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3期剧透 | 使用新的技术意味着签订影响未来的社会契约
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它体现了“权力和权威的具体形式”。针对技术的局限与风险、技术背后的社会政治制度、如何公正地使用技术等问题，《城市中国》访谈了此书的译者、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李丽梅。她的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地理，同时她也是“城读”公众号的主理人。
李丽梅认为当我们在接受一种新的技术时，也是在签订一种社会契约，承认了我们要怎样使用城市，确定了城市生活将由怎样的规则来主导。这一契约不仅影响当下，也关乎未来，因此必须慎重考虑。在使用技术时需要建立居民、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双向监督机制，居民需要知道和自己相关的数据是如何被采集和使用的。技术应该服务于人，而不是服务于利润和权力。
李丽梅，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UC=城市中国
李=李丽梅
从汽车到人工智能，不同时代的未来城市图景
UC
《足够智慧的城市》一书对于中国当下城市和社区的研究、实践有何借鉴价值？
李
作者Ben Green在2016到2017年曾担任波士顿市创新与技术部的数据科学家。他在技术运用方面有很多一手经验，也清楚一项技术在城市中落地会遇到哪些问题。书名在“智慧”之前加了“足够”这一定语，反映出在科技议题上他与一般人不同的态度。很多人都认为科技肯定是越先进越好，好像科技是没有极限的。但Ben Green却指出我们不需要这么智慧，只需要让智慧实现目的即可。这个观点提供了一种批判智慧城市的路径。“智慧城市”是一个晚近的概念，在2008年左右才被提出。但一经提出后就得到了全球很多城市政府的追捧。不断用先进的技术来改善生活、提高效率似乎成为了一种共识。《足够智慧的城市》一书则反其道而行之，给出了比较冷静的思考。这本书主要写的是美国城市的情况，讲了很多带有技术至上色彩的措施。这类问题同样也出现在中国城市。中国的城市化过程确实有自身特色，但同样也走了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一些弯路。
生活在中国城市的人都能体会到技术突飞猛进的更迭，但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最新的技术当然有其好处，但这些好处意味着什么？它的背后是不是有负面的影响？在当下这类的反思是欠缺的。
《足够智慧的城市：恰当技术与城市未来》
The Smart Enough City：Taking Off Our Tech Goggles and Reclaiming the Future of Cities
作者：Ben Green
（密歇根大学杰拉尔德·R·福特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哈佛大学约翰·保尔森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应用数学博士。）
译者：李丽梅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0-11
页数: 265
定价: 58
UC
在当下的城市中，有哪些措施带有技术至上的色彩，将复杂的真问题简化成技术问题？这些举措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李
一个很常见的例子是汽车在城市中的运用，虽然在当下来看汽车并不是最先进的技术。然而从20世纪初以来，汽车对全球的城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很多城市以汽车为中心进行了不可逆的重构。
到了20世纪下半叶，一些人意识到当初汽车公司描绘的未来蓝图并没有实现，汽车带来的是更严重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以及交通事故。例如在1960年代，简·雅各布斯以局外人的身份对现代主义规划进行了批判。她认为城市表面上的混乱之下蕴藏着自己的秩序。如果以上帝视角来看，自上而下的规划非常有序，实际上却忽视了城市活力与繁荣的秘密。她希望弥补技术重构城市的过程中造成的后果，然而这是很难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欧洲、日本等城市进行的局部实验，比如在市中心限制汽车通行，但汽车主导城市依然是目前难以扭转的局面。
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通用汽车公司赞助打造了一个名为“Futurama”的展览，观众们坐在移动的座椅上俯瞰这个巨大的城市模型。这一模型表现了机动交通所需要高速公路系统如何在美国的各种地形环境中穿过，并塑造未来的城。展览中首次展出了无人驾驶概念车的模型。（图片来源：Museum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很多时候技术都披着所谓“先进”、“未来”的外衣，我们不加反思和讨论就接受了它，认为城市就应该围绕这一先进技术来进行重建。延续汽车的案例来看，当下的无人驾驶技术也做出了很多光鲜的承诺，例如提高出行效率，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等等。这些承诺并非毫无依据，但它们是否真的能实现，又可能带来怎样的后果，这些是需要慎重考虑的。交通问题并不完全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背后有个体的动机和心理，还有很多变量。扩宽道路以及运用新的技术可能会诱导潜在的出行需求，从而增加道路流量，带来又一轮的堵车。因而技术层面的方案并不能长远地解决交通问题。
93期杂志《未来社区：中国式未来社区的批判性观察》
运用技术不只是技术专家的事，也关乎所有人
UC
在当下，政府、科技企业、居民等各方主体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新技术？在技术场域中，应该如何理顺管理者、技术提供者和技术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李
