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剧透 | 由社会环境教育出发的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中，由于不平衡的社会经济发展在空间上聚集了一些相对弱势的群体。广东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与经济发达省份，集中显示了社会不平等之下厂区社区出现的“工二代”教育与发展的问题，以及在大量本地户籍人口与外地务工人员混居的城中村，他们与其子女能否被友好地接纳、融入社区的突出问题。社会企业与公益组织的介入，将就地取材的可持续教育带到了弱势社区，因地制宜地拓展了儿童的活动与视野，也促进了儿童与家庭、社区环境的积极融合。这样的经验适合在中国的任何中小型城市、县城、厂区、乡村地区推广。
在现代化与城镇化过程中，儿童养育与成长的关注被拆解和专业化。物质环境的改善与儿童身体健康的保障外，儿童友好还需要兼顾家庭陪伴与社会环境给儿童成长带来的积极作用。什么是儿童？儿童的城市体验是怎样的？儿童是如何被养育、如何成长？公共空间和公共资源可以提供怎样的公平保障？这需要我们从儿童个体及整体社会等多个角度反思和讨论。儿童友好型城市语境下的空间设计，应提供儿童及其家庭更安全、便利、亲切的体验，将儿童参与作为社区营造重要的内容，对儿童获得社会经验、促进自身成长均有极大的益处。总体来看，社会更应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实现不同职业与群体的资源、机会平等。保障每个家庭平等的发展机会、每个儿童成长独立的多样公共资源，才是对儿童最直观的友好表现。
彭婉琰：东莞厚街厂区
彭琬琰，广东财经大学讲师。研究与从教以玩具与游戏为媒介的社区可持续、传统文化保育及社会服务创新，涉及多个地域文化推广及社区教育创新项目。
欠发达地区就地取材的儿童游戏与教育
我的一个代表性项目在东莞厚街的厂区社区，叫做“科蚪垃圾大作战”夏令营，旨在帮助“工二代”更好地利用社区资源完成发展需求。东莞的厚街厂区被集合改造成了半公益性质的儿童友好教育空间。我们将可持续教育带到了厂区社区。由于资金匮乏，项目组实行3-Low原则，包括低碳、低成本、低技。
这些年，我一直在探讨低技社区项目，我认为大型城市不太需要过分好的教育资源，而中小型城市、县城、厂区、乡村地区更需要这些资源，但这些地方也并不适合高科技内容贸然进入。因此，在厚街厂区的项目中，我们通过就地取材，利用安全的工厂废料设计游戏，将东莞本地的资源整合起来，设计了儿童暑期的一系列课程；并以儿童为中介把家长群体组织起来，实现了一揽子社区共建活动。
这个项目在全国推行垃圾分类以前举办。我们让孩子用废纸、废玻璃和破铜烂铁进行回收再造活动的试验，也通过家长的渠道亲身去回收厂、垃圾场真实地参与、认知、体验、创造、分享，展示过程中他们的收获。儿童可以从中了解可持续与环保概念，以及不同材料、物质的回收再造。家长则提供了他们在东莞这座城市工作的很多有效资源。
孩子们在回收厂调查塑料瓶的回收过程。（图片提供：彭婉琰）
我们开始做这个项目是为了这些候鸟儿童和家长之间可以实现破冰。候鸟儿童平时在湖南、湖北、江西的乡下读书，放寒暑假来东莞，每天在外玩手机、无所事事，平时和家长不在一起，互相之间不理解，产生了不小的隔阂。我们想通过这些活动传达给孩子一个认知——他们父母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与此同时，家长也能把自己的能力投入教育资源之中，主动参与教育活动，培养他们对家庭教育的参与意识。这种模式涵盖了社会协同和社会创新的意义，取得的成果也不错。
厂区社区与可持续设计
可持续设计的理念主要在于合理利用本地的资源与文化，除了关注环境和文化的可持续意义外，还包含如何让社区更加协调、平衡以解决社会贫富差距、帮扶弱势群体等多方面内容。在活动中，我们尽可能利用本地现有的资源，但安全问题也是原则性的。我们玩的“垃圾”中含有有害成分。因此，儿童接触废弃品之前，厂方要先筛选一遍，带漆、胶、工业化成分的都不能要。垃圾场先筛选出一定的儿童可用的垃圾，再允许儿童接触。很多废料是由家长和厂方具体协调，我们不介入。
整个项目过程中，儿童两个月或一个半月的暑期活动收费仅800元左右，几乎是纯公益活动，家长力所能及地提供了帮助。一开始，我们每天调整计划，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但后来家长主动参与和承担了很多工作，如主动担当安全员、导师等职责，或是自己来开课程。这些活动带动了家长的社区参与意识以及对家庭教育的参与意识。
