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剧透 | 县级市下的儿童友好之路与家庭教育支持
儿童的成长环境与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逐步推进的同时，家庭教育与家教家风相关的政策也陆续出台。在青少年抑郁检出率高达24.6%（《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的当下社会，孩子的精神健康与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依赖于“家庭”这一最小的社会单元，在城市居民生活圈的空间布局上体现相应的服务功能是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重要的一步。浙江省平湖市是长三角经济发达的县级市，根据自身发展阶段与需求在社会基层进行了儿童与家庭心理健康与精神卫生的探索，几年下来初具一定的规模与体系。社会组织与社区基层的实践使得相应的施政理念以更丰富、深入的形式产生影响，是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在空间上融入社区、校园、企业应成为未来的探索方向。
2021年十一黄金周刚结束，在浙江省平湖市的启元社区，十几位孩子与家长们围坐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小教室里一起认识“情绪”。这是一个被叫做“爱的存款”的情绪主题系列亲子沙龙，举办方“育家幸福”是平湖市当地致力于家庭教育服务的社会组织。
“家庭教育”，在十一黄金周之前，或许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词汇。2021年10月23日，《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成为我国首部家庭教育领域的专门立法，“依法带娃”成为网络热词，很多人才将目光投射到这一领域。根据这部法律，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对其实施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其中，家庭负责实施家庭教育，学校、政府和社会负责提供支持，相关部门在必要时进行干预。一些社会组织早已在这一领域成长多年，“育家幸福”就是其中的一家。“育家幸福”成立于2014年，创始人李海林在自己的孩子进入五年级时，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开始了相应的求学之路，最后凭借丰富的个案经验积累创立这样一个家庭教育服务的组织。恰逢平湖市被定为浙江省家庭教育的试点，而浙江省又是中国家庭教育实践的先锋重镇，“育家幸福”几乎与这部法案的酝酿同步而生。
在启元社区，“育家幸福”已经服务了5年，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家长课堂、心理顾问、亲子活动的活动策划、专家链接工作，同时协助社区策划与实施儿童友好社区建设项目。“爱的存款”情绪主题系列亲子沙龙就是此类活动，总共分4次进行，一共招募了6组家庭。活动中，家庭教育指导师王江燕带领家长和孩子认识人的基本情绪，模拟情绪的呈现方式，引导孩子了解常见情绪背后表达的需求与情绪产生的原因，协助父母更好地理解孩子。
“识别情绪是处理情绪的前提。如果情绪不能被识别，就会在潜意识里逐渐形成信念，影响人的行为模式。”“育家幸福”的副主任钟赟这样解释向家庭普及情绪认识的重要性。活动结束后，有家长反馈不仅学会了识别孩子的情绪，还知道了以后可以如何处理孩子的情绪，关键是，“自己不能陷在情绪中面对孩子”。
像这样的活动，在启元社区每个月都会举办。在“育家幸福”刚入驻启元社区时，社区还需要花大力气打电话向家长“安利”他们设计的活动；很快，在举办过几场活动后，只要在社区公众号上一发布活动消息，就有家长报名。“这几年来社区接纳家庭教育的氛围改变得很快。”钟赟说。
“最邻启元”——社区儿童友好建设
平湖市是位于长三角、上海南翼的县级市，隶属嘉兴市，2021年名列赛迪“百强县”第43位。在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平湖市0-14岁人口占比11.43%，远低于全国平均占比的17.95%；然而60岁以上人口占比高达22.00%，高于全国平均的18.70%。突出的“老龄化、少子化”趋势给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持续的影响。
启元社区在人口结构方面是平湖市最具特殊性的社区之一。过去，这里是平湖老城区与大片农田的交合处，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南市新区”的蓬勃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启元社区自过去的纯拆迁小区社区，发展为新型城市社区。受附近的基础设施配套与学区吸引，大量年轻家庭定居，社区居民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18岁以下的未成年居民数量5394人，占比高达45%，80%以上的家庭里有未成年人。启元社区成为了老龄化中的平湖市的一块“飞地”——全市最“年轻”的社区，儿童数量和比例均为全市最高。
