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剧透 | 让荒野回归城市，将自然带给童年——从生态修复的角度浅谈儿童友好型城市

郭陶然，城市荒野工作室创始人，上海天渊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自然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华东地区生物多样性恢复技术研究与乡土物种保育、监测以及自然教育工作。

对于人居环境而言，生态修复的意涵或许可以扩大，不仅包括人对受损生态系统的修复，也涵盖了生态系统对于人类健康的修复作用。儿童需要城市环境中提供自然游戏场地，也需要这样的场地上能够开展更多激发创造力的有趣的活动。如何让孩子认识到乡土生态系统，如何让他们与身边的自然产生更深入的联结，如何让生态系统与人居环境有机融合，是当下在国土空间规划中需要思考的问题，也为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新的思路。

城市荒野工作室从2013年开始从事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与保护工作，除了进行城市生态修复，也利用修复场地开展大量生态科普教育活动，在上海积累了9万多粉丝用户。从成立之初，我们便秉持着“让荒野回归城市，将自然带给童年”的理念。从事生态修复，并不只局限于修复受损的城市生态系统和恢复乡土生物多样性这一个目的，同样也期待通过健康的生态系统来治愈、修复人的心灵。

以儿童为主要对象的亲子家庭，是城市荒野生态科普活动主要的服务群体。在上海，“故乡的自然”或许还依稀存在于70后之前世代的童年记忆中，而现在的年轻人和儿童从小看到的就是物种单一、景观相似的城市绿化，难以见到过去于市井田间湖畔跃动的野生动物，对于“故乡”的认知是不接地气的。城市化，甚至以城市为模板效仿的乡村建设，让景观“建筑化”，成为几何形状与规则线条的组合；而大自然并非封闭、统一、规整的整体，和谐与规律往往潜藏于混沌与失序之中，这种复杂系统所展示出的生命气息在城市绿化中难以寻觅。现在的孩子很少有机会接触真正的自然，不仅导致了他们对乡土、传统文化的疏离，对电子产品上瘾，也让感受和认知能力下降，更容易出现抑郁、孤独、焦虑、注意力分散等心理疾患。根据联合国儿基会的数据，在中国，近25%的青少年表示感到轻度或严重抑郁。由于不能在自然环境中放松，儿童和青少年的体质也逐渐下降。过去很多研究均指向了童年处于高压环境对成年后慢性疾病发病率提高的显著影响，尤其是在传染病、呼吸道疾病与心脑血管疾病等方面，生命早期面临压力造成的生理健康损害，会持续贯穿生命的整个过程。

不仅目前大多数孩子患有“自然缺失症”，成年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监护人长期承受生活与社交压力，缺乏在自然环境下的放松体验，自身也更容易存在身心健康问题，对儿童做出负向的情绪投射。大自然对人身心健康最大的恩惠或许还在于神经医学领域。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有悠久的自然疗愈传统，目前很多发达国家对大自然治愈效果的评价均围绕人“自律神经”的恢复展开。自律神经是不受意识控制的那部分神经，支配着心脏、胃、肠、血管等器官的活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主要是在大自然中完成的，进入城市生活只是短暂、晚近的历史阶段，因此人类的自律神经更适应自然的节奏。自律神经失调会导致失眠、心悸、耳鸣等各类身心疾病症状,大多数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症状也是从自律神经受损开始的。因此，置身于大自然，不仅可以陪伴孩子玩耍，也可以同时平衡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进一步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和乡村，一切人居环境都需要生态修复，这本身也是对人类自身健康的修复。

基于8年来的在地实践，从向儿童（及所有市民）提供充足的自然空间来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角度，应当有以下一些值得关注与努力的方面。

区分生态空间功能，

将人居环境生态修复与服务设计相结合

在人居环境中，城市与乡村的自然空间是多种多样的。在上海，公众可以直接接触的自然空间除了休闲林地、郊野公园等，还有大量星罗棋布的城市公共绿地、社区口袋公园，甚至分布于建筑屋顶与壁面的立体绿化。针对如此众多的身边“自然”，对其进行功能区分，配套相应的生态修复与服务设计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上，可以根据“自然”距离居住区的远近、面积的大小进行划分；同时，“儿童自然游戏场”这一功能并不一定要单独作为某块自然场地的唯一功能，这些对物种保育要求不那么苛刻的生态空间或许更应当被称为“自然休闲场地”，它应当同时兼顾全龄段，尤其是综合考虑以家庭为单位对自然空间的需求。