孩子们在厚街厂区调研。（图片提供：彭婉琰）
厂区儿童与家庭的特殊性
厂区的大部分儿童都是非受训儿童，和广州市区的孩子相比，很少参与教育创新活动。家长和孩子物质方面的联系多一些，情感方面的联系少，容易和孩子们产生语言冲撞。家长没有受过任何教育训练，自身文化水平有限，需要我们的老师进行协调。我们郑重其事地对孩子们公开表达“谢谢家长们的资源”，不让孩子们觉得自己的父母没有用，要建立家长的权威，潜移默化地让孩子们认知到家长在社会上的价值。
除了成绩，很多家长不知道该如何介入孩子的教育。厂区的大部分家长没有儿童发展的概念。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有基本的期望，愿意主动地参与教育，但是孩子的成绩和注意力似乎难以提升。孩子在本地乡村的小学可能带着很重的口音，一开始来我们这里要说普通话，不自信，不敢发言。而我们这里注重每个人的叙述，“这件事情做了什么”。家长回去后会发现孩子更善于表达了。
孩子们一般来了就不想走，因为有这么多小伙伴，和以游戏为机制的课程。有一部分孩子过完暑假会回老家上学。经常有家长开会，大家互相出主意，怎么让孩子尽量留在这里。家长互助组织没有利益冲突。我们的目标就是，如何在现有条件下给孩子们更多的社会支持。
“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对厂区儿童的意义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还诞生了很多城乡结合部，欠发达，人员混杂，孩子长期在这里生活，面临着外来孩子和本地孩子的差异，易产生矛盾。他们是没有户口的社会弱势群体，需要对他们有相应的教育支持。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一定要涉及教育公平。厂区和二线城市的工人的孩子成长，需要多种形式的儿童友好的社区服务介入，以政府、学校和社会企业力量来支持软性的、更实际的措施和服务，搭建后续服务的持续可能性。比如，虽然捐绘本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提供后面软性的服务来进行持续不断的发展和成长，对激发和培养孩子创造力的作用有限。老师需要把绘本搭建成一个课程，完成阅读、写作、绘画，基于绘本表达讲故事，搭建教育服务。
未受训的儿童并没有出现创造性的显著差异，重要的是激发他们这方面的能力。儿童在学习中利用知识，我们帮他们主动挖掘乐趣，可以培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做活动设计，就是搭建解决问题的流程，孩子经过条件反射获得成就感，就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疏导了孩子的厌学情绪。
简颖诗：广州城中村——小洲村
简颖诗，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室联合发起人。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工作系，拥有7年社区教育经验，长期关注儿童友好、社区发展。2018年带领小行星团队入选“两岸三地教育创新100”。
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室与小洲村
我是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室的创始人。我们组织旨在带领孩子在社区中探索，在生活中学习，倡导儿童友好社区。我们是广州市越秀区微乐益公益成长中心下的一个公益团队，规模很小，只有一个全职工作人员，剩下的兼职人员均为学生和社区居民志愿者。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室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小洲村，这里是我的家乡。儿童空间位于最大的小洲村宗祠祠堂。祠堂里有一个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过去是闲置的，自2019年5月开始，我们和孩子一起改造了这个空间，为平时活动所用。