然而，由于过去在社区规划与更新欠缺对儿童需求的前置考虑，启元社区儿童活动公共空间较少，环境不适合儿童活动。很多住宅区没有实现人车分流，即便是在已经实行人车分流的住宅区，依然存在电瓶车占据道路、建筑公共空间的现象，大大压缩了孩子的活动空间，造成了独立出行及玩耍的交通隐患。由于没有站在儿童的视角考虑，社区过去也没有提供儿童参与社区工作的平台。一方面是外部环境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另一方面，社区过去没有尝试助力于适合儿童健康成长的家庭环境建设，很多家长教育意识与技能欠缺，自我成长的意识不足，但社区没有能够提供满足家庭教育提升的配套服务。
意识到现状，启元社区推出了一个叫做“最邻启元”的儿童友好社区建设项目。作为启元社区辖区单位以及社会组织联合会的成员单位，“育家幸福”主要以项目合作的方式参与社区的儿童友好服务，为启元社区制定项目策划方案。“社区本身是自带资源的，很多居民也希望以各种方式使用这些资源。”钟赟说。因此儿童友好型社区的建设实质上也成为了居民寻求社区集体生活的一个出口。
很快，社区成立了“儿童议事员团队”，孩子们参与设计社区的硬件设施，并带动了家长。社区的井盖、石墩成为了孩子们展示绘画才能的舞台。过去的用于招商的广告牌，现在写满了社区家庭自己设计的“一句话”。垃圾分类政策实施之前的垃圾投放点，现在成为了小花园，孩子们把自己喜欢的植物搬来放在这里，轮流打理着。为了支持不同类型的孩子们的活动，家长们组建起各具优势的家长群，形成了数百余人的“能人资源库”。“‘儿童社交’拉近了小区内的邻里关系，消除了成年人之间的隔阂，也拓宽了社区治理的思路。”启元社区党委书记赵欢这样描述。
在此过程中，钟赟认为启元的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与家庭教育普及是相辅相成的，“提倡儿童友好之后，社区更重视家庭教育了，因此提供了更好的氛围”。由于儿童友好型社区的建设本质是“全龄友好”，监护人与儿童之间亲子关系的维护是重要的一环，启元社区常常希望设计一些关于家庭教育、家风建设的工作坊。“这些时候，我们会提供一个相应专业人士擅长领域的课程清单，由社区选择适合的课程，然后再进行活动组织。”也就有了之前提到的类似“爱的存款”亲子沙龙这样的活动，策划这类活动是“育家幸福”在社区最基本的服务。
从社区向外发散的“家长沙龙”
“虽然我们参与启元的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才开始，但作为社区下辖的社会组织，我们机构的工作远早于这些政策与措施的出台。”钟赟介绍了“育家幸福”从2014年11月开始持续组织的“家长沙龙”活动，每个月一次，每次活动设置一个主题，把活动现场作为“客厅”，让家长们根据主题谈一谈生活中的经历。一聊起来，很多家长发现自己家的经历和别人家是类似的。一些“老学员”家长就会把自己在生活中如何运用家庭教育知识解决问题的经验分享给面对相同境遇的“新学员”家长。
刚开始组织“家长沙龙”的时候，很多家长是第一次接触家庭教育，有些是参加过“育家幸福”在社区之外的活动，还有一些是“朋友的朋友”“女儿幼儿园同学的妈妈”之类认识的人介绍过来听听看的。据钟赟描述，当时第一批的家长，现在已经是这个沙龙活动的带领者了。虽然机构在启元社区，但来访的家长并不仅限于这个社区，一开始每次活动能有11-12个家长，现在每一次都能有30来位。
以校园为据点的情绪赋能工程
一些热心的教师还把“育家幸福”的活动带进了学校。
平湖市东湖小学的一位班主任邀请“育家幸福”来到她的班级，利用班会课开展每两周一次的“青少年赋能课”，采取由第三方对孩子们进行社会情感教育的模式。课堂上，孩子们逐渐了解到什么是情绪、如何有效沟通、“自我”是一个什么概念，人际交往的注意事项、梦想规划该如何做，等等。这位班主任本身是家庭教育的学习者，对学生们的变化进行了认真的每日记录，鼓励孩子们写下赋能课后的收获。就这样，很多孩子后来把这些记录的收获作为书信的形式回馈给“育家幸福”的授课老师。
这样的“青少年赋能课”在东湖小学持续了一学年，共12课时；在另一个学校（平湖市叔同小学）同步平行开展，虽然这里的班主任没有记录学生的变化，但是孩子们也发展出了给钟赟写信的反馈方式。后来，“育家幸福”还在一个随迁子女占主流的学校（平湖市世外经开小学）如此陪伴了两批4-6年级学生，每一批持续了两个学年之久。这样长的时间跨度，见证了许多孩子从“纯吐槽”“伸手要方法”到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转变。“育家幸福”总共24次收到来自学生的信件，共计315人次，324封信。
除了面向小学生，“育家幸福”还设计了针对初中阶段青少年的陪伴课程。这些课程除了如上述心理与情绪的赋能课，还包括帮助初中的孩子们了解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的变化，以及进行生涯规划，大多数也是利用学校的班会课进行，遍布平湖市24个校区。