在城市中，大多数居民下楼即可达的生态空间，或许就是小区绿化。在上海，社区花园运动在多个社区内形成了居民自种自管、促进社交、学习园艺的理想场所，是一种现阶段在高密度城市社区中可复制的模式。但除了社区空间之外，市民有必要定期接触面积更大、更去人工痕迹的生态空间，这种纯自然群落结构中的高生物多样性，可以提供人体不可或缺的微生物群系与其他刺激因素，促进皮肤与肠道健康，形成更强健的免疫功能。像这样更近自然的生态空间，或许可以通过修复开放式休闲林地、郊野公园与城市公共绿地获得；同时，自然保护地的一般控制区也为开展生态教育、自然体验提供了更原始、真实的场所。因此，对于人居环境下可达性更高的场地，可以更加注重其休闲与游憩的功能，在生态修复与服务设计上也要注意避免人兽冲突、人畜共患病的风险，场地的开放程度可以更高；而对于距离人居环境较远、面积大、可达性差的生态空间，生态保育应当是其更主要的目标，不应进行频繁的人为干预，开放程度也应当更低，但市民的体验应当是更加深入的。

如果要把以儿童友好为特征的全龄友好型绿色基础设施纳入到人居环境中来，应当对区域进行整体、系统性的生态规划、修复与服务设计。从总规阶段就要开始考虑，对现有的自然资源条件进行充分评估，区分出适合成为“自然休闲场地”的地块，尽可能详细地考虑其未来的使用场景，在精细化的自然体验、课程、活动等服务设计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场地编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报告以及进行规划、修复与设计工作。目前，“儿童友好型城市”在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对自然在其中扮演作用的认识十分有限，大多数地区的国土空间规划中尚未包含这些内容，或许需要从法律程序上进行调规，再设立专项规划将此纳入进来。而对于生态保护红线内那些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按照现有政策，应当优先保护其生态系统和重要物种栖息地，建立和完善生态廊道，提高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连通性。红线内是需要重点进行生态修复与保育的区域，并不适合人类过多介入。不过，我们同样可以在其周边（如自然保护区的一般控制区）或近似的开放性生态空间内，通过科普教育的形式引导公众加深对生态保护及其红线重要性的认识。

上海从2018年开始设立了一批开放性休闲林地，以便市民可以获得更近自然的户外体验，这种发展“福祉型”自然休闲场地的思路或许可以为其他城市所借鉴。在大多数国有林场已不再依靠木材生产作为经济来源的今天，林场本身的国有属性或许应当承担提供价格低廉的生态教育与医疗保健服务的功能。此外，上海市郊拥有占地面积广大的郊野公园，这些郊野公园叠合了多样的土地利用性质，可以支持配套不同种类的设施。如果郊野公园本身并非为创造经济价值而设立，不妨也可以探索如何为市民提供多样的福祉型服务，除了对生态系统本身进行修复来提供近自然空间，还可以通过不同的土地用途分别配置亲自然的步道、讲座教室、心理咨询室、大地艺术空间、没有特殊目的的休闲场所等。增加的设施与功能多样性，可以大大提高市民访问率，对于相应的设施，郊野公园可以象征性收取服务费用，主要可以由政府提供补贴，以丰富市民在自然中的活动，达到其设立之初的目的。

