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韧性：房子与中国城市社群的未来
如今的房地产问题，不能只在房地产市场中寻找答案，而是需要站在更宏观的视角上，从城市的规律中方能获知未来趋势的真正迹象。过去二十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与每一个普通城市家庭的“韧性”息息相关：既有家庭的存在使“六个钱包”买房成为可能，而新家庭的组建又创造了买房的“刚需”。然而，城市化下半场，房地产市场全面失灵，房价高企、生育率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传统家庭结构的韧性也到达了极限。面对演变，未来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将与中国家庭的韧性状态息息相关。因此，那些能够滋养社区韧性，从而弥补家庭韧性不足弊端的机构和企业，将在未来更加占据发展先机。
是什么支撑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在过去二十年的“狂飙”？除土地财政、信贷体系、炒房投机等因素外，普通人最耳熟能详的一个词就是“刚需”。在“房住不炒”的指示发出后，许多人仍然相信，每个家庭的居住需求会构成市场最坚实的基础。诚然，在当代中国的婚姻文化中，最绕不开的就是房子：一线城市几套房、老家几套房、是否已经过户、男女买房各出多少钱、房子挂谁的名……作为私有财产的商品房已成为婚姻和育儿的必需品，与家庭的再生产紧紧捆绑在一起。可是，“刚需”真有我们想象得那样天经地义吗？仅仅三十年前，中国的城市居民还生活在单位分配的集体住房里，“结婚必须买房”的概念更是天方夜谭。在眼下的地产业寒冬中，“刚需”们似乎并未如想象中那般坚挺，而逐渐开始观望等待。因此，要理解地产业的兴衰，就不能不重新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刚需”，理解其何以历史地形成，又将历史地走向何方。而这一切，都要先从中国社会七十年代末的“家庭化”转向说起。
家庭的回归，房产的起点
从“单位人”到“家庭人”
在《秩序与混沌：转型中国的“社会奇迹”》一书中，社会学家陈映芳提出，当单位制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逐渐解体时，中国并未如西方学界所预想的那样发展成扁平化的公民社会。随着恢复探亲假、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一度被压抑的家庭及其伦理重新回到社会生活的核心，成为个人与国家间的纽带。当“群众回家”，人们的身份认同也逐渐从单位人回归到家庭的一分子。在书中，陈映芳把七十年代末的云南知青返城运动视作当代中国社会“家庭化”的开端。当边疆偏乡的知青们向组织提出“上调”、“返城”的迫切诉求，他们最初收到的回复是断然拒绝，因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不仅与“建设边疆”的社会主义集体伦理相抵触，其短时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亦会陡然造成城市的资源紧张和秩序混乱。而最终解决这一僵局的，正是家庭的名义：一方面，知青们开始在请愿中诉诸亲情人伦，以“回家”的合法性超越个人与国家的价值冲突；另一方面，“回家”意味着拥有资源的保障和身份的归属，进而打消了影响社会安定的顾虑。最终，知青返城事件以一句标志性的口号落幕：“让孩子们回家吧。”
与陈映芳笔下云南知青的回家叙事相对照的，是南京下放户回城后的无家可归。与知青们离开家庭只身投入“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不同，下放户是被迫举家迁至乡村，在政治上更受歧视，原有的住所往往被他人占据，如果回城后无单位保障，便只能在城墙脚下自搭简易窝棚为生。张熙慧在论文《南湖新村三十年史》中提及，随着大规模的下放户回城，南京的城市人口激增，大面积的棚户区污水乱流，臭气熏天，更有歌谣云“进出家门先低头，室外下雨室内流，尿盆马桶靠着锅，男女老少头碰头。”为了让下放户们有家可归，前土地财政时代的南京动员全市的设计与施工力量，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巨型住区南湖新村也就应运而生。
1985年底，南湖新村竣工。来年春节前夕，第一批回城下放户搬入新居。尽管当时还没有房地产市场的概念，但居住空间/住房似乎成为一个家庭的韧性之底线。拥有住房，家庭可以由此在城市中拥有更多发展的能力，遭受冲击之后再恢复的能力和韧性更强；而缺少住房，韧性更小，家庭以及家庭成员显得更加脆弱。（图片来源：南京市档案馆）
不论是知青在社会意义上的“回家”，还是下放户在物质空间上的“回家”，家庭的回归都与中国城市化的开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不同的是，前者展现了家庭的韧性（Resilience）——只要政策的制定者放开一道口子“让孩子们回家”，恢复家庭的完整构成，那么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助伦理就能自然填补公共服务的缺位、弭平社会转型的创伤，乃至释放空前的市场需求；而后者则提醒我们，这种韧性不是无限度的——当遭受的冲击和压力超出了限度，它也会崩溃和失能，需要国家的关注、支持和资源投入，一如南京政府牵头的南湖新村建设。
在过去四十年，决策者往往更愿意把家庭当作一种“红利”加以利用，期望以较低的成本实现社会转型，而忽视其韧性的限度。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网上广为流传的人口政策“合订本”——从1985年的“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到1995年的“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再到2005年的“养老不能靠政府”，最后到2012年的“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旧的社会主义国家福利逐步退场，新的公共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养老的责任就被逐渐转嫁到家庭内部，家庭成了转型期最后的社会安全网。