世外经开小学的校长非常认可这种由第三方机构介入进行社会情感教育的模式，后来还将此申报了平湖市金桥工程项目。“这种模式下，孩子们和班主任老师都没有负担，是一种双赢”。
由于世外经开小学的学生中随迁子女众多，他们的家长忙于工作，往往对孩子采取“放任不管”或“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育家幸福”针对这一问题又设计开展了一个持续三周的“小手拉大手”亲子沟通系列活动。活动的主题落在“沟通”上，主要是为了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的独特性与沟通的重要性，设置了家长与孩子合作完成任务的环节，让家长更深入地了解孩子平时内心所思所想，并学习如何肯定孩子。
很多新居民的家长在厂里上班，有些只有单休，有些连单休都没有。但多数家长都选择了请假陪孩子参加活动，活动持续三周，他们就连着三周请假。钟赟描述活动现场非常感人，很多孩子说出了平时从来没有机会向爸爸妈妈表达的话，体谅爸爸妈妈的辛苦，让不少家长当场落泪。
近年来，随着全社会抑郁与焦虑检出率不断攀升，情绪与心理健康成为了检验一个城市是否健康发展的试金石之一。2019年6月，浙江省嘉兴市被列为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试点城市。相应地，平湖市的一些学校也随之成为落实该项目的民生实事试点，如箱庭治疗沙盘这样的设备也陆续被搬进了学校心理咨询室，但是能够真正堪当儿童情绪与心理咨询并有能力连结起家庭、学校、儿童三方的专业在职人员依旧稀缺。其中一些学校选择了与“育家幸福”这样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合作，或许可成为未来值得推广的一种灵活的模式。
家庭教育与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未来
过去，“家庭教育”的理念十分小众。钟赟谈到2014年“育家幸福”成立之初，还有参访的领导、同工以为他们是从事课业培训的。当时，大多数平湖人把社会组织仅作为服务“老弱病残”的机构看待，对于处于心理困境、家庭教育困境中的家长和儿童，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能接手的项目也非常有限。
和大多数城市率先关注“儿童友好”理念的往往是妇联一样，在平湖市，最早关注到家庭与儿童困境问题的也是妇联。平湖市妇联在“育家幸福”成立之初便为其提供了办公与活动场地，并推荐到各镇街道妇联。“育家幸福”最早接手的项目也来自市妇联的采购，其中包括公益性的家庭教育专业服务项目，以及面向平湖市经济开发区的“幸福家庭”建设项目。当时的妇联主席还亲自来参加活动，并给予反馈。
在妇联的影响下，许多企业也接受了“育家幸福”的服务，包括为其员工提供讲座、小组、个案咨询、现场咨询等形式的服务。许多关于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或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也都在这个环节暴露出来。但这样的关怀工作由于是妇联主导、要求并购买服务，企业本身对家庭教育、缓解员工压力的积极性不足。钟赟谈到在对企业开展服务时，时间比较紧凑，往往是利用员工的午休时间。企业倾向于把创造生产价值放在第一位，对员工的人性关怀还有待提升。
疫情之后，或许是由于孩子们经历了长期上网课、与家长共同居家隔离、受种种防控规定的活动限制等因素，儿童心理健康危机扩大，在全球都成为了不可忽视的现象。“家庭教育”话题逐渐升温，受到了社会各个层面（尤其是家长）的关注。随着2020年1月《浙江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正式实施，到2021年10月国家层面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并于2022年3月正式实施，“家庭教育”在平湖市的政府组织层面已不再是接受度很低的概念，各镇街道都设立了各自的资金支持相关社区开展家庭教育相关的项目。许多社区主动向“育家幸福”伸出了橄榄枝。社区作为家庭集合的单位，对于家庭教育的需求与日俱增，尤其是在新开发的楼盘所在的儿童相对较多的社区。一方面，居民们确实存在对家庭教育学习的需求；另一方面，社区也希望通过家庭教育活动凝聚辖区居民。
从中，钟赟也观察到一个现象，“城区参加活动的大多是亲子，而农村大多是祖孙”。这一发现，不论从家庭教育指导的角度，还是从儿童友好社区营造的角度，都值得作为参考依据来制定因地制宜的政策。过去，很多城市在规划与政策上习惯于依赖顶层设计自上而下推进，走到细节处发现没有经验参考，造成了财政投入上的浪费。在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设上，如果能够与一线社会组织相结合，从方便其提供服务的角度反过来进行顶层设计，或许是一种更加稳妥的方式。
