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3期剧透 | 穷觅理想之居——商品房小区与中产阶层的身份焦虑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商品房小区，连同其兜售的文化意象、阶层身份，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在真实世界里的未来生活乌托邦。彼时，商品房小区的涌现恰与改革开放后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同步发生，在缺少广泛的中产文化历史的情况下，新兴中产阶级既不知道如何对外展示自我，又不清楚如何对内重塑自我生活。于是，房地产开发商以商品房为手段，担负起了构建中产阶层身份、文化的物质载体。中产阶级除了购买了物质空间，还全盘接受了开发商赋予空间的文化符号——无论是尊贵、生态，还是体育、科技。
然而，当商品房小区成为中国社区的主流，商品房不再是稀奇的居住天堂，而代表着淡漠的社会关系。在一轮轮对商品房小区的反思中，人们也开始试图通过其他方式重建社区共同体，例如青年共居、生态村等等。在中国，这种对共同体的追求是对单位住房和中式大家庭的怀旧之情吗？我们应如何畅想未来的中国社区？在人类学家张鹂看来，消费行为背后的阶层诉求更需深入洞察。
张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系教授
UC=《城市中国》
张=张鹂
商品房小区与新兴的中国中产阶层
UC
根据您在《In Search of Paradise》书中的观察来看，中高档小区和住房对中产阶层来说意味着什么？
张
中高档小区和住房对中产阶层来说有好几个层面上的意义。第一个层面上，它代表着一种中产阶层个人的小天堂，一种个人的空间，也因此我将书名起为In Search of Paradise。与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单位住房相比，中高档商品房提供了一种具有隐私而且又很舒适的个人生活空间，这是非常重要的。以前的单位住房空间非常小，而且极其没有个人空间，商品房的出现与人们对个人空间的需求是相符的。
第二个层面可以从社会学和住房的象征意义上来说。住房是一种中产地位、成功，和自我价值的体现。它不仅是一种经济地位的体现，更是个人的社会价值的体现。一个人要是有一个很好的住房，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腰杆都要直一点。从国内的性别环境来看，男性在婚姻市场找对象，若没有一套房子好像很难说得过去。国人现在特别痴迷于“成功”，大家都想要成功，都想要往上爬。此间，房子就成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第三个层面上，小区的环境和住房的装修，不但为未来提供一个舒适的物质环境，它也是我们的品味、审美以及生活方式的重要体现。这对一个新兴的中产阶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In Search of Paradise
作者: Li Zhang
出版社: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副标题: Middle-Class Living in a Chinese Metropolis
出版时间: 2010年4月
定价: USD 24.95
本书集结了张鹂七年来在其家乡昆明所做的田野调查。90年代开始兴起的商品房小区是中国住房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而这一变革也伴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离开缺乏私密性的单位住房，来到强调私密性，且充斥着各类文化符号的门禁小区，中产阶层寻找着他们的生活“天堂”，也迫切希望从中建立起阶层的身份认同。
UC
相比《In Search of Paradise》中描写的崛起中的中产阶层，《Anxious China》 一书中所出现的中产阶层似乎有了一些变化。他们尽管拥有了房产、汽车等象征身份的物质条件，却承担着越来越多由社会发展带来的系统性压力。您认为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其需求是否发生了变化？
张
中国的中产阶层实际上还是属于一个新兴的、比较年轻的社会群体。他们处在一个发展的过程，而非停滞不变，尤其在最近的十几年内其实发生了不少变化。
我在写这两本书的时候其实没有刻意考虑阶层本身发生的变化，但是写完以后，反倒摸索出了其中的一些变化脉络。可以很明显地觉察到：中国的中产阶级从对物质的、外在的追求，转向了更多内在的、心理和精神上的追求。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去追求内心的充实、追求自我实现，并且很希望能够把握自己的人生，把握自己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怎么样能找到特别有效的工具来协调这些人际关系？在这些追求和困扰之下，就产生了我在第二本书中说的 “Inner Revolution”（内心的革命）。这是一种很安静的、潜在的革命，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内在转变和重塑。
