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一件伴随人一生的事情。读书的多少和质量关乎人的命运，也关乎人的情趣和品质、追求和理想。对于读书，因人而异，人们各有不同的方法；因事而异，各有不同的目标。在不同的时代，读书的情境也各不相同，在农耕时代中，伴随油灯的苦读与现代社会中电灯之下的钻研不可同日而语。
我的读书履历迄今经历了五个时期。
首先，经历的是一个“无书可读的年代”。我1956年出生在长江中的一个小岛上，扬中县当时只有十来万人，是江苏最小的一个县，四面为长江所围绕，是典型的农耕社会，非常贫穷。“文革”开始之后，我的整个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我爷爷在当地曾经做过乡长，既替新四军征粮，也为国民党征税，所以叫“两面派乡长”。我父亲的一个徒弟为了夺取仅四个人的小照相馆的掌控权而造反，他说我父亲是“保长”，其根据是乡长的儿子一定是“保长”。这样一来，到我小学毕业，大概1968年时，一个班的小学同学都上了中学，只有我因为是“保长”的儿子就不能上中学。辍学在家的一年，我无书可读，暗地里时常以泪水思考“仇恨”的由来。我爸那个徒弟造反之后把我们全家扫地出门，原来我家里开照相馆，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离开照相馆之后，我妈就到饭馆里去端盘子，让她失去了老板娘原有的尊严。我妈她们兄弟姐妹七个，她排行老五，她对我外公最大的意见是，外公没有让她读书，使她成为文盲，还落了富农的成分。如果她有文化的话，到了饭馆可以做会计，也可以卖饭票，因为没有读书没有文化，只能端盘子端碗，这在家乡叫“跑堂”。
我妈每天早上要上早班，风雨无阻，主要工作就是炸油条，她早上四点钟就要起来。她生性胆小，一个人不敢走夜路，其实从家到饭馆只有五分钟的路。那时候，乡间经常传说闹鬼的事，说到鬼，人们往往是不寒而栗。因此，每天都会有人有组织地打更，嚷嚷“小心火烛”“平安无事”之类的话，像电影里面所表现的一样。我辍学在家一年没事干，没书读，早晨就陪妈妈去上班。我特别喜欢陪她去上早班，因为她每天早上炸的第一根油条都给我吃，还有豆浆，我觉得，用白糖蘸油条比今天的鱼翅、鲍鱼还好吃。当时县城里面只有两家饭馆，桥东一个，桥西一个。我们家住在桥东的乡下，桥东饭馆库房里有一个大柜子，里面有许多从废品仓库弄来的“破四旧”时收来的书。饭馆从废品仓库买来这些书作包装纸，用来包油条、包猪头肉。我无意中发现了这一“书库”，并发现里面有一本书，没有封面，前后都撕掉了，后来我知道是《林海雪原》。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小说，第一次知道少剑波和白茹之间的暧昧的感觉是一种男女关系。在那个年代里，我们基本上无书可读，外面全是红卫兵，尽管家中很看重读书。那时候我们甚至穷到连便纸都紧缺，爷爷常常告诫我们不能拿有字的纸做便纸擦屁股，否则会得罪孔夫子，会有报应。
扬中县城很小，张三家做饭，李四家就知道做的什么饭。每当吃馄饨的时候，人们会端一碗给前后左右的邻居，邻居把碗还回来也不会是空碗，总得放一点什么东西作为回礼。这里民风淳朴，讲究礼数。在我无书可读，休学一年之后，我舅舅的同学杨老师为我家打抱不平，说走资派、地主富农的子女都能上学，他们家不就是个“保长”吗？为什么我就不能上学呢？也应该给我“出路”，当时确实有给“地富反坏右”子女出路的精神。结果第二年就让我上学了，上学之后开始进入到“读无用书的年华”。
因为当时除了《毛主席语录》等“毛著”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书，最为普通和常见的只有一本《新华字典》。我和我的同学们一起看《新华字典》，将一本字典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从中间看到头尾，从头尾看到中间，来回看，同学之间做猜字的游戏，哪一页有什么字，什么字是什么意思，有几层意思。或许这奠定了我的文字基础。课堂上的书大都是无用书。当时中苏关系紧张，珍宝岛在打仗，所以，中学课程中的外语是俄语，学的尽是“缴枪不杀”“手榴弹”“刺刀”这些军事用语；又学“农业基础课”，简称“农基课”；学养猪，猪从交配开始到长大，根据生长特点喂什么食等等；还学如何种稻子、麦子以及学习开拖拉机等。当初为我打抱不平帮我恢复上中学的杨老师对我比较好，他默默的眼神中有一种亲情，不知道他怎么就成了“农基课”的老师。有一天，他讲养猪的时候，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就在书上画画，结果他毫不客气但非常友善地就把我的书没收了，然后，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陈履生不好好上课也就罢了，还在书上瞎画，你知道这书是怎么来的吗？工人要造纸，打纸浆，制造出来的纸要经过印刷，印刷前还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排版，然后印刷、装订，费尽周折才到你们手中，因此，要爱惜书……”他差不多讲了有半堂课。实际上这个时候，我已经对画画有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成了学校黑板报的主力美编。