家庭代际的互助伦理是双向的：子女帮父母养老，父母则要帮子女成家。在房价收入比畸高的今天，正是这种伦理的存在，使大城市的年轻夫妻能够动员双方家庭的“六个钱包”承受远超其支付能力的房价。如果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场“高杠杆”的游戏，那么父母就是年轻购房者“加杠杆”最可靠的资金来源。其中的债务风险极低，很多时候甚至不被视作债务，而是父母基于亲情给子女的馈赠。可是，家庭又为何要买房呢？除去房价不断上涨造成的资产增值预期外，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为了婚姻和育儿。自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教育等公共资源与房产落户挂钩，买房逐渐成为新组建家庭的“刚需”。短短二十年间，“结婚必须买房”的观念蔚然成风，中国的城市家庭把外部的政策性不平等转变为内部的伦理规范，从而内化了再生产的代价。
买房是为了家庭的延续，而家庭的存在则使买房成为可能。正是这一循环，助推了中国数十年的的房地产市场、土地财政乃至于整个城市化进程。而整套系统平稳运转所消耗的能量，也正源自家庭韧性所释放出的余量。
90年代后，“买房结婚”的观念开始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与同时腾飞的房地产构成正向循环，驱动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但这一模式也必将随着中国“家庭”的演变和城市增量开发的终结，而逐渐瓦解。（图片来源：网络）
韧性的限度：
房地产市场的十字路口
如果说家庭的韧性源于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那么对韧性的利用（Exploitation），背后则有着新自由主义的身影。如美国规划学者Tom Slater所批判的那样，美国的“韧性城市”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策略。它最初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推动，寄望于城市系统和社区自己承受外部压力并保持正常运转，把气候变化、资本主义等深层问题简化成技术上的危机处理，从而回避结构性的责任归属和变革诉求。这一思维，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念“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即主张市场有强大的自我运行和修复能力，无需过多的干预。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对照，“自由放任”一词在法语中的本意是“让他去”、“让他做”（Let Do），而这与知青返城事件中“让孩子们回家”的修辞，竟是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前者是法国重农学派提出的系统理论，而后者仅仅是对基层诉求的默许，其意想不到的收益——家庭对城市化与土地财政的巨大意义，是在之后的实践中逐渐显现的。
尽管狭义上的“韧性城市”（Urban Resilience）规划理念近年才开始在中国流行，且关注的焦点多集中于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物质空间，但从广义上讲，中国的城乡政策早已在不知不觉中遵循这样的逻辑。诸如前文提到的“让孩子回家”这样的城乡政策中，对韧性的利用不是一种刻意的政治策略，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深圳的城中村：其最初形成主要是因为政府想减少征地成本，因此绕开村庄开展城市建设；待地价上涨后，村民在宅基地上违建多层楼房出租牟利，政府无力监管，最终默许既成事实。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灰色地带的城中村自我生长、自我组织，为外来人口提供了廉价的居所，为特区政府省去了大量公共服务开支，成为深圳奇迹中最大的韧性。（延伸阅读：城中村的诗与解药）
随着韧性的“红利”不断偶然显现，决策者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主动利用之。但是，家庭的韧性就像弹簧一样有其限度。如果说“人口红利”的另一面是恶劣的劳动状况，那么“家庭红利”的另一面，就是家庭的不堪重负。在当下的中国城市，家庭面临两大再生产的危机：一方面，外部的压力过大，高企的房价使“六个钱包”逐渐难以承受，而租售不同权等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买房的压力反过来阻碍了家庭的再生产；另一方面，随着生育率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结婚年龄大幅推迟、多元成家形态出现，家庭内部的结构和伦理也在松动。当中国家庭的韧性到达极限，难以继续内化外部的压力，它所支撑的房地产市场乃至土地财政，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韧性的重构：
从家庭到“泛家庭”
在经历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单位“大家庭”和四十年的血缘关系“小家庭”之后，未来的中国家庭和城市空间形态会转向何方呢？
