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邱鸿雨、刘旭涛丨什么样的官员容易腐败：腐败成因的组态证据丨2023年第2期

什么样的官员容易腐败：腐败成因的组态证据

◉邱鸿雨 刘旭涛

【摘要】腐败问题是现代政府治理的重要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反腐败工作上通过“抓虎拍蝇”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是，国内现有对反腐案例和经验回顾的文献中，多从非组态的文化视角、经济视角、政治视角研究腐败的成因、机制和路径等，较为缺乏以多重并发条件为基础的腐败路径阐释。因此，基于QCA定性比较分析的多集合组态和在中等案例数的分析优势，本研究通过对经典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解决“什么样的官员容易腐败”的理论“画像”，为预警腐败展示新的组态机制路径。结果表明：（1）权力制约不足仍然是官员腐败的重要诱因；（2）官商关系“失控”且权力制约度弱的时候腐败发生的可能性较高；（3）官员的晋升预期低时，官商关系和决策权的共同作用下容易发生腐败。

【关键词】反腐败；成因；组态分析；多重并发条件

【作者介绍】邱鸿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博士研究生，[e-mail]；刘旭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

【引用格式】邱鸿雨,刘旭涛.什么样的官员容易腐败:腐败成因的组态证据[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3,12(2):71-81.

—文章结构—

一、问题提出

二、研究框架与文献回顾

（一）研究框架：A-P-C

（二）文献回顾

三、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与变量处理

（一）数据来源

（二）研究方法

（三）变量设计

（四）变量赋值

四、基于fsQCA的数据分析

（一）必要条件检验：单变量分析

（二）条件组态分析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二）实践启示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一、问题提出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保持反腐败政治定力，不断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的战略目标”。反腐败是中国党和政府的一项长期工作，那么什么样的官员容易腐败？学界研究腐败成因时既有全球化的视角，也有中国党政制度安排下的治理视角。如何解读现代政府治理下部分中国官员的腐败成因，是国内公共管理和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界长期关注的领域。

比如在公共管理领域，“统合式治理”认为地方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代价是产生高廉政风险，这种腐败成因的归纳基于高效率导致权力约束失效的论证基础。但是，如果是基于权力治理逻辑下，腐败风险的发生还在于权力制约与职责监督的失衡，这种讨论的意义在于权力配置下如何对权力的运行进行规范，但是缺乏了从机制层面在权力配置之初形成有效设计，进而从运行之前避免因权力产生的腐败现象。因而，国内公共管理和政治学领域在监督与制约机制设计层面展开了讨论，比如有研究认为国家治理可以通过制约机制和政治动员来管控风险，这种制约机制与“权力法治”“权能主义”的观点类似，都是从构建制约监督的横纵模式来实现对权力风险的规避，但本质上还是一种功能性分权。那么，如果从功能导向回溯，权力的过于集中可能是导致腐败产生的重要诱因，且可能是必要条件但不一定是充分条件。

事实上，西方学界研究行政腐败成因偏向于“经济人假设”，但是纯经济理性的价值判断忽视了中国官员队伍管理逻辑，无法较好地解释中国的腐败治理问题。值得探讨的是，经济人理性和中国官员腐败问题的成因是否有共性，如果这种共性视作官商关系动因基础是否可行？有研究认为，官商勾结的动因是权力寻租求得个人利益的结果。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就意味着官商勾结是权力寻租的充分条件，而权力寻租是腐败成因这个大集合的充分条件。也许，我们还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腐败的成因。“人情文化”被认为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关系，这种关系视域被认为是一种与腐败现象相关联的社会文化，但是这种关联的功能性研究需要放置在多元贡献框架里，否则就陷入了“一元论”。

然而，当前的腐败问题研究多是基于单理论的相关分析，对于腐败问题成因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缺乏对跨理论的组态研究。因为官员腐败的成因无法由单一的因素解释，所以我们需要厘清的问题是，既然腐败的治理是长期性和复杂性的，既具有权力要素也有经济要素以及文化和制度要素，那么腐败成因的相关驱动因素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组态关系，其内在逻辑是什么？

