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讨会】王绍光丨自觉、自信、自主：关于知识体系与概念建构的思考丨2022年第6期
迈向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概念建构 : 跨学科观点
【编者按】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繁荣至今，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已成为必要和可能议题。值此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5周年之际，为加快建构中国公共管理与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杂志邀请社科领域的杰出学者召开 “迈向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概念建构 : 跨学科观点”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主要讨论社会科学如何提出自主性的概念，特别是如何用跨学科方式提出新概念，同时又如何在跨学科研究中坚守本学科边界等基础且重要性议题，力邀 (拼音排序) 刘守英、李维安、唐世平、王绍光、王天夫、辛向阳、徐勇、薛澜、燕继荣、杨光斌、张文显、周黎安等知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从不同角度对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探讨。
自觉、自信、自主：关于知识体系与概念建构的思考
王绍光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破”和“立”，而且“破”必须在前。毛主席说过：“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在其中了。”
第一，“破”要有“破”的自觉：为何“破”？借用晚清的一个词“西学”，即来自西方的学术体系。“西学”看似好像是普适的、置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其实中间有很多问题，我们要清晰地了解。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西学的狭隘性。西学主流心理学的理论依据何在？实际上是非常狭隘的样本研究。2010年，Behavioral and BrainSciences上刊登了一篇关于西方心理学研究的文章“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文章认为：西方心理学98%的研究对象或研究样本都是来自西方的工业化国家；做研究的人都是来自西方的国家，主要是受过教育的、比较富有的白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怪异”（WEIRD）社会的概念，即“Western，Educated，Industrialized，Richand Democratic Societies”。而行为科学家经常依据“怪异”社会的样本，提出关于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普遍理论，但是它们的样本是非常狭隘的，这些人实际上是整个人类里面非常少的人群。研究结果表明，WEIRD社会的成员（包括幼儿）是人们可以找到的、最无法代表人类整体的人群之一，他们的特定行为现象并非普遍现象。其实不仅仅是心理学领域，包括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现代化理论都是基于一个非常狭隘的样本。现有研究已经证明这套理论实际上不能解释很多国家的问题和现象，包括中国。尤其要警觉西方中心主义。
二是西学的片面性。西学的片面性表现在很多方面。在政治研究领域，西方分析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政体决定一切，我把它归纳为“政体思维”。政体思维，是指依据一两个简单形式标准划分政体并假设政体对政治共同体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政体思维的传统：从希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波利比乌斯、阿奎那、马基雅弗利、博丹、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一直到近现代，现在，政体分析依然是西方政治分析的主线。很多概念体系都是围绕政体思维构建起来的。但是政体思维存在很多的缺陷：把全方位观察复杂的现实化约为只看一两个简单的指标；重形式、轻实质；因为只关注一两个指标、只关注形式，政体思维很容易忽略政治体制其他方方面面的变化，导致用静止的眼光看变化的现实。
三是西学的误导性。以经济理论为例，美国经济学家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有句名言：“狭义上，普通人大约有95%是自私的。”这也是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但这是把假设当作“理性”的标志，当作大前提，当作不容置疑的真理，具有严重的误导性。最近大量研究表明，经济学家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比其他人更自私、更不愿意与其他人合作。
四是西学的颠覆性。西学倾向于颠覆与其不一样的社会和社会体制。以威权（authoritarian）概念为例，在西方，研究中国一定会加上这么一个标签。这就导致我们国内很多学者自认为我们是一个威权体系。中国内地很多学者要到西方用英文或其他的语言发表文章，如果不加上一个“authoritarian”，基本上难以发表，所以导致这个词大量地出现。梳理文献之后，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会借用西方学者描述中国的这个词，但是一般会在前面加上一些比较正面的修饰性的词，比如“革命性”“碎片化”“柔性化”等。但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柔性、弹性、灵活性、适应性、正当性、参与性的政府、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还不够好吗？为什么非要贴上“威权主义”标签？“威权主义”标签对认识中国政治体制有什么帮助？实际上只是一个对非我族类污名化的工具。
第二，“立”要有“立”的自信：何以“立”？从“立”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至少有四个理由建立自主的知识体系。
一是悠久的文化。从商周开始，中国就是一个复杂共同体，其空间规模与人口规模已经相当大，远非希腊那些小的城邦（简单共同体）可以比拟。在这么庞大的实体中，治国之道亦必然比希腊那些小的城邦复杂得多，有无数个相互纠葛的维度，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以一两个简单的标准对政体进行分类，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二是宽阔的视野。由于我们一直生活在复杂的共同体中，中国人流传下来的思维方式就是“重整体、重实质、重归纳、反排中律、和而不同”，与西式思维强调的“重个体、重形式、重推理、排中律、同而后和”有所区别。理查德·尼斯贝特的《思维的版图》一书也主要探讨了中西方的文化及思维差异。
三是丰富的经验。以我自己的研究为例，我和其他一些学者合作过两本关于中国决策体制的书籍：《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大智兴邦：中国如何制定五年规划》。虽然只是经验性的研究，但是我们可以从中抽取很多概念，比如群众路线、调研（调研不是专业人士的调查研究，而是决策者到一线体验的调查）、试点（政策试验与推广）、磨合（在决策过程中）。
四是傲人的成就。中国取得的成就，与不发达国家相比是了不起的，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是了不起的，中国的崛起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不对外侵略、未实行殖民主义、奴隶制的国家也可以发展起来；东方文明古国也可以发展起来；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也可以翻身；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发展起来；人口十亿以上的大国也可以发展起来；只要走对路，经济发展可以长期持续。
归根结底，要建立自主的知识体系，首先要有“破”的自觉，其次要有“立”的自信。自主的知识体系也有一个阶梯：第一步是要形成自己的看法（自主话语），第二步是要形成自己独特的看法（自主概念），第三步是要形成系统化的独特看法（自主理论），第四步是要形成系统的、独特的、统一的看法（自主理论体系），第五步是这套独特的、成系统的、统一的看法得到外人的承认（有国际影响的自主理论体系）。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现在恐怕还是在第一和第二台阶，前面的路还很远，我们任重道远，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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