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3期剧透 | 激进想象：去物质化的建成环境，流动的社群组合与自由的个体迁徙
在塔夫里的《建筑与乌托邦：设计与资本主义之发展》出版五十周年，本文再次以苏联—欧洲—美国为线索，带我们回顾了先锋派建筑师对未来人类共同居住和生产的激进想象。如果说在如火如荼的运动步入尾声的年代，塔夫里通过揭示这些先锋派的作品与意图、意识形态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早已预见了后半个世纪建筑师作为知识分子和实践者的深层无力感，那么，当今天建筑已经普遍以后政治的退缩姿态实现了对一切意识形态的漠视之时，年轻的设计者们重新将目光投回这些作为意识形态的建筑和社区，并立足当下对“个人—社群”的关系给出一份新的形式答卷，不失为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回应。
李雅伦 ，沙丘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建筑师（Helen Han Creatives），艺术家（Matthew Mazzotta工作室），哈佛大学建筑学硕士（Harvard GSD，M.Arch II）。关注城市环境中的集合住宅与共居问题。
吴越，沙丘研究所联合创始人，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与城市研究硕士（MIT，SMArchS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学术兴趣包括设计与技术批判。
陈飞樾，沙丘研究所联合创始人，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与城市研究硕士，论文课及设计课助教。关注城市与数字世界中的公共空间及公共领域。
1928年，苏联于“一五”计划期间举办了一个设计竞赛：在莫斯科西北25英里处建设一座10万人的绿色城市，它将是一座度假城市，与莫斯科有铁路和公路连接。对于参加竞赛的建筑师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城市设计项目，更是对社会主义未来城市生活的一次构想。
“绿之城”（Green City）即是苏联建筑师摩西·金斯伯格（Moisei Ginzburg）和米哈伊尔·巴什（Mikhail Barsch）为这场竞赛提供的设计方案。与我们现在熟悉的高密度城市不同，在“绿之城”中，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主体——建筑和道路——像是在大面积的自然中画出的几根细长的线。这个城市轻巧地隐藏在森林之中，几乎无法辨认，它的人造物是如此稀少。
从方案仅存的几张黑白图纸中，我们能看到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图景：人们栖居于绵延的自然中，城市不再是自然的对立面。（图片来源/Green City, Moisei Ginzburg, Mikhail Barsch, in Sovremennaia Arkhitektura, 1930, Nr. 1）
方案的主体建筑是两层高的住宅，它像丝带一样沿着高速公路的方向展开，偶尔消隐于茂密的树木之中。（图片来源/ Green City, Moisei Ginzburg, Mikhail Barsch, in Chan-Magamedow, Pioniere der sowjetischen Avantgarde, VEB Verlag der Kunst, Dresden 1983）
宏观尺度下，“绿之城”方案是铁路旁一条长达9万米细线；微观尺度下，如果我们将这条线上的某一点放大，会发现它的基本单元是两层的住宅单元，它们均质地连接在一起。建筑与公路之间的绿带中，每隔500米设有居民的公共场所，包括公共食堂、储藏室、阅览室、商店等生活设施，这个公共建筑连接了住宅与公路。住宅的另一侧是充满文化活动的大型条带状公园——包含体育中心、报告厅、社会主义教育中心、商品展厅等功能。在金斯伯格大胆的构想中，莫斯科也将通过搬迁和植树逐渐转变成一座“绿之城”。
对于马克思来说，消除居民间不平等的关键在于消除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异。这一思想在苏联催生了两个不同的学派：“都市主义”与“反都市主义”。由经济学家及规划师列昂尼德·萨布索维奇（Leonid Sabsovich）主导的都市主义，主张苏联将由一些五万人左右城镇连接组成，每个城镇都以工业生产为中心，通过千人的公社式集体住宅消解传统的核心家庭。在这些大型集体住宅里，私人空间被压缩得仅剩一张床，做饭、吃饭、洗浴等都成为集体活动。