小洲村简氏宗祠外的广场，儿童活动开展有时在宗祠里面，有时也会在广场上。（图片提供：简颖诗）
小洲村很多外来务工子女去不了公办学校，只能去教学质量较差的民办学校，收费也不便宜（一学期六七千）。这些民办学校不是硬件上有问题，主要是学校与教师的理念存在欠缺。有的孩子告诉我，老师经常采取的管理课堂的方式就是“一个人犯错全班一起罚抄试卷”，磨灭了孩子的学习热情。这里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本地人为1:1的人口结构。本地人的孩子往往去村里的公办小学，不同类型的体验更丰富。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之一是希望促进社区融合，本地孩子和外地孩子在我们的课程中都受到欢迎。
社区儿童的“传帮带”
我们在小洲村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创造了适合其年龄段的参与方式。一开始，年龄较小的孩子可能参与度不像高年级的孩子那么深，但是随着他们年龄渐长，会观察年龄更大的哥哥姐姐的活动，从而模仿他们深度参与空间的管理。
例如，我们有个小菜园，面向低龄（五、六岁）儿童设置浇水的排班表。大一些的孩子会组织环保分享会或体验活动，年龄小的孩子也可以参与到大孩子的活动中。在此过程中，孩子们对菜园甚至整个儿童空间产生了归属感，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他们的特点创造不同的参与方式和参与阶段。如果不从更浅层的活动开始铺垫，马上就上升到高阶段的儿童参与，对于部分孩子来说，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进入状态，他们需要渐进性的引导。
孩子们在体验制作酵素。（图片提供：简颖诗）
来这里已经很久的孩子会带新的、刚来的孩子熟悉空间，介绍在这里可以进行的活动，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如果是较浅层的参与，孩子每周都可以来，时间要求并不高，这样的活动包括浇水排班表、每日图书管理员等。我们组织的阅读、玩耍活动或是大学生志愿者及高年级孩子组织的活动，可能每学期至少一次，新来的孩子会在参与过程中感受氛围，逐渐更深入地参与。慢慢地，如果我们发现他们参与程度很高，对于一些活动存在深入的兴趣，我们会邀请他们报名每学期招募的小义工，通过小面试后参与菜园的打理或是推动环保的儿童小组。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意识到深度参与活动是需要恒心的，并非报名就能参加，需要真正对活动有持久的兴趣，愿意坚持，才能进入更持续、更深度参与的小组活动。
儿童融合社区，联动社会资源
我们每年举办儿童友好日，联动社区里的公共资源或其他对应的机构，与他们一起组织大型的社区倡导活动。在倡导活动上，我们会让孩子作为主角，如义卖市集的摊主或是儿童体验活动的发起者。家长通过这些活动看到了孩子的另一面。过去他们可能觉得孩子只是去参加体验活动，但没想到他可以作为这样的角色。另外，有些孩子组织了如上所述的环保分享会，把自己体验、学习到的以分享会的方式分享给家长，家长从中看到了孩子的力量，受到孩子们的感染，会思考自身是否也应该更加关注环境。儿童确实有这样的感染力。
这些活动一方面孩子们给了我们灵感，通过观察孩子喜欢做的事情，我们总结出了相应的支持儿童发展的活动；另一方面，我们相信儿童参与不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中，孩子们只有在真实的生活中才能得到锻炼和成长。由于这样的活动有实践的场所，而且比较贴近生活，孩子们能够去观察真实世界的运转。这样一来，孩子们其实是在真实生活中学习，再应用到自己的实践中。
2020年12月，在小洲村人民礼堂广场举行义卖活动，参与小朋友都居住在小洲村。（图片提供：简颖诗）
过去，我们更多是在开展“深度”教育类活动，课程的教育设计成本很高，导致小行星在社区里的运作不可持续。这两年，我们联动社区的参与，让孩子们的参与度逐渐增高，也吸纳了一些高年级的孩子、家长、社区居民成为志愿者，带有儿童友好理念的支持者也越来越多，他们辐射陪伴的孩子也更多。这样状态和趋向才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初衷。