二、研究框架与文献回顾

（一）研究框架：A-P-C

本文基于组态方法从决策集权度、权力制约度、初期晋升速度、现时晋升预期、社会文化、官商文化六类条件变量对官员腐败结果发生的组态效应进行研究。上述六类条件变量涵盖行政权力（administrative power）、晋升预期（the expectation of promotion）、文化环境（culture and environment）三个层面，而这三个层面蕴含的内生性要素较为复杂，无法将所有理论因素全部纳入。因此，本研究提出了如下理论假设，并在下文中分别就六类变量进行论证，形成了APC研究框架（见图1）。

（二）文献回顾

理论界对影响腐败的单因素研究已经非常成熟，决策集权度、权力制约度、初期晋升速度、现时晋升预期、社会文化、官商文化等要素与腐败的影响路径不尽相同。在这一部分本研究将着重讨论选择上述六个条件变量的理论依据，以及这六个变量对腐败的影响机制。

1．决策权的集权度和官员腐败

权力腐败主要集中在决策和执行两个层面，本文主要针对领导干部即决策的主要官员的研究，所以我们聚焦在决策权层面的讨论。已有研究充分讨论了集中化的权力结构容易产生系统性腐败，这种系统性腐败投射在决策领域，即体制结构形成的集中化权力容易集中到主要决策者身上。因此，容易产生主要官员在决策时的高集权度现象，这种具有“统合型”权力特征的现象容易产生高廉洁风险。

2．权力制约度和官员腐败

权力的制约是权力运行的机制化设计，目的是防止权力的扩张，使权力配置科学合理。权力的制约被视作是构建廉洁政治生态的有效路径之一，因此在理想状态下，权力制约度越高腐败发生的概率就越低。但是，究竟权力制约对腐败的影响程度如何，权力制约与其他不同条件形成的组合效应对腐败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有的文献解释并不是十分充分。但是，如果是从一元化路径来看，权力制约与权力的监督一样都是被视作腐败形成的关键因素，但是学界对监督和制约在权力运行中的角色定位仍然存在争议。

3．初期晋升速度和官员腐败

政治晋升被视作是针对庞大的科层制官员管理的有效手段，现代行政管理中，晋升是一种绩效激励的技术手段。因此，在理想状态下，官员初期晋升速度越合理，对官员的早期激励越充分，也更有利于官员发展。但是，现有实证研究表明，官员晋升速度存在个体性差异，个别官员获得晋升年龄的落后和超前水平存在十年之差。那么，在这个晋升差异过程中对官员的腐败是否产生一定影响？更深入来看，如果忽略个体心理层面的具体考证的话，究竟官员初期晋升速度与其腐败是否具有相关性？或者说，是否在其他条件变量介入的情况下容易发生腐败？

4．现时晋升预期和官员腐败

晋升激励在政治晋升中无法保持绝对理性，所以官员的现实晋升预期受到的影响因素比较大。长期以来，政治晋升作为一种“强激励”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近年来对具有锦标赛式特征的晋升激励效用出现了不同讨论。应该注意的是，官员的晋升预期在长期的锦标赛式的行政模式下确实产生了效果。此外，目前学界主要研究的焦点在于晋升预期对环境治理、安全生产、政府管理等行政绩效的研究，对于晋升预期和官员腐败的相关性研究不够充分。因此，需要对晋升预期与官员腐败的因果关系做进一步研究。

5．社会文化环境参与和官员腐败

文化环境对腐败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于腐败的社会文化根源学界很早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研究的社会文化环境主要指的是对官员个性因素形成影响的文化环境，包括了婚姻稳定度、业余生活场域等。事实上，政治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官员的生活场景中社会文化环境对其的影响是深刻的，有研究认为这是“庇护式腐败”的生成机制。但是不同的是，本研究的社会文化环境条件倾向于官员主体的参与程度研究，对社会环境因素与个体的影响逻辑需要在日后作进一步研究。

6．官商文化环境参与和官员腐败

官商文化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之所以作了区分，在于方便后续的组态研究中进一步分别厘清二者在具体集合中的相关性。对官商关系与腐败的影响机制现有研究已经很充分，特别是在市场化视角下的腐败成因研究成果很多，一般研究认为官商文化导致了腐败的产生，但最新的一些研究进一步提出了腐败与市场化之间存在相互抑制的关系。这表明，官商文化环境与官员腐败的关系既具有正向性也有负向性，同时这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是复杂的。