知识改变命运。1978年，南京艺术学院恢复高考，能够考上工艺图案专业也是我的万幸。这个南艺历史上的新专业实际上就是传统的染织专业，当时为了以工艺美术品扩大对外贸易，也是以此作为扩大招生的理由。新增设的这一专业招收19位学生，打破南艺历史上一个专业招收学生数量最多的纪录，当时的国画和油画专业一个班才招5名学生。此前的半年，我曾经考过南京师范大学的美术系，没有考上，还是回去做了工人。再之前，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因为家庭的所谓“政历”问题，我连边儿都没有挨着，结果是一位没有画几天画的上了南艺。一切好像都是命中注定。这就到了我读书的第三个时期“如饥似渴读书的岁月”。我在大学的四年中看了很多的书，快毕业的时候又考上了第一届中国美术史专业的研究生，结果外语考得很差，尽管我非常努力。
考上研究生之后，老师让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抄书。林树中先生给我们一套线装书，是美国人福开森编的《历代著录画目》。福开森很了不起，上个世纪30年代在中国搜罗文史资料、古董，然后编了一套《历代著录画目》，1933年出版。这是研究古代书画的人必须知道和拥有的工具书。林先生告诉我们这套书很重要的时候，我还没有感觉到它十分重要。但校图书馆就只有这一套，他长期借在手上，其他专业老师都有意见。所以，林先生就让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加上一位进修生一起抄书。他发给我们白纸和复写纸，一式三份，这样我们抄好后给他一份，我们自己各留一份，这样等于一共有三套书。我后来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并等我做了古典美术编辑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先再版这本书。1992年该书再版的时候，我在后面用毛笔写了篇“后记”，讲这套书的重要性以及出版缘起。当初我就是通过抄这套书开始我的硕士研究生学习历程的。当时的80年代还缺少很多书，出版业还不是很发达。
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实在不喜欢这个“工艺图案专业”，因为我看到的“前途”，将来就是到哪一家国营的印染厂当一名画布的设计师。心不甘啊，我还是喜欢画画。但画画的人多了，谈何容易，轮都轮不上我。可是，我喜欢读书，语文基础也好，因此，我准备开始专项美术史论的学习。选择这一行，就意味着要终身读书，要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最初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黑格尔的《美学》时，我似懂非懂，觉得非常深奥。虽然当时助学金非常有限，可以说是非常可怜，可我还是咬着牙买了一套，大概是1981年的版本，这套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书中关于艺术哲学的问题、艺术和美学的关系等，至今还在我的脑子里转圈。也就是在1981年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来北京写生，有一老乡在文物出版社做社长，叫王代文，王先生是新四军出身，跟我老家的一位同学的父亲是战友。同学的父亲在“文革”前是副县长，“文革”中也是受冲击，遭磨难。“文革”后复出，家中有《参考消息》，我经常到同学家看看报，了解到一些市面上没有的“参考”的消息。虽然这位伯伯对我很客气，可我还是对他非常敬畏。但伯母却待我如同母亲一般亲热。这位被我们视为老革命的伯伯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让我到文物出版社去见王代文先生。那时候，北京还没有多少像样的高楼，五四大街上，作为文物出版社社址的老北大的红楼，既有几分庄重，又有几分深邃。王先生一看有个学艺术的老乡很高兴，就拿出了一本书给我。他说你来得巧极了，这本书我们马上要出版，这是样书，第一本书。这就是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所以，我就有了《美的历程》——1981年文物出版社版本的第一本书。我请王先生在上面签了字。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当时李泽厚先生以哲学家、美学家的眼光看中国历代艺术的发展，让我打开了视野，连接了黑格尔美学和艺术哲学更深层的内容。那时候，我将很多时间都泡在学校的图书馆中，没日没夜地读书，真是博览群书，如饥似渴。
第四个阶段是“为了研究和写作读书的阶段”。因为自己做研究工作就要看书，就要看很多书。我的第一本专著《神画主神研究》，1987年由紫禁城出版社（现为故宫出版社）出版，是我有生以来出版的第一本书。实际上，它是我1985年的硕士毕业论文《论汉代神画中的两对主神研究》，当时通过读书以及研究汉代艺术遗存，我发现与原始神话相应地存在着一个被人们忽视的神画，而汉代神画中又存在着伏羲、女娲和东王公、西王母这两对主神系统，所以，我就把它定为硕士论文的研究主题。这是这个时期中广泛读书的产物。那个时候与读书配套的就是做卡片，与书匹配的有无数的卡片，分门别类。
读书有个方法的问题，因人而异，每每不同。一种是漫无边际地读，可以什么书都看；还有一种是有目的地读，为了一门学问去读，在做学问的过程中举一反三。因为解决一个问题可能会牵扯到十本书，十本书又可能牵扯到另外的十本书，一传十，十传百，就会牵涉到很多问题，就是泛读的问题。
