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杨富学主编约《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书稿，云论文集也可入选，遂遵嘱选出相关论文24篇，编为一集。本书稿对所收文章的一些内容做了修订并重新配图，尽量纠正旧文的一些错误、补充一些新的资料，这也是出版此文集的原因之一。近一二十年来，学风浮躁，多数论文集的书名不取“文集”“论集”等开门见山的书名，而另选一高大上的书名，甚至有的论文集初版是“论文集”、第二版就是“研究”。本人未能免俗，2016年我曾选出佛教图像研究的16篇文章结集出版，名之曰《敦煌佛教图像研究》，出版数月即售罄再版，除印数少因素外，也许还与书名高大上有关。本书稿选出的文章大致属于敦煌历史、石窟营建、佛教文化方面，与前之文集相呼应，再违心取一高大上书名，曰《敦煌历史与佛教文化》，汗颜矣。
“上编”所收12篇文章属于敦煌历史与石窟营建，大致按时代排列。这些文章选题简单，多数围绕一句话一件事展开，如世人谈到竺法护必称“敦煌菩萨”，实际上竺法护不是“世居敦煌”而是“因居敦煌”的新来西域胡人（《竺法护“世居敦煌”辨析》）。第390窟有“幽州总管府长史”题记，前人按幽州总管府存在时间来判定第390窟年代，但“幽州总管府”之前有若干漫漶文字，有可能是“亡”“故”诸字，可能是指北周瓜州刺史李贤的儿子、隋初任幽州总管府总管的李崇（《敦煌莫高窟第390窟“幽州总管府长史”题记考》）。第322窟发愿文中有“龙年”纪年，考虑到汉族并不流行生肖纪年，可能与龙年即贞观六年（632年）铁勒部契苾何力至敦煌内附有关，后来从化乡有突厥人名也可能与这批契苾何力部落有关（《敦煌莫高窟第322窟“龙年”题记试释》）。敦煌与中原关系密切，2002年在西安发现的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志显示李无亏在敦煌战死后归葬长安，这是敦煌研究的一条新资料（《<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志>跋》）。敦煌壁画题材与风格多数与中原相关联，《历代名画记》对洛阳敬爱寺记载最详细，是研究敦煌壁画的重要参考（《唐东都敬爱寺考》）。敦煌陷蕃后，许多唐朝官员以为很快复唐，所以在写经题记中注明自己的唐任职务，以洗脱归蕃之罪（《河西节度副使杨颙之蕃任官职考》）。吐鲁番出土文献中有一组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官府审理王奉仙档案资料，而莫高窟第166窟有“行客王奉仙一心供养”题记，如果结合起来看，第166窟的王奉仙可能就是吐鲁番文献所记载的开元二十年至开元二十一年从长安送军需到安西都护府的行客王奉仙（《读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札记》）。还有4篇短文讨论归义军时期史事（《独煞神与独煞神堂考》《曹议金执政前期若干史事考辨》《一条曹议金称“大王”的新资料》《曹元德功德窟考》），其中对独煞神即千手千眼观音的考证解决了学术界的一个困惑。
“下编”所收12篇文章属于佛教史与佛教文化研究。中国佛教史上的高僧信仰最具有佛教中国化特色，本书稿收录5篇相关文章（《古代印度宾头卢信仰的产生及其东传》《敦煌写本<请宾头卢疏>考察》《祖师传承及其在中国的流行》《敦煌行脚僧图与藏传达摩多罗像》《敦煌双履传说与双履图本源考》）。需要说明的是，其中关于祖师像、行脚僧图两篇已经收入《敦煌佛教图像研究》一书，但考虑到都属于高僧信仰，故仍收录在本书稿中。
许多佛教资料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敦煌石窟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发现使我们有幸再次走进古代人们的生活，于是我们可以具体看到行香之法的演变（《敦煌莫高窟第276窟<行香说偈文>与道安的“行香之法”》）、民间用传帖形式进行佛教宣传（《敦煌研究院藏D0214<大慈如来告疏>校录并研究》）、道教对佛教的吸纳（《<太上洞玄灵宝天尊名>初探》）等。
书稿最后4篇文章大致可归于名物研究，有助于了解佛教仪轨和古代人们的生活状况（《敦煌与法门寺的香供养具》《敦煌所见经巾的形制、用途与实物》《敦煌壁画刷牙图考论》《吐蕃长度单位“箭”考》）。其中关于吐蕃长度单位“箭”的考证是笔者比较满意的一篇文章，吐蕃长度单位“箭”在敦煌蕃占时期甚至之后的一段时间流行，但现在人们对这一长度单位不得其解，藏族有用“箭”代表数字“五”，通过换算比对，得知一箭等于五尺，这一考证解决了学界的一个困惑，也说明吐蕃文化影响了敦煌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
本人学术素养先天不足，后天也远不及杨富学等同事努力，收入本书稿的文章多数属于札记性质，愧对读者，愿本书对读者有聊胜于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