本地孩子和外地孩子共同的成长需求
孩子都是一样的。虽说可能处境不同，但本质和需求是一样的。不管是本地还是外地的孩子，他们都会需要同伴，都喜欢更加体验式、参与式的学习方式，在成长上有着同样的需求。
2021年，我们遇到一个不被大人接纳的爱捣蛋的本地孩子。当我们真正去接触他，发现他需要的是被大人认可和理解。因此，透过一些活动，我们让他看见自己很棒的地方。在他出现挑战规则的行为时，我们会与他沟通，让他感受到周围的人想理解他，想知道他行为背后的原因以及能否换一个方式。慢慢地，他的状态改变了，不再挑战规则，甚至会维护规则。当别人挑战空间规则的时候，他会提醒他们。孩子动手能力强，我们便经常邀请他帮我们做需要动手的事情，不断鼓励他。当他收到真诚的鼓励时，会发现自己能做到很多事情。我们也将这样的情况分享给家长，让家长理解孩子。这个孩子在与我们接触的一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点不分本地外地，很多孩子只是不太能接受现代学校的教育方式，在成长中遇到了一些挑战。
我认为，孩子是很真实的，但现在学校的教育方式相对单一，老师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孩子们不同的特质因材施教。有些老师可能就只会教某一类型的孩子，当遇到另一类孩子时，就只能定义为“调皮捣蛋”。其实，这背后只是孩子的学习需求不一样，他需要的学习方式有差别。当找到适合他的学习方式时，他的闪光点和智慧自然会显现，他就能做到他本来能够做到的事情。
李自若：芬兰的儿童友好型城市模式
李自若，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风景园林专业讲师。研究方向：乡土景观；可食用景观；风景园林遗产保护与环境教育。
总结：社会环境更重要
彭琬琰最初研究民间的游戏与玩具，即孩子如何在扮演社会角色以及模仿成人活动的过程中，为未来的社会行为或生存生活技能铺垫基础。她对于儿童教育的实践与观点主要在于，在中国传统的语境下或尚未进入现代教育语境时，儿童是伴随着玩耍获得社会经验与自身成长的。传统社会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现在所谓的基础教育，基本的成长不依赖教育机构完成，而“玩耍”是传统社会中儿童成长的重要方式。
简颖诗的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室主要关注随迁儿童如何在广州的城中村成长。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室通过游戏、课程设置、社区营造的方式打破本地与外地人的隔阂，形成更友好的社区环境，实现更和谐的社会环境。这些针对在流动人口众多的珠三角地区随迁儿童的成长环境问题的实践，反映出在差异化的社区语境里，教育环境应该结合完整的儿童成长环境及成长过程。社会环境比物质环境更重要，人与人之间如何相互陪伴，如何共同关爱与引导儿童的成长，会对儿童的健康成长起到决定性作用。
儿童友好型城市可以从两个基本角度出发理解：第一，回归个体层面、带有情感化地思考童年生活。将儿童友好的环境与儿童生活的每个细节联系，评估儿童个体的环境需求及体验，更多了解儿童的自我表达。第二，从国家、区域层面去思考儿童发展和社会角色，以及教育资源的分配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另外，由于现代教育与传统社会家庭教育或启蒙教育不同，应当考虑如何支持儿童的全面发展。我认为，儿童友好需要从家庭、社区、社会多层级给予关注，正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相关文件也探讨了家庭友好。
芬兰案例的启示：城市服务与空间设计兼顾儿童友好
芬兰的人口政策、教育政策、福利制度十分兼顾儿童友好。“家庭友好”深刻贯穿于其城市服务和空间设计中。在芬兰，生养孩子配套一定的假期与物质福利。在赫尔辛基的城市服务中，政府为“家庭”养育提供全过程的综合服务。在公共生活中，政府及相关机构强调公共服务尽可能便利家庭生活，如芬兰的火车会专门提供家庭或儿童远途旅行的设施与服务；在儿童就医方面，2018年新建的儿童医院（HUC）为家庭或儿童提供最放松地氛围。
芬兰铁路的火车，专门针对家庭与儿童旅行提供相应的设施支持，车厢内设置有专门的儿童游玩区、家庭包厢、家庭夜间乘车服务，尽可能地让家庭出行更加便利、有趣。同时针对儿童独立远行，火车部门也会提供帮助和支持。Travelling with children - VR