已有研究对上述六个条件的单线性关系阐释得比较充分，在文献回顾部分并未就相关变量展开更多补充，相关分析会在变量解释部分结合变量的隶属程度赋值进行说明。同时值得指出的是，现有研究还未对上述六个条件与腐败结果之间的关系作组态分析式的解释，因此为本研究采用QCA的组态视角切入提供了可能，本研究将运用组态理念对相关因果复杂性作进一步阐述。

三、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与变量处理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案例来源主要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公开发布的“贪官腐败画像”专题为参考，结合法院判决书文本，将具有代表性的30件贪官腐败案例进行梳理，同时结合对纪委、政法委系统专业干部的咨询访谈，对相关案例的典型性、危害性进行充分论证。为了科学地展示腐败成因的共性组态分布，本研究在案例分布上涉及的层级从县处级到副国级不等，涵盖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有制企业等具有公共职能属性的部门。

（二）研究方法

建立在布尔代数基础上的定性比较分析QCA（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是一种将定性与定量较好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管理学领域应用广泛。相对比传统定量分析强调的回归分析而言，QCA发挥了组态效应和因果非对称性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对10－30个案例数的分析研究具有较大优势。同时，QCA也可以避免随机选择样本存在的选择偏差问题。

腐败问题研究涉及的因素众多，行为个体的内在环境、外在环境、多组合式的路径都将导致腐败的发生。如何从多个腐败案例中离析导致腐败结果的前置条件组合，QCA方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它对于案例间异质性、并发条件、非对称关系、等效性路径等复杂管理问题能够提供更加精细的分析。为了更好地区分各个条件变量对结果的影响程度，本研究采用了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来探究导致官员腐败结果的条件组态，在fsQCA中变量可在0~1取值，本文根据国内外研究惯例，将变量分别赋值“0、0．25、0．5、0．75、1”以区分各变量数据的隶属程度。

（三）变量设计

1．结果变量

腐败是一种行为，具有过程要素和结果要素。因此，腐败可以作为一种结果变量。但是腐败如果是作为一种行为，那么如何进行隶属程度的赋值？所以，从结果的认定上，经司法程序认定的“腐败”为判定依据，以领导干部被检察机关依法立案、起诉，经由法院判决生效刑事罪名成立作为事实标准。从隶属程度上，选取腐败犯罪的经典案例建立案例库，入库涉及的腐败犯罪事实清楚、犯罪危害明显，都具有显著的“腐败”结果。因此根据案例中个体受审结果以区分结果变量的隶属关系，分别以“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或被拒减刑）”这两个维度作为隶属关系的判定标准，以“0．75”和“1”来分别赋值。

2．条件变量

（1）行政权力变量（administrative power）。在中国公共行政场域，“行政权力”包含了党政领导干部在职权范围内的权力边界，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党政制度的权力。行政权力的外沿可以包含两个维度：一是集权度，相对集权化会带来以“变通”为路径的腐败结果。对于集权度的量化现有文献已经做了许多研究，但权力的量化十分困难。此外，“一把手”腐败现象在我国一直比较突出，各个单位和部门的“一把手”往往掌握着实际的决策权和自由裁量权，因此往往廉政风险比较高。因此，可以采用“正职”“副职”或者根据案例提供的要素信息进行集权度的量化，较好地避免基于数学模型测量“权力”这类潜变量的困难。二是制约度，重点观察决策权的实施过程。当前，学界对权力的研究侧重于“集权体制下的权力制约”，这种侧重于制约的权力模式是在决策过程的前端和中端做的机制设计，是研究什么样的官员容易腐败的重要维度。所以，该变量测量的是个体决策的制约机制，制约度变量隶属程度越低表明该案例中个体的决策权越高，隶属程度根据案例编码后的个体事实进行认定。

（2）晋升预期变量（the expectation of promotion）。晋升预期变量选取了两个集合维度：一是案例中个体在参加工作或者从事领导干部岗位初期提拔频率的快慢；二是现阶段提拔预期高低。需要说明的是，“现阶段”是指案例个体在实施腐败行为前后到被立案侦查的时间跨度。提取上述两个集合维度是为了将其放在QCA集合运算中，去探析二者是否在内在逻辑上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其实，现有文献对激励与廉洁的行为作了充分的研究，提出了将晋升纳入替代性报酬体系作为一种激励，认为当官员廉洁的收益比其成本或风险大得多时，他就具有廉洁动机和激励。如果这是一种兼具有经济人假设和锦标赛式性质的结论，那么晋升的预期以及官员在从政前期和后期的晋升预期落差就有可能对其是否产生腐败结果具有关联性。