自然教育的意义不仅是生态科普，也要回归教育本身的目的——启迪人认识并成为自己的灵魂。城市荒野工作室自成立以来，通过推进不断的城市与农村生态修复，共向亲子家庭、企业、学校提供了自主设计的课程50余门。在课程设计上，城市荒野除了对植物、鸟类、哺乳动物、昆虫、水生生物、土壤动物、古生物等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普及，更关注的是通过生态学的视角，向公众展示物种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引导公众关注、思考生态环境问题。在此基础上，相信生态修复与自然教育最终会拥抱心理学、医学以及公共卫生领域，就像联合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背景下提出“同一健康”（One-Health）理念那样，如果城市与乡村的自然空间可以将符合市民健康的利用方式考虑进来，从专业角度满足儿童的玩耍需求、成年人的减压需求、老人的养老需求、残障人士的特殊需求，将基于自然的绿色医疗深入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让自然同时成为文化、艺术、体育与社交的发生场所，服务公众从大自然中习得更深更广的智慧，健康的自然与健康的市民将为城市注入更大的生机，也将省去社会医疗大量的非必要投入。

将生态休闲场地

与普惠式托育、义务教育、终身学习服务相结合，

引导乡土历史文化传承

从现阶段的儿童友好型城市政策与规划来看，“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都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经过修复的生态休闲场地或许也应当被纳入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仿照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森林幼儿园体系，成为支持0-3岁学龄前阶段儿童探索大自然的第一站，与学前教育共同部署推进。在相关立法中，这类场地的修复、设计与管理运营方应当享有地方政府给予的土地、规划及财政优惠，获得项目经费、补贴或融资便利，为其可持续运营提供法律保障。

由于普惠式托育具有福利性，如果可以调动发展社区居民的自主性，则是更加节约成本、发挥社区活力的方式，同时也可以增进社区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交联结。政府可以直接或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培训社区中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群体为普惠式托育社工，为社区共同育儿提供支持，同时也可以有效转化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使其在“老幼融合”的社区服务中成为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此外，除了支持普惠式托育，高龄人士丰富的阅历与经验可以让他们在与大自然同工的身心疗愈中做出更多贡献。例如，城市15分钟生活圈中的终身学习、就业指导、心理咨询等功能的公共空间，可以交由高龄人士参与运营。社区花园、城市绿地以及可达的郊野公园等生态空间，可以融入上述功能的服务设计。

今年下半年，城市荒野工作室与《城市中国》杂志社、同济大学共同进行了上海不同世代儿童的自然游戏调查，走访了上海各区分布于不同自然生境下的村镇，收集不同年龄层的人群幼时玩过的游戏。我们发现自然游戏经验最丰富的就是老年人群体，其次为 60后至70后。接触自然最少的是现在的青少年，他们大多辗转在繁重的课业、补习班以及电子产品之间，身边看到的也都是千篇一律的由外来景观物种构成的人工绿化，对乡土生态缺乏认知，同时也对乡土生态系统严重受损这一现状没有概念。城市化割裂了青少年与脚下土地的连结，这种连结的重塑需要引导他们重新进入自然中玩耍。

在今年8月由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中，我们也看到对于保护、活化城市与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求。乡土自然游戏即是这样一种延续城市与乡村代际连结、超越民族和语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在实践中最容易活化利用、传承发展的古老智慧。自然的多样性与艺术的多样性更体现为一种具象化的哲学，可以在游戏中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从不同侧面传递一方地域对于终极命题的观察与理解模式。因此，它们值得被记录、传承以及探讨在高质量城市发展中的恢复应用。

在对自然休闲空间的设计与管理上，除了发展老年人群体参与，还可以将监护人的需求纳入功能考虑，也可以适当发展一批“家长志愿者”提供帮助。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在以“自然体验”为主的场地和以“自然教育”为主的场地中，儿童与监护人的关系与互动是不同的，二者各自对儿童的身心健康有促进作用。在以自然体验为主的场地中，儿童个人或团体是活动的主体，自然空间没有明确的主题和目的性，也无须监护人进行过多的指导和监护，儿童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运用自然材料进行创造，并发展团队协作能力；而在以自然教育为主的场地中，“家庭”成为活动的主体，儿童在监护人的陪伴下共同进行学习和探索，监护人不再承担教育者的角色，而是与儿童平等地进行体验与互动。相比于普通游乐场，家长主要负责付费和安全，参与度不高，有具体的活动与服务设计的自然空间显著提升了亲子关系。因此，在场地服务设计上要对服务对象与功能有所区分。

