。

在进行追赶的过程中，工业化成了共有的目标。这些机制都是由具有前瞻性、积极主动的政府设立的，不仅仅在中国和印度有，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以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泰国和土耳其也有（阿姆斯登，2001年），埃及也是这样的模式。一切都在于要进行工业促进和工业投资，不管是以通过制定工业、贸易、技术政策还是通过建立规划办公室、工业董事会或者金融机构。

政府管控对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起关键作用（图片来源/shell.eg）

在这个范围内，那些在工业部门提供长期融资或者投资的发展银行就变得格外重要。目标就是要为域内的企业创造生产、投资和创新的能力，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国营和私营领域会有不同的强调重点。机制的创造与演变是工业化和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授权机制不仅仅是要像正统的经济理论建议的那样只需要保证财产权和降低交易成本。而且，很明显也不仅仅是在“警察国家”才有这种授权机制。很清楚的一点是，在早期阶段，在这些工业化的后进国家和地区中创建支持其工业化进程的授权机制时，政府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在未来的转变道路上，这一点却出现了不同。

在进行工业化的过程中，政府在各个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点在“未来十四地”中体现得更明显，尽管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性质不同，目的也不尽相同。对于那些强调市场化和开放性的国家而言，政府的功用在于将市场失灵的可能性降到最小。重点在于制定合理的价格体系，并且购买进行工业化需要的技能或者科学技术。

对于那些强调政府干预、在管控之下有适当开放性的国家而言，关键在于将政府失效的可能性降到最小，并且强调正确地进行政府干预、建设起发展工业化所需的技能或者科学技术。当然，这个角色并不是从一而终的，而是会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和发展而不断演化。在早期阶段，在创造初始环境的时候，主要还是要建立起一个实体的基础设施项目，政府在能源、交通和通信以及通过教育实现的人力资源的发展方面进行投资。

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性质和程度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三个维度：功能性的、制度性的、战略性的。功能性的干预旨在纠正市场失灵而导致的大而泛的或者具体的错误。制度性的干预旨在通过为市场上的“玩家”制定游戏规则来进行控制，并创造出一个框架来规范市场、建立起机制来监控市场的运作。战略性的干预旨在指引各个部门相互关联的市场，干预方式不仅仅是通过制定工业和技术政策，还会通过汇率和利率来保证实现工业化的长期目标。

政府还会在微观层面促进工业化，主要是通过在不同类型的商业企业培养企业家，或者是在私营领域为个人培养管理能力、为企业培养技术能力。但也不仅仅是这些。政府还在如石油、钢铁、通信、能源甚至商业银行和发展银行等领域建立起了大型的国有企业。在早期阶段，这也许是因为在这些臃肿、有风险并且收益周期长的领域缺少私人投资，所以政府才会建立国有企业。没过多久，这些企业就成为工业化在私有领域的一种战略性的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当中有很多都变成了世界市场上很有竞争力的企业，其中还有一部分引导了发展中国家世界企业国际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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