在2021年10月发改委等23部门共同印发的《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社会〔2021〕1380号）中，明确提出了“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要求，其中规定“深入实施家家幸福安康工程，建设文明家庭、实施科学家教、传承优良家风。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体系，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增强家庭监护责任意识和能力，建立良好亲子关系，培养儿童良好思想品行和生活习惯”，旨在优化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这样的人性化、精细化的要求，离不开社会基层组织深入每一个社区这样最小治理单元的耕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使政策要求流于形式，而真正调动起居民参与的积极性。
在钟赟的记忆里，“育家幸福”最开始只是在帮助小部分家庭解决燃眉之急，服务的主要对象仅限家长。后来，一批批学员家长以辐射形式带动了周围更多人，逐渐形成了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的良性现状。钟赟认为，“在家庭教育领域，人才培养最快捷的方式，就是将对家庭教育感兴趣的老师与家长，从践行者转化为影响者。这样既有理论依据，又有实践经验，还可以以自己的改变现身说法，给还处在迷茫阶段的其他同类群体标明方向”。因此，在相关的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实践中，以一个社会组织的深度参与来发展一大批以居民为核心的相关专业社会工作者，共同服务于各自的社区与城市，或许是一种既节约行政成本又合乎公众参与的做法。
由于儿童的特殊属性，儿童友好领域的绝大多数事业并不适合商业化，尤其是在城市规划、施政与营造方面，由专业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介入才是最合适的道路。因此，民政系统对社工组织的深度的支持与帮助，是社会组织以第三方服务于家庭、政府及其他社会实体之间的这一模式的重要支柱力量，也有利于吸纳更多对公益事业有热情的群众加入社会工作的大家庭，或可成为除妇联、规划部门等行政系统之外的另一个在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政府部门。
后记：县城的“儿童友好型城市”探索
当我们探讨中国的“儿童友好型城市”时，很容易将目光锁定在一二线大城市，而忽略中小城市、县城、乡镇该如何在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为儿童提供适宜他们成长的土壤。从嘉兴市目前作为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试点城市的发展目标来看，若能在下辖各市（县）乡镇将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与这一体系相融合，将是一种有自身特色的探索方式。
平湖市并没有独立、成体系的儿童友好型城市政策。“育家幸福”的创始人李海林坦言：“目前平湖的探索在基层已初显成效，但更多的只专注于开展具体的‘工作’，缺乏概括与提炼。如果有更多人可以了解‘儿童友好型城市’的理念，或者把已有的好的做法与经验进行总结，或许可以引发更多的思想碰撞。”她相信，如果平湖市能够更明确地提出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纲领，则会有更成体系的针对儿童与家庭的便民措施，也能让更多的人关注家庭教育这一惠及每个家庭的领域。
虽然似乎缺乏统一的“儿童友好型城市”的理念引领与概念规划，这些民间自发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行动，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更贴近实际的对儿童友好营造模式的探索。涉及不同成长阶段的儿童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是需要精细化对待的课题，或许也是考验治理如何能够人性化、多样化、细致化的战场。单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投入或许不足以支撑好的理念，更重要的反而是踏实的社会基层组织将这些理念融入普遍的公民参与之中。
文/ 山冰沁+朱弋宇
资料提供/ 赵欢+钟赟
本文为部分内容试读，全文见092期《向我们的下一代学习：共建全龄友好的儿童友好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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