这一时期，一直延至后来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我开始从古代美术史的研究转向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也是泡在资料室中，除了翻阅其他有关20世纪的书籍之外，我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从1949年的一直翻到1978年，一天不漏，一版不漏，搜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新中国美术图史 1949-1966》，并将这一专题的研究一直坚持到现在，先后出版了《革命的时代——延安以来的主题创作研究》和《红旗飘飘——20世纪主题绘画创作研究》。
到了第五个阶段，就是最近十年，我正在经历一个“没有时间读书的当下”。我现在很羡慕很多人能有时间看书，尤其是在博物馆工作更需要看书。我的总结是：博物唯有读书，读书方能博物。因为中国文物艺术的门类非常多，一到博物馆工作，我才知道自己的知识欠缺太多，知道的东西太少。瓷器、陶器、牙雕、玉器、家具等等学问丰富，需要读很多的书，读书之后才能了解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读书之后才能知道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有很多研究方向。但从客观上来说，我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读书，这其实是很悲哀的，又回想起我当年无书可读的年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偶尔有一点零碎的时间，读书读不进，就写写字，实际上画画是我的本行。我从小学起就开始练字，日复一日，坚持了很多年。因为我父亲当年开了个照相馆，每年暑假前要到各个学校去拍毕业照，毕业照上面要写一行留念的字。我父亲的字写得不好，就找隔壁刻字店的师父写。求人得看人脸色，父亲心里不是很舒服。后来，他想到自己有四个儿子，培养出一个儿子能写字的就可以不求人，所以，我父亲就叫我写字，写属于美术字的仿宋，横平竖直。从那时开始，到了中学，这个阶段算是我在书法上的启蒙阶段，但我什么字帖都没有。我有个同学的父亲是人武部部长，人武部部长在当地是很高的官，小小年纪的我们认为除了北京的毛主席，最大的官就是人武部部长。我们常常想他们家吃什么？怎么吃？我们对一切都充满好奇。过去的县长变成“走资派”靠了边，就武装部部长还是威风八面。那个同学每门课都不及格，老师最怕他，一上课他就捣乱，但他和我挺好。有一天他对我说，看到图书馆里有字帖，我为之一愣。当时县里的图书馆被封着，我们都没有进去过，只知道里面全是“封资修”的图书。他不知道怎么溜进去看到了字帖。我说：“有字帖可是不能借也不能拿怎么办？”他说：“别着急，有办法。”到了星期天，他约了另外一个武部干部的孩子，也是我的同学。我们三个人趁图书馆没人的时候，从图书馆门上面的气窗爬进去了，我犹如掉进了一个书的海洋中，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书，比街上新华书店里的书还多，实际上，图书馆就是一间教室那么大小。里面果真有几十种字帖，柳公权、颜真卿的都有。正要准备拿，坏了，革委会主任（校长）进来了，我们全部被逮了个正着。按照常规，如果我一个人，必“死”无疑。但是，有人武部部长的儿子在，加上校长和我们家沾点远房亲戚，就把我们放了。我们出来好像没事一样，过了几天也没事。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想要找字帖，却怎么也找不着。后来文化馆有位老师也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写着新魏碑体的毛主席诗词字帖——并不是正式出版的，是工厂晒图纸复印的那种蓝色纸面，这种感觉有点像手抄本的小说一般。我一看很激动，终于有了范本！我就用透明的硫酸纸把每一个字都双勾下来，大概有二十来页，我记得写的是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此后我就开始临写这本土字帖。当时这种字体比较流行，被称之为“新魏体”，间架方正，起笔落笔都有规范。说来可笑，我写了几年的“新魏体”，却不知道书法史上的魏碑是什么样子。大概到了70年代后期，新华书店开始有卖字帖的了，我才开始临摹颜真卿、柳公权的字，学习书法才走上了正道。那个时候真是物质非常匮乏的年代，找不到书，也就谈不上读书。现在有这么多书，却没有时间去看书，所以，我一直在反省自己，时间都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能找出时间来看书？但确确实实找不出来。
现在也不是完全不读书，而是读书的方式有所变化，可以在网上找资料，再不断研究一些问题。比如我在与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合作研究国家博物馆所藏的明代《抗倭图卷》和《平番得胜图卷》的期间，就看了很多书，查了很多文献，考证了很多相关问题。
总之，我的人生历程基本是读书、写书、编书、评书，可以说是“为书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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