除此之外，生态休闲场地与义务教育相结合，发展生物、体育、艺术等学科的户外教学模式，也可成为未来的方向之一。如果普惠式托育与森林幼儿园等学前教育阶段可以融入大自然进行，学龄阶段的部分课程与自然相结合，也应随着青少年心智的成熟变得更具有可行性。一方面，可以参照如德国、芬兰等西北欧国家的经验，调整义务教育目标与具体政策，逐步建立基于生态意识、与大自然相融的整全教育体系，完善相关课程标准体系与师资培训、认证制度；另一方面，在空间上也可以尝试将学校规划为社区的中心，成为兼容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服务的场所，其对周边所辖生态休闲场地拥有一定的利用、维护与管理权利，并在这些过程中鼓励经验教育、服务学习的回归。这样一来，生态休闲场地琐碎的日常维护工作或许本身就可以设计成服务学习的课程，甚至成为针对有需求群体的“作业疗法”。植树、疏伐、修枝、运输木料、收集枯枝落叶、采蘑菇、栽培花草、木工制作、修道作业等活动，只要满足场地安全性与物料原生态性，都可以被设计为专业的作业疗法内容，或成为服务学习教育的一部分，这同时也降低了场地维护成本。

场地预约制管理，明确潜在危险

在我国现阶段的高密度城市中，生态空间对于有需求的家庭来说是供不应求的，这种僧多粥少的局面也为场地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一问题或许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管理模式中汲取经验。例如，同属东北亚圈的韩国也面临同类高密度问题，2005年韩国山林厅出台《森林文化·休养法》，成立专业而精简的政府部门负责综合管理与体系性的自然讲解服务，针对普惠式的国立自然休养林提出“预约制”管理，兼顾社会公平性与自然本身休养生息的需求，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中国现阶段高密度的人居环境下，或许对于那些远离人类干扰、更侧重物种保育的生态空间，更适合阶段性、计划性地面向公众开放预约名额；而在城市内、可达性较高的生态空间，可以在修复后实行工作日与节假日分时开放管理，配套的科普教育与身心疗愈服务，可以通过网络预约获得，在非开放时段内，场地应适当封闭，让大自然得以休息。实行预约制是目前人口过度集中导致的不得已管理模式，在未来，当产业与人口不断分散转移，低密度的“小镇”点缀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预约制管理或可随之瓦解。

现阶段，预约管理模式在我们位于上海浦江郊野公园的项目实践中得以验证。自2019年起，城市荒野工作室修复了浦江郊野公园内17000平米的生态空间，保育了400多种乡土植物、800多种乡土动物；在此之上，建立起“上海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开设了18门自然教育课程。但是，借助场地内典型的生境类型，一些相关的科研项目在此开展，许多历经重重困难引种来的动植物需要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繁育，而场地并不算大的面积也限制了人流的涌入。因此，我们对这片生态修复基地实行了预约制管理，仅在科普活动时对外开放，非活动时段予以封闭。这种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既满足了生态保育与科研的要求，也尽可能地向公众普及了乡土生态知识。

除了预约管理制，明确生态休闲场地的危险以及告知访问者危险是有必要的。这一点在西北欧国家有成体系的实践。进入一块自然游玩地之前，监护人与孩子均已被告知可能会面临的危险，以及如何预防潜在危险，他们也可以据此来评估是否需要进入这块场地。当然，有些所谓的危险不一定是危险。例如，孩子喜欢玩泥巴，在很多家长看来很脏，可能会感染病菌，但其实“泥疗”本身可以被作为一种辅助治疗手段，有些特殊地质环境的泥巴甚至对耐性细菌也有抵抗效果，关键需要医学领域人士对场地构成物做全面的利用评估。如果未来可以形成综合多个领域专家的场地危险评估体系，对场地本身的规划、利用与管理都将有所增益。由于我们的自然教育实践依托修复基地，一开始就为场地购买了保险，任何人在场地内活动发生的意外都可以获得理赔。此外，我们也在每一场活动前以书面、口头双重形式告知参与者可能会发生的危险场景。这些措施在未来的场地运营中，也应当被流程化。

本文为部分内容试读，全文见092期《向我们的下一代学习：共建全龄友好的儿童友好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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