与仍然提倡密度的城市和大型集体住宅相反，米哈伊尔、金斯伯格的反都市主义完全消解了城市的集聚现象，实现一个去中心化的、强调个体自由的社会主义生活图景。金斯伯格的“绿之城”描绘了在现代社会中构建一种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可能。个人的居住单元可以自由地移动，人们可以选择生活在他人周围，也可以完全处于自然中，是真正流动的、去中心化的居所。他所构想的“诗意的栖居”同样是一个激进的反都市主义宣言。
两层的木制单元底层架空，由楼梯通向二层42平米的房间。房间内部非常简单，由小桌子、单人床、和极小的卫生间组成，前后分别有一个窄长的小阳台。（图片来源/ Green City, Moisei Ginzburg, Mikhail Barsch, in Chan-Magamedow, Pioniere der sowjetischen Avantgarde, VEB Verlag der Kunst, Dresden 1983）
在“绿之城”中，每个人都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它不仅仅提供日常生活的空间物质，也提供一个人能够真正独处的精神场所。对于金斯伯格来说，使个体成为基础的社会单元，可以消解家庭所产生的不平等。“绿之城”中的住宅设计，极大地赋予了居住者这种个体的自由。
“绿之城”确保了绝对的私人空间以及明确的公共空间。在“绿之城”中，个人与集体两种状态是泾渭分明的——这个建筑极其清晰地分隔了私人与公共，消除了任何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对于金斯伯格和很多构成主义建筑师来说，“集体”和“个体”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促进。只有自由而有个性的个体组成的集体才能构建良好社会。
1960年代的先锋建筑团体蚂蚁农场（Ant Farm）用宣言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未来社区的想象。在《充气建筑手册》（Inflatocookbook）这一宣言中，他们通过气囊泡泡这一原型，塑造了一种实践的、平等的、朴素的未来社区生存方式与生活关系，重新构想了人作为居住与生活的主体在城市环境中的角色。
在蚂蚁农场设想的未来中，未来的居住环境不应由厚重的墙体界定，而应被轻柔的结构包裹；不同于上班族久坐的生活方式，他们通过可延伸的充气式薄膜结构构建了一种游牧式的流动生活；与被动、间接地获取主流媒体与广播信息相径庭的是，他们希望未来的信息接收渠道是一种主动的、多元感官的直接连结。
这种理想在卡车大学（Truckin' University）的方案中亦可见一斑。在该“大学”提案中，他们设计了一个由四辆卡车所界定的临时性薄膜空间：高压充气管在提供新鲜空气的同时也作为进出中心场所的通道；平铺拉伸的轻质网兜帮助膜结构抵抗风力；整个空间配有供电电缆，且可以根据内部的活动进行形式的变化。
今天当我们的社会因信息爆炸而构建了无数的社交泡泡时，我们是否可以像“卡车大学”那样想象一种新的形式，打破人与人之间因信息差导致的无形的隔阂与壁垒？（图片来源/Ant Farm, Inflatocookbook, 1971）
在蚂蚁农场的另一个梦境里，他们“设计”了一场名为“Globe City Today”的艺术中心夜场秀。在这个由一只气象气球构成的穹顶、一条狭长的走廊和一些充气装置组成的装置中，蚂蚁农场创造了一个供参观者自由来去的临时性场所。与之相对应的环境、氛围、音乐、入场券都由建筑师全权设计。在整个过程中，他们展现的不仅是对有形的、物质的建成环境的控制：特定倾角的球体、微缩可变的充水床垫、可伸缩的雕塑，更是对无形的、广义的环场域的全权掌控：球体内外的空气成为设计的媒介，连结起不同时间线上的秀场观者的行为活动。
无论是设计一座装置抑或是一场表演，将无形的环境纳入设计的范畴甚至设计的重点，在蚂蚁农场所构想的未来社区里并不鲜见。这种对广义环境要素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后工业时代所面临真实的环境问题的回应。
蚂蚁农场在“做梦”的同时，也在手册中将不同的薄膜形态进行拆解，绘制成具有详细尺寸的展开图与搭建步骤的分解图，将其从零件到成品的过程完整地展现在“使用者”的眼前 (Make Your Own Real City, 1970)。这种在当时充满未来感的充气膜结构生活单元不仅可以吸纳不同的人群，塑造不同形式的活动，而且通过浅显易读与流通性极强的方式表明它们可以轻易地为任何人所用。在这场由草根发起的，充斥着争取平等的居住权意味的狂欢中，新的未来建筑空间轻盈地穿插渗透进城市的形态，抒发着人们对未来的朴素追求。
创造你自己的城市：当我们对居住环境的技术控制愈发精细，我们是否应重新思考，社区究竟是为谁设计、由谁设计？（图片来源/Ant Farm, Curtis Schreier，Make Your Own Real City, 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