（3）文化环境变量（culture and environment）。文化和文化环境对于腐败结果的产生具有显著的作用，现有文献对腐败的社会文化根源展开了不少研究，表明文化对行为主体的腐败结果具有一定关联性。但是，这种文化环境定义的边界是什么，关联性有多强？从已有文献中并未展开深入探究。因此，本研究设定了两个主要变量来观察文化环境对于官员腐败结果的隶属程度：社会文化参与度变量和官商文化参与度变量。社会文化环境参与度变量是指个体参与社会文化场域活动的时间或经济成本，主要从案例库中落马官员的兴趣爱好、婚姻关系等构成测量维度。官商文化环境参与度的测量维度，主要从案例中落马官员与市场主体或个体的关系程度作为隶属度的依据，具体参照各案例经由检察机关和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

（四）变量赋值

定性比较分析QCA的创始人Ragin认为，QCA的校准方法一般有三种：直接赋值、直接校准法和间接校准法。由于腐败现象研究具有较强的复杂组态效应，变量的定性锚点解释需要进行理论判断和经验判断。因此，本文利用现有的理论和经验证据，结合法院和检察院业务人员的赋值建议，采用直接赋值法，并严格遵循Ragin提出的“理论的指导性与（或）实践的相关性”原则。在赋值过程中，根据隶属程度分别以“0、0．25、0．5、0．75、1”四档分值进行。为了解决案例归类问题，根据前置变量和结果变增加或减少0．001的方式处理。具体的变量在案例中的研究情境，分别将隶属分数0．5以量赋值设定见表1。

四、基于fsQCA的数据分析

（一）必要条件检验：单变量分析

对单变量的必要性条件分析中，以指标的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作为参考指标，一般认为，变量的一致性数值达0．9及以上则认为该变量为必要条件。在对腐败结果产生的必要条件研究中，导致腐败结果的六个条件变量中是否存在必要结果，可以通过QCA的必要条件检验进行分析。经过分析，必要条件检验的最终原始数据如表2所示，表3为转换成条件变量示图。从必要条件分析来看，单变量的一致性和覆盖度表明六个条件变量分别可以较好地解释发生腐败结果的原因。其中，官商文化环境变量一致性高于0．9，表明该变量是发生腐败结果的必要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初期晋升速度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虽然从数值上未达到必要条件标准，但是也有较高的解释度，表明该变量也是发生腐败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条件组态分析

1．条件组态分析结果检验

根据fsQCA的分析步骤，将30个案例的六条件变量和一个结果变量进行分析，分别得出复杂解（见表4）、中间解（见表5）、简单解（见表6）三种，其中简单解没有得出相应组态，表明在这些样本案例基本不存在理论上的逻辑余项。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使中间解尽可能地覆盖更多案例，本文没有采用通常情况使用PRI和一致性自然间断方法（natural break）得出简单解。因此一般而言，fsQCA研究结果以中间解的组态作为结果的组态模式的解释依据。从中间解的结果来看，六个条件变量共得出三组组态，覆盖率（solution coverage）为0．8375，即三组条件组态能够解释83．75％的案例；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为0．9304，说明六个条件变量能够较充分地解释产生腐败结果的关键因素，解释性较强。通常一致性在0．8以上即认为，纳入分析的条件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度。因此，从数据的分析结果来看，验证了本研究根据现有理论和经验提出的集权度、制约度、初期晋升速度、现阶段晋升预期、社会文化参与、官商文化参与六个条件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导致官员腐败的结果。

2．造成官员腐败的组态模式分析

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模糊集的组态集合分析，本文主要根据中间解的三组组态（见表7）展开理论探讨。

从这三组组态来看，集权度和官商文化环境参与这两个变量都是各自组态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将集权度和官商文化环境参与这二者视为发生腐败结果的必要条件，这与现有文献基于从市场化、权力监督等视角与腐败结果的关联性研究形成了互证。但是，大部分文献基于理论定性或定量回归分析的方法，缺少了组态模式具备的关键变量之间形成的内生性联系。因此，本文根据三组组态的共性关联和个性关联分别归纳出三组驱动模式。

