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3期剧透 | 鲁安东：“场所化”的力量——社区以及建筑学的未来
建筑毋庸置疑是人居空间里最重要的物质载体。但在想象未来社区时，建筑场景往往被简化为一种具有“未来感”的空间形象，如清一色的垂直绿化、屋顶绿色空间、空中连廊……其营销成分往往大于对实际问题的解决，也让我们对建筑学能否真正回应各类危机、风险、社会问题产生怀疑。诚然，“未来”不仅仅关于解决问题，更包含着人类的共同愿景。对社区而言，空间并非全部，我们更亟需一种“场所化”的力量，使人与场所能产生链接并形成共同体。在鲁安东看来，建筑学要回应社区的未来，就要将关注对象从“空间”转向“场所”，而这种转型也正是建筑学自身的出路。
鲁安东，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UC=《城市中国》
鲁=鲁安东
场所，作为未来社区的重要空间机制
UC
在探讨“面向未来的社区”时，本质上在讨论一种怎样的人居环境变化？建筑学在其中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
鲁
当我们讨论所谓的“未来”时，其实是在对人类社会的改变方向进行思考。当下，我们也确实到了一个需要把“未来”作为一个话题拿出来进行专业讨论的时刻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随着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无论是建筑学、城市规划，还是更宏大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都需要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从社区的角度来看，有两种力量正同时引导着我们改变的方向。第一种是“去场所化”的力量。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围绕个体的日常生活会变得更加技术化和个人化，从而将其与所在的场所疏离开来。但同时，还存在着一种与前者相制衡的“场所化”的力量，它的存在可以让个体不至于过于分散，还可以形成一个共同体，用人类学家项飚的话说就是对“附近”的感知。从空间层面看，“场所”正是一种支撑这种力的空间机制。但对建筑师而言非常重要也非常遗憾的一点是，空间在这其中无法单独起作用，必须要有人在其中作为agent（能动者、行动者）来激活这个场所，也就是说，单单设计一个好看的咖啡馆很可能是没用的。这也是当前各类社区营造工作里的核心议题——归根到底，只有人才能搞定其他人，房子搞不定。
因此对建筑学而言，我们的视角需要从过去以“空间”为目标，转向以“场所”为目标。场所的本质不是“美”或者“不美”，而是其中的社会属性。所以，场所的美学化一定是一种误区，其本质是把场所空间化。但场所最大的价值并不是它的物质载体，而是一个社区对于特定空间所形成的一种共同认识或共同价值判断。就算一个空地上只有一棵树，如果整个社区都觉得那是一棵神树，它就是一个场所。
93期杂志《未来社区：中国式未来社区的批判性观察》
今天，建筑学要转向社会属性，就一定要去容纳新的理念和方法论。例如，我对社会设计就很感兴趣，它本质上是要去鼓励和支持场所中的agent，而不是盖房子。对建筑师来说，我们需要真正认识到“场所”与“人”之间关系。我们现在与“人”的关系特别简单，一种人叫甲方，一种人叫用户。其实，场所中的人是很复杂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而我认为建筑师是最适合在这个复杂系统中担任操盘手去协调和塑造场所的人。
除了观念的变化之外，工作机制的变化也特别重要。从“人设”上看，建筑师要认识到自己是众多agent中的一个。应该非常有意识地去与其他agent一同推动变化。此外，我们要把设计视为一种行动方案，而不是一个结果。场所的社会属性是无法被直接预设的，设计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个场所运行起来，去推动改变或重新定义。设计中的价值判断和决策只作用于行动本身，而不能直接决定结果。
构建场所是人群的一种本能
UC
今天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60%以上，进入到了新的城市化发展阶段。而网络平台的发展也使“社群”的含义发生了变化。这对于“场所”的构建而言意味着什么？
鲁
今天的数字时代确实使“场所”的形成出现了一些变化。场所是服务于社群构建的——不是有了场所才有群体，而是群体需要场所来塑造他们的群体认同。当前的互联网时代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个很重大的改变——社会亚文化群体的自我意识变强了。过去的“社群”往往是和地域高度相关的，比如大家住在同一片土地上，就自然而然形成一个村落，会基于村口的某一棵大树来形成一个“场所”。对社会上的亚文化群体来说，他们的表达方式和声量非常有限，不太容易形成自己的文化认同。
但今天，在社交媒体、互联网平台的驱动下，表达和表达的反向映射都得到了加强，人群注定会变得复杂化、细分化。今天我们理解场所，必须将它放到社群的产生机制、变化机制中去理解，把场所视作社群形成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起因。这实际上是网络技术、社会学、空间设计三者融合塑造形成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对一些跨学科的知识有所了解，对社会有更多观察，才能知道怎样的场所是合适的，什么是一个好的场所设计。
“漂绿”：一种关于“未来”形象的饥渴
UC
建筑本身耗能巨大，在打造具有“未来感”的社区时，不少项目中都会出现大量垂直绿化、屋顶绿化……但不少情况下，这多是建筑师一种噱头、话术。您如何看待这种Greenwashing（漂绿）现象？
鲁
我们当下面临的与“双碳”相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转换成人与其他地球要素平等共生的观念。而今天我们在各种效果图上看到的，在建筑上置入大量植物的做法，确实提供了一种看起来很自然的视觉形象，但它依旧是没有脱离人类中心主义的出发点，更多只是一种产品营销的方式。