指纹识别、人脸识别等技术确实全方位地渗透到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很多人也接受了这些技术，因为它们确实带来了许多便利。此外，有时人们使用技术是出于无奈，因为不授权信息就无法使用服务。例如在餐厅扫码点餐时，顾客只有允许商家的程序获取信息才能下单。但很多人不是技术专家，并不知道技术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只是不知情的技术使用者。这种信息不对称中有很多潜在的风险。
当然最重要的责任不在居民，而在企业和政府。对于企业而言，这是一个矛盾。现在很多学者将数据比作“新的石油”，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利润，继而掌握权力。公民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的任何一个活动都是被科技公司记录在案的，这些记录对于企业而言都是有用的数据。很多企业会通过免费提供服务的方式吸引更多用户，从而收集更多数据。当人们在免费听歌、看小说、发讯息之时，用户的个人信息成为企业吸引投资的增长点，甚至成为可以交易的商品。此外，现在科技巨头垄断市场的趋势愈发明显，其他的小公司难以与之抗衡。这意味着个人产生的数据大量聚集在几个巨头手中。拥有数据者就拥有了巨大的控制公民生活的权力，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
中国城市的小区内安装的摄像头。监控设备在居民区等城市空间中密集分布，在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也带来个体信息泄露的隐患。普通住户对监控设备没有掌控权，甚至难以感知这些设备的存在。（摄影：徐春华）
信息社会广泛存在着两大威胁：第一种是无处不在的信息收集。这些信息既包括可以直接确认个人身份的信息，例如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其中包含的很多生物特征都有可能被企业采集。此外信息收集也包括一些看似无害的数据，属于不可识别个人的信息。比如去识别化的行为轨迹，打卡时留下的定位。单个来看这些数据点似乎微不足道，但当它们被聚合起来，经过专业分析之后就能发挥很大效用。
第二种威胁是这些信息被采集后会形成庞大的知识，但普通人无法得到这些知识。众多的公民个人信息被掌握在少数的企业和政府部门中，被技术专才利用，普通人无法获得、更难以了解这些数据。我们制造了这些数据，但对于这些数据如何产生、被收集和使用，我们没有任何发言权和管理权，甚至毫不知情。
2018年的“Facebook数据门”事件曾轰动全球。有27万人使用了一款发布在Facebook上的心理测试，并同意其获取自己和朋友的数据。这一测试通过分析使用者的社交行为建立其心理画像，最终获得了五千万人的数据，并将数据卖给了一家叫做“剑桥分析”的公司，后者则在全球范围内从事政治、政府和军事活动。Facebook创始人兼CEO马克-扎克伯格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接受了询问。（图片来源/基于该事件的纪录片《隐私大盗》）
UC
在城市这一复杂的系统中，一项新技术在社区内落地的过程中，有哪些非技术性的问题是值得被考虑的？要经过哪些议程才可能保证技术的运用是公正的？
李
《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在2021年初就讨论了如何避免形成数据独裁的社会，他提出了三个原则。其一是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不能以伤害个人为前提。这一点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共识。例如中国在去年就《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欧盟在2016年也通过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其二是数据的储存和使用不能过于集中。虽然分散地存储数据会使我们做事的效率变低，但科技巨头集中数据带来的高效是很危险的。《足够智慧的城市》同样探讨了效率问题。追求高效是现代社会公认的目标，但我们是否要无休止地追求高效？无限度地追求高效会付出代价，比如进一步伤害弱势群体，牺牲个人隐私等等。这个问题需要整个社会的权衡。是追求效率而不考虑其他价值，还是要平衡效率和其他后果，这是需要经过广泛讨论的。这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关乎制度和公共参与。但现在的城市中，一项技术在使用之前几乎没有讨论。
其三是监督和管理应该是双向的。居民也应该能够自下而上地监督政府、企业对于个人数据的采集和使用的过程。这仰赖于居民的参与，法律法规的制定，政府部门中的官员也需要重新学习和认识技术。有时技术的开发和提供者是出于好心，但在使用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技术视角下的“城市权利”
UC
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认为“工业化往往导致城市化，但城市化不一定导致工业化，反而可能导致去工业化。”“城市社会是接替工业社会的一种社会形态”，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城市社会使时间和空间服务于人。”结合《足够智慧的城市》一书来看，从城市的角度和从工业的角度考虑技术，有何不同？
李
我十分认同列斐伏尔的这一说法。工业化的核心是技术，而城市化的核心是人。也就是说，在城市化的语境下，使用技术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提高效率，服务利润和权利，更不能为了技术而技术；而在于服务于人的需求。工业社会的一种典型表现就如二十世纪初流行的一种观点：“为汽车而建的城市才是好的城市”。汽车，或者说其他技术、物的要素，如效率、智慧、顺畅……是工业社会的核心，个人的某些权利，在这些技术物面前经常要被牺牲。由此可以说，当前很多城市在推行的智慧城市建设，其实是一种落后的工业社会思维。而城市社会，才是将人摆在真正中心的位置上。
本文为部分内容试读。全文见《城市中国》93期《未来社区：中国式未来社区的批判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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