（1）低权力制约驱动。组态1（腐败结果＝集权度＊低制约度＊低社会文化参与＊官商文化参与）。产生腐败的路径是多组态的，单一的因素很难导致腐败路径的产生。因此，组态1提供的是一个在高集权度、高官商文化参与度、低制约度、低社会文化参与度的腐败发生路径。从权力博弈来看，当官员具有较高的决策集权度，并且在官商关系紧密的情况下，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出现，一旦具备“低权力制约”就容易驱动导致腐败，甚至形成集体塌方腐败。从组态结果来看即便官员具有较低的不良嗜好或娱乐喜好程序，具备“低权力制约驱动”的要素下同样容易产生腐败结果。但是，为什么低权力制约驱动是该组态的驱动要素呢？权力制约是在包括行政权力在内的运行中形成的权力分配制约机制，与“监督”有着不同的权力逻辑。现有权力理论研究中，认为权力的“制约”甚至超过了“监督”的重要性。在这一组态中，虽然“低社会文化参与”与其他变量存在相关性，但是“社会文化参与”变量的单项必要条件一致性较低。结合案例样本的分析来看，“低社会文化参与”在这一组态中的重要性低于“权力制约度”。因此，本研究认为在官员对政策执行过程掌握较高的权力、官员与市场主体的关系过密，且缺乏权力的有效制约情况下，即使官员没有较强的社会文化环境参与需求，也容易发生腐败的结果。

（2）低晋升预期驱动。政治晋升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起到关键的作用，官员晋升预期是政绩考核的结果，具有正向的强激励作用，也带有负面的减递效应。如在组态2（腐败结果＝集权度＊低制约度＊低晋升预期＊官商文化参与），这一组态的结果验证了政治晋升对官员发展的影响因素，当官员的晋升激励弱的时候，如果同时还拥有集权度、低制约度以及过密的官商关系，那么就容易产生腐败的结果。这个组态中，“低晋升预期”在案例里有两种场景：一是五年以上未进行岗位调整，在同一岗位或部门长时间未晋升，这种情境下容易形成权力的“聚拢”，利益的固化容易在相对场域内形成并且产生较大的利益团体；二是接近退休年龄，没有较高的晋升希望，因此利用第三方或其他渠道进行受贿活动，这种情境下官员容易产生“平安着陆”心理，现有研究将这种情形归纳为“期权腐败”，但这种情境随着反腐败制度的不断完善在减少。这一路径同时还强调了低制约度和集权度及官商关系的组态效应，与组态1具有相似性，但是加入了官员晋升预期条件，表明在这种低晋升预期驱动下，即绩效激励不完善的前提下，加之其他三项条件则较为容易导致官员腐败的结果。这种组态具有较强的绩效激励和权力运行逻辑，反映了组态内部的黏合性，避免了回归分析的单一逻辑。

（3）初期晋升速度驱动。组态3（腐败结果＝集权度＊初期晋升速度＊官商文化参与＊低制约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官员初期晋升速度与后期激励形成的晋升落差，因此导致了组态3的出现。在该组态中，产生官员腐败的高相关条件除了组态1、2都出现的集权度和官商文化参与，还加入了初期晋升速度的条件变量，这表明在官员腐败场景中，在进入党和政府（公有制企业）后，官员初期晋升速度越快，在达到一定的层级之后，一旦关联较大的决策权、较密切的官商关系和不高的制约条件后，那么就容易产生腐败结果。从案例中可归纳两种原因，一是官员晋升保持较快速度，一旦不良官场文化和官商文化介入后，那么就容易导致官员腐败；二是官员从政前期快速的政治晋升速度和后期的“晋升乏力”容易产生焦虑和挫败心理，这种心理使部分官员出现了“职业倦怠”，进而为以权谋私、权力寻租提供了心理驱动。当然，在讨论组态3的模式渠道时，需要从组态中各要素的内部逻辑来探讨形成的机制，单一条件变量的驱动不是组态研究的分析逻辑，本研究提炼驱动要素是基于组态基础之上，对三个组态进行路径比较而得出的。因此，组态3提供的结果路径，是将官员初期晋升速度作为该组态的驱动要素，并且加入权力集中度、权力制约度、官商关系要素，得出导致官员腐败的组态路径。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案例的条件变量提取，并针对每个条件变量依据案例而进行隶属程度的匹配，讨论了六种变量不同组态关系对腐败结果的影响。