当然，除了讨论“漂绿”有没有用之外，我们也要看到其中所隐含着的对“未来”形象的某种饥渴。这个事儿并不可笑，往前推30年，我们所有城市对“现代”的理解差不多——一条笔直的大马路，有四车道、六车道甚至是八车道，两侧全是大树。还有的地方是要搞个中轴线、有的地方是做市民广场、城市客厅……这些本质上都是对一种可感知的“现代”形象的饥渴。无论设计水平的好坏，它们都能起到某些作用，比如增强社会信心、招商引资等等。对设计者而言，我们需要理解这种心态，尝试提供更恰当的、可感知的设计。
大体量的公共建筑与中轴线设计，代表了一种典型的“现代”形象。图为深圳市民中心。（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在建筑物上植入大量绿化确实一种可感知的视觉形象，而且可能相对便宜。但这应当是关于“未来”的其中一种形象而不是全部，如果只剩下这个了，那确实是设计师们的想象力过于贫乏了。同时，把未来直接转化成某个单一的视觉形象，也是一种非常简便也较为可疑的做法。更靠谱的方式是去思考：面向未来，建筑有哪些相对应的做法、关注点、性质……有时它们往往是一种内在品质而非外在形象，我们需要尝试使之“可感知”，从而达成某种社会共识，并将它们作为一种衡量标准。
例如，同样从“双碳”的目标出发，我们能不能将可再生材料或者对环境影响较小的材料作为一种关于“未来”的共识呢？我之前研究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南京长沙大桥当时在浇混凝土的时候，用的那些沙子和水是从江里捞上来的，所以它的颜色其实就是长江自身的黄色，这种材料中所体现的本地性就很棒。
“南京长江大桥记忆计划”（2015-2019）是一次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实践。鲁安东团队与历史学家、本地艺术家一起，通过搜集和研究大量的相关物件、记忆和视听资料，将大桥记忆活化为当代场所营造的触媒和催化剂，从而赋予南京长江大桥这座历史纪念碑新的场所体验与情感共鸣。
除了能耗问题以外，我们能不能把建筑适应变化的能力去可视化出来，或者作为一个评价标准？由于人们对未来有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感，我们慢慢认识到，对风险的容忍能力应当成为人居环境的一种关键能力，包括在规划领域都在强调韧性的重要性。但这件事光靠颜值一定是远远不够的，它更需要的是一些内在的品质。如果这种内在品质因不被看见而无法代表“未来”，是非常可惜的。
建筑学是关于未来的学科
UC
面对生态环境、人口变化等面向未来的宏观危机和议题，建筑学如何对此进行回应？
鲁
今天我们其实面临着一种泛政治化的外部环境，任何议题之中都包含着越来越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纠缠。比如在“双碳”问题的背后就有着关于政治博弈、产业发展等种种因素的影响，成为了一个很大的议题。从建筑学发展的历史上看，每当外部环境变得复杂，建筑学就越可能走向本体的回归。但我认为建筑学不能够以回归本体的名义来逃避问题，例如回到单纯的建造、空间、功能等等。在当前的条件下，这并不会给建筑学出路。我们要去抵抗这样一种泛政治化的环境，但不能通过回归某种原教旨主义的建筑学来抵抗。
20世纪建筑史学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有一个引发大量争议的说法：“自行车棚只是个房子，而林肯大教堂一座建筑（A bicycle shed is a building; Lincoln Cathedral is a piece of architecture.)”。我觉得这句话里有一个很基本的东西是挺对的——建筑需要包含对于未来、对于好、对于美的预期和判断。因此建筑是带有诱导性的，会导向建筑师认为正确的一种变化。当然，在现代主义语境下，出于对功能理性的倡导，我们可能会把“林肯大教堂”和“自行车棚”一概而论。但反过来看，这其实也弱化了建筑师应当去承担的构建未来的关键角色。
作者: (英) 佩夫斯纳
出版社: 山东画报出版社
原作名: An Outline of European Architecture
译者: 殷凌云 / 张渝杰
出版年: 2011-6
页数: 411
定价: 38.00元
《欧洲建筑纲要》是一部里程碑式的欧洲建筑著作。文中关于“自行车棚与林肯大教堂”的引言也出自于此。作者佩夫斯纳也是《现代运动的先驱者：从威廉·莫里斯到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一书的作者，因而这一强调西方建筑史中“大建筑”的论断在现代主义语境下引发了争论。
建筑学要有所革新、要重新定义自身，就要思考它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在我看来，建筑是具有塑造的力量的，空间能够影响其中人的活动和社会关系，每一个建筑的使用者、体验者的人生都会因为空间而发生微小的变化，而他们又将成为未来的agent。所以，建筑学在根本上是一个关于未来的学科，它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等议题是有使命的。建筑是通过建造的方式，带着对未来人居场景的预期而进行的一种干预性和改变性的行动。当然，这种对未来的预期和判断里包含着甲方、建筑师、媒体等种种角色，建筑师在其中能够将预期转化成可感知的行动方案。
我认为今天的出路应该是对建筑学本体的一种全新的重构，比如“场所”的概念、新技术的融入、将设计作为一种行动等等。而一旦一个学科形成一种仅在内部互相欣赏的、封闭式的价值体系，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一个房子设计完后只有同行觉得好，社会大众都觉得很茫然，一定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本文为部分内容试读。全文见《城市中国》93期《未来社区：中国式未来社区的批判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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