无论如何，“结婚必须买房”这样的思维在各种因素杂糅作用之下，业已内化为如今每一个家庭的伦理观念。中国的年轻一代很难挑战这种既有伦理，更无力改变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宏大城乡政策，或被动接纳，或以拖待变。这是一种东亚地区的普遍社会习惯，一如人类学家James C. Scott归纳的那样——这是“弱者的武器”。
《弱者的武器》一书中，James C. Scott对东南亚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农民很少通过起义等公开方式反抗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压迫，而是采取消极怠工、破坏工具等日常的“不合作”行动，这种行为被他总结为“弱者的武器”。近年来国内讨论较多的“躺平”“累了”“佛系”等年轻人的行为特征，很大程度上正是一种应对社会时间、社会规范而采取的“非暴力不合作”之“武器”。
从某种意义上说，眼下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晚婚、晚育、晚买房，乃至于不婚、不育、不买房，恰是他们的“武器”。而这种“不合作”的直接结果，就是租房比例的上升。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也意识到，房地产买卖市场已近饱和，长期的租售不同权更难以为继，于是开始鼓励租赁市场的发展。但是，更多的租房也意味着城市社群的原子化，并将逐步改变家庭的结构。随着城市愈发原子化，要维系社会的稳定，也将需要更高水平的福利保障。
经历了单位“大家庭”和亲子“小家庭”主导的中国城市，除原子化之外，另一种可能的社群形态就是“社区化”，即由社区成员组成松散的互助“泛家庭”。
社区在中国并非新鲜事物，但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自在而非自为的状态，从属于上位的秩序：在福利分房的年代，社区是单位制下国家为职工安排的居住空间；住房商品化后，社区是拥有产权的私人业主间协调利益的公共场域。在家庭的韧性逐渐被透支，乃至达到上限的今天，社区或可演变为“泛家庭”，重新建构一种中国式的“泛家庭韧性”。
这一方向并非向壁虚构，而是对中国历史上的“家园”传统的回归（延伸阅读：吴志强｜中国人的“家园”）。在历史上的表现，是乡村氏族之间的守望相助；在现代城市社会的表现，则是趣缘社群的崛起。而两者的创新融合，在我国很多城市社区中已经有不少探索。（延伸阅读：营造趣缘得“解放” ）
在中国土地招拍挂和住房商品化的初期，也曾出现过于凌罡这种居住者合作建房的尝试，但在土地财政的大背景下，他们最终无力参与这场高杠杆的资本游戏，在贷款、资质、施工等方面都遇到难题，不得不与开发商合作，直至销声匿迹。（图片来源：网络）
要做到这点，社区必须从自在走向自为。正如是枝裕和在电影《小偷家族》中呈现的那样，一群游走在贫困与违法边缘的、原本互不相识的人们，也可能组成互相照料和支持的准家庭。电影是一种想象，但家庭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制度化的想象”？家庭的韧性不仅来自血缘关系，还缘于长期共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身份归属、伦理观念和情感联结。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国的商品房社区之所以缺乏社群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立足于核心家庭和私有产权的想象，并排斥在此之外的共同体可能——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公摊”这种作为私有领域镜像、被让渡出来的伪公共空间；而最近的例子，则是在舆论压力下无疾而终的小区拆墙倡议。因此，一个有内在韧性的居住社区，应当首先是“意向型社区”（intentional community），即先产生合作居住（co-housing）的意愿，再讨论具体的建设计划。居住者自愿联合，共同参与住区的规划，通过协商机制产生社区决策。而非像购买者或租赁者那样，首先关注自己的住房，然后被动地在空间上被分配到一起。
成都麓湖社区中的居民共建了属于自己的节事活动，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将这个社区从“他乡变成故乡”，人们开始主动链接到了一起。图为参与到社区节日的麓湖居民（图片来源：麓湖生态城）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下的传统家庭危机和房地产市场寒冬，也是一次转型的契机。当家庭的韧性到达极限，当“刚需”不再理所当然，狂飙了二十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也无法继续坐享红利，而必须重新审视那些被边缘化的可能性，主动塑造新的社群形态。近年来，中国城市已经出现像706生活实验室这样探索共同生活可能的组织，但相较于庞大的地产开发规模，体量还只是九牛一毛。如果说家庭的韧性是我们社会中固有的传统，那么社区的韧性，则要从零开始培育。可以想见，在中国城市化的下半场，综合的社会空间开发将取代纯粹的物质空间营建，成为新的增长点；常态化的社区运营将取代一次性的商品房销售，成为新的“刚需”。与高杠杆、高周转的冒险游戏相比，
这种开发模式无疑需要持续的投入，也意味着更长的回报周期，但当 “泛家庭”的内在韧性逐步形成，一个更稳健而持久的市场，也将会随之诞生。
文/王佳琦[城市中国研究中心]+崔国
专题研究团队 / 崔国、张晶轩、杨松飞、王佳琦、唐菲、刘诗怡（实习）、柯卓林（实习）、陈飞樾、李雅伦
内容合作联络 cgcuiguo@urban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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