我在书里也写到了，现在的中产阶级可能房子和汽车都有了，衣服也能穿名牌的了，但有些人会觉得有一种空洞感，找不到自我实现或者人生意义的实现。现在有好几种文化，比如“内卷”文化、“丧”文化还有“空心病”等等，都在描述这种状态。“内卷”不单单是空洞的状态，而且还被强迫进入到一种不能退出的、白热化的竞争里。在这样一种状态里面，生存其实变得非常贫乏和困难。很多中产阶层都在寻找意义，寻找自我实现，但具体做到什么才叫自我实现？他们却非常不明确。
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和马斯洛需求定律非常吻合。马斯洛需求定律认为人的需求有好几个层次，首先是比较基层的生理上的需求和安全的需求，也就是说我要吃饱，我要穿好，我要住好的房子，要有一个好的工作。然后慢慢上升到了一种对尊严的需求，对名声、地位还有成就感的需求，再往上就到了自我实现的需求。在我看来，自我实现的需求，是中国大量的中产阶层当下面临的首要问题。
Anxious China
作者: Li Zhang
出版社: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副标题: Inner Revolution and Politics of Psychotherapy
出版时间: 2020年8月
定价: $ 29.95
本书描绘了“后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展开的一场新型革命——一场自下而上的大众心理治疗与咨询运动。当家庭纽带和社会关系在“后社会主义”时代变得越来越脆弱时，人们为何会出现管理福祉、忍受痛苦和重塑自我的这种重大转变？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为何中国会兴起一种大众心理学热？在这本书中，张鹂探讨了城市中产在经历大规模社会转型时，为应对巨大压力和社会断裂而进行的斗争。
中国土壤下的“自我”与“共同体”
UC
如何看待“自我”和“个体化”在中国的发展状况？
张
“自我”是我关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在两本书里，都有一个章节专门写到“自我”。在《In Search of Paradise》中，是关于自我价值和房产的联系；在《Anxious China》里，主要探讨的是通过心理咨询的手段，人们如何来重塑“自我”。
在两本书里，对于“自我”，我持一个统一的观点：不管人们对“自我”的追求有多么强烈，中国人所追求的“自我”，永远和西方文化中的“自我”概念不完全一样。中国人的自我包含着有“大我”和“小我”，而且始终是一个“关系的自我”。具体来说，中国人的“自我”总是植根于社会人际关系的网络里，很难与家庭、邻里还有更广泛的人际关系分开。比如在心理咨询过程中可能谈的是个人的隐私情绪，但实际上在我做调查过程中，这样的谈话往往最后都回归到自己和家人的关系、矛盾冲突，或者是和单位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上。
93期杂志《未来社区：中国式未来社区的批判性观察》
UC
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飚曾表示，目前社会工作环境使“自我”成为了一个封闭的系统，丧失了对“附近”的感知。您对此如何看待?
张
“附近的消失”这一概念非常有意思，它提示了我们：在社交媒体和各种工具的盛行之下，人回归到了自我，把自己封闭起来，通过一些社交媒体来联络，对“附近”、对社区的感知反而淡失了。作为对社会新现象的一种注视，用这个论点来描述年轻这一代的趋势是对的，但是中国人对“自我”的感知其实有很多区别，很难一概而论。在讨论“附近”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还需要看到代际、阶层，甚至性别上不同。
首先，不同的人群对“附近”的理解会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作为人类学家，我们会尽量避免过度概括，而是要找到这个大趋势之下很多的内部差异。其次，现在手机、社交媒体使得人们的互动方式和以前不一样了，但是互动并没有消失。表面看起来，人们与“附近”的直接交流变少了，但还是会与邻里同事发生一些新的互动。比如，以前可能主要是通过单位这样的共同体来产生联系，现在可能通过兴趣爱好、娱乐活动来进行互动和交往。这是一种方式上的不一样，而并非“附近”的消失。或者说，是“地理附近”的淡失，但却是“新型附近”的崛起。
当然我们也需要去关注到城市中不同人群的差异，比如城市里的外来务工人员。有一本书叫《打工女孩》，作者长期观察了在深圳打工的女工，发现她们除了在工厂里面的工作，也有在厂以外的丰富的社会生活。他们联系和互动的方式，和我们以前想象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本文为部分内容试读。全文见《城市中国》93期《未来社区：中国式未来社区的批判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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