左上：火车车厢内设置的儿童游玩区
左下：火车提供婴儿车/轮椅放置区
右：火车上的卫生间，会提供婴儿护理及儿童如厕需要的设施
新儿童医院的建筑考虑到儿童体验及心理，尽可能地为儿童及其家庭创造舒适、安心、有趣的就诊氛围。资料来源：李自若
左上：医院内的游戏区及餐饮区
左下：餐厅提供绘画互动装置，可以将自己手绘的鱼传递到入口大厅的水族世界屏幕里展示。
另一方面，针对儿童的成长，芬兰的基础教育驰名全球。学校是培育儿童的重要场所，芬兰的校园设计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资料梳理中了解到，2011年芬兰建筑博物馆专门举办过展览“全世界最好的校园（The Best School in the World）”。在对于芬兰21世纪新教育建筑的探讨中，Eriika Johansson提到，校园建筑是与历史时代下的教育理念紧密关联的。做法是先从如何教育、如何创造儿童学习机会及提升学习能力的空间入手，反推场地和建筑设计。设计单位花费大量时间与教师沟通教学方法，再反过来安排家具的使用、空间的布置，这样的调查过程可能会持续2-3年，然后才开始建设学校。
而芬兰对于儿童教育或成长的支持并不局限于校园建筑，校园建筑也不局限于单纯提供儿童课内教学的服务。由于芬兰森林资源丰富，老师往往是结合户外的森林开展课程。在城市规划的调研中，规划和森林管理部门会对幼儿园使用城市森林资源的情况进行调研，针对学校对森林使用的需求提供管理和设施服务的支持。课余时间，校园场地也可以用作公共场地供儿童课后使用。这些学校游戏场是整体城市游戏场服务系统的一部分，与社区内的其他公共空间共同支持着儿童成长。此外，学校建筑开始转向社区学习或文化中心发展。
从芬兰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理念的反思。“养育”儿童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儿童的成长是什么？在中国，我们可能首要是更多地让儿童与家长参与公共空间的评价，让儿童与家庭发挥创意，重新定义中国语境下的家庭养育及儿童成长。
再挖掘：社区营造与儿童友好型城市
公众参与、社区营造对于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十分重要。例如，芬兰的儿童友好型城市经验就包括了儿童的公众参与。这需要社区管理及制度上更平等地看待儿童的角色，让孩子们发挥更高的参与度，表达自己的想法，甚至让这些想法得以实现。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室的案例也说明，孩子在长期的社区参与活动中成长，在技能与思考分析能力上与大人没有太大区别。他们会自己测量村子，画小地图，带着大人逛村子并进行讲解。另外，让孩子的家长同时参与也很重要。我和彭婉琰都发现，现行的专业化教育会使得家长很难插手儿童的学校教育。因此，公众参与活动中应设置一些让家长参与的环节，配备大人与孩子可以共同玩起来的空间。让大人和孩子一起参与社区营造，也可以帮助孩子们的想法更好地被理解以及落地。儿童或家庭的参与实际上也会反向地刺激社区居民对儿童的关爱。
面向未来：儿童社会环境教育的挑战
儿童友好的问题最后会回到社会资源分配的问题上。很多孩子在儿童期没有享受童年，一直在为将来的社会竞争做准备，家庭期望通过“教育”获得优势，从而帮助孩子踏上社会竞争。儿童友好最后一定会回归到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调整。
在一些国家，如芬兰，各行各业已经基本实现了职业的平等，不同的职业都有尊严且获得较平等的个人收益。目前，中国也会有儿童的职业体验博物馆，让孩子们可以寻找到自己适合的发展方向。但如果社会没有形成对于不同职业、不同群体的平等对待，就会出现教育、家庭发展上的不平等情况。如何让孩子获得快乐的童年，让不同的家庭都有更好的养育条件以及成长资源，这需要公共资源更多样、社会资源分配更均衡，社会环境更友好、更平等。
本文为部分内容试读，全文见092期《向我们的下一代学习：共建全龄友好的儿童友好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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