93期杂志《未来社区：中国式未来社区的批判性观察》
1972年，一项名为“超表面”（Supersurface）的方案以影像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别样生活的想象：
你身处一个末世般的未来世界，行走在这里，看不见任何城市、道路、建筑物甚至商品与物件。取而代之的，你的脚下是一个包裹整个星球的方格网，一个连续不断的“超表面”……你在这个星球自由地行走和游荡，当遇见了其他人类个体，你可以随时上前和他们攀谈，成为他们的同伴，甚至与更多的个体一同发展出社群。但这里没有等级制度，你也可以随时离开团体，与同行者分散，再次回到你独自的、漫无目的的悠长旅程。
这一奇妙甚至奇特的生活方式的创作者来自五名意大利建筑师组成的激进纸上建筑师团体超级工作室（Superstudio）。超级工作室的创始人之一阿道夫·纳塔利尼（Adolfo Natalini）那段著名的宣言：“如果设计仅仅成为了消费的诱因，那么我们必须反对设计；如果建筑仅仅为资本世界的财产权力和社会形态背书，那么我们必须反对建筑；如果建筑与规划仅仅是为现有的社会阶层不平等赋予物质形态，那么我们必须反对规划与城市……”这正像是“超表面”创作前的引子，推出了一种“无建筑”的建筑实践或建筑思想。
文字、图画与视频，而非建造物本身，成为了超级工作室的主要媒介。（图片来源/Superstudio, Supersuperficie, 1972）
对许多建筑师、规划师与学者来说，超级工作室最著名的方案或许是“连续的纪念碑”（Continuous Monuments）。很多层面上，“超表面”都与更早完成的“连续的纪念碑”有相似之处——两个方案，在形式上，都表现出了超级工作室标志性的方格网系统；在尺度上，都回应的是地球的整个建成环境。但是，这两个方案在类同之下又表达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与目的。“连续的纪念碑”具有显著的物质在场的特征，它以势不可挡的、包裹整个星球的巨大方格网来表现对全球化的某种讽喻，它是对资本积累与极端同质化的现代建筑重复增殖的批判。
连续的纪念碑（图片来源/ Superstudio, The Continuous Monument: New York, project 1969, MoMA）
“超表面”影像的画外音将这种别样的建成环境下生活的人称为一种“新人类”（New Mankind)：“新人类将从被诱导的需求中解放出来，在网格与插座的帮助下即可生存。那将是一个不再基于工作、权力或者暴力的社会，它将建立在未经异化的人际关系上。我们的基本需求借助精巧的小型化技术即可满足。”
“超表面”中的世界给我们展示了结社与个人化的自由。在超级工作室的理想化叙述中，个体不再从属于任何被建构的共同体，也不受社群与团体的规则约束或限制，在广阔到超表面上漫游的人们可以自由地集结又自由地分散，凭自己的主观意愿来选择集体或者个人的生活。
以上三个激进的城市想象，都或显或隐地传达出了相似的左派倾向：金斯伯格的实践与思想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的，蚂蚁农场的成员受到了维也纳国际的影响，而超级工作室的想象也受启发于意大利自治共产主义思想。这三幅图景携带着诗意的避世理想，希望挣脱现代社会、资本主义世界为个体施加的枷锁，建构一种良善的生活方式和自由的社会图景，这些在今天看来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方面，二十世纪想象力的消退值得我们警惕。另一方面，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在告知我们，“历史并未终结”。世界正重新走向高度的不确定性，优秀的思考者——包括建筑师、规划师和城市学者——也都注意到新自由主义一揽子带来的光鲜亮丽的生活下面潜流涌动的强烈不满。我们重新站在了边缘状态，一个未知的过渡状态。“人类应当如何共同生活？”或者说“人类是否还可以生活在共同之中？”这样的问题重新涌现，且不带有任何理所应当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师们有理由重新找到上世纪曾有过的激进想象力，为城市的形态以及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做出描述性和规范性的表达。
本文为部分内容试读。全文见《城市中国》93期《未来社区：中国式未来社区的批判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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