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最终得出的三组组态，分别为：组态1（腐败结果＝集权度×低制约度×低社会文化参与×官商文化参与）；组态2（腐败结果＝集权度×低制约度×低晋升预期×官商文化参与）；组态3（腐败结果＝集权度×初期晋升速度×官商文化参与×低制约度）。三组组态呈现了导致官员腐败结果的路径集合，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覆盖度，为腐败成因研究提供了集合组态视角。前文结合案例当中的主要变量，分别从低权力制约驱动、低晋升预期驱动、初期晋升速度驱动三个维度对造成官员腐败的组态条件进行了阐释。

腐败的前置条件是权力，没有权力就不会产生腐败，当前文献中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本研究则从组态的视角发现，不同的组态当中权力的制约都是作为一个显著的要素，如案例FB－7中，时任安徽省副省长的倪发科“接受了吉立昌、黄某某等老板送的大量好处后，原则、底线被抛在一边，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为他们牟利”。在其他案例当中，权力制约的不足也都呈现显著性特征。因此，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具有机制层面和过程层面的作用，能够从权力的产生、分配、过程、使用等各维度上最大限度减少腐败的发生，这点补充了已有文献在定性比较分析下的组态证据。

但是，高权力集中度和低制约度特征并不一定导致腐败的发生，因为腐败结果的产生具有多元并发性。比如通过对结果组态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当权力制约机制没有发挥较好的作用时，那么一旦官员拥有较高的决策权且官商关系“失控”，就容易发生腐败的结果。如FB－24“高劲松案”和FB－25“张田欣”案的当事人都担任过昆明市市委书记，先后落马被称为“前腐后继”，这种现象都与制度的制约机制没有发挥作用、资本容易“趁虚而入”有着较大的关系。同时，当集权度和官商关系呈现高隶属度且权力制约度较低时，一旦官员的晋升预期也处于较低状态，那么腐败的结果就容易发生。如在案例FB－3中，时任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戴晓明，“感觉升任希望越来越小”成为其主动要求调任国有企业获得“经济补偿”的动因。此外，当高集权度、紧密官商关系、低制约度发生时，初期晋升速度过快也容易产生腐败的结果。在FB－8“秦玉海”案中，早期作为重点培养的优秀干部提拔速度快，但拥有较高权力成为主要领导时却堕落成了“雅腐”。

（二）实践启示

本研究的研究结论对如何将反腐预警过程前置提供了如下启示：

首先，本研究回应了腐败结果产生的组态条件，通过定性比较分析发现了权力、文化组态对腐败结果的影响。同时，本研究认为在反腐败场景中对权力监督与制约的讨论，应该从“强监督弱制约”向“强制约重监督”转变。过去的实践中，强调了权力的监督，对权力制约的制度和机制性安排较为缺乏。因此，应该从强制约和重监督双管齐下，将权力切实关进“制度的笼子”。

其次，本文通过定性比较分析发现，高集权度、密切官商关系且权力制约度低的组态下，其他的条件变量加入，就容易发生腐败的现象。所以应该在反腐预警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巡回督查过程中注重对领导干部的权力清单、政商关系进行立体式测评，建立起风险预警的态势感知。

再次，行政权力的适度匹配应该在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中实现，行政权力运行是在“党的指导”逻辑下开展，如何在党的指导下将决策权力有效平衡避免“一言堂”是规范用权的保障。此外，市场化背景下官商关系如何进一步厘清，构建什么样的官商监督机制是预防腐败的重点，需要从历史和制度两个维度进一步探讨。

最后，研究反腐败组态化成因是为反腐预警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参考。反腐预警的过程前置，有助于预警功能的进一步实现，从预警目标的路径来看可以通过新案例的不断补充调整条件变量库，构建官员清廉预警机制的多指标体系，将反腐败工作的预防效果提前，最大限度地避免官员腐败业已造成的损失。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虽然探讨了组态视角下的腐败成因，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在结果分析上，具有分类集合和提供多重并发关系的优势，在国内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与应用不断拓展，为本研究回应什么样的组态条件下官员容易腐败提供了方法支撑。但是，未来对于fsQCA与定量方法的结合使用是一种研究趋势。因此，如果能够在研究方法上将定性比较分析与定量研究适配结合，那么将对腐败成因的研究提供双重技术支撑。此外，腐败的成因十分复杂，可以从组织理论、经济人理论、权力理论、跨文化理论等多领域展开探索，成因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本研究仅提供了产生腐败结果的共性组态分析，对腐败的个性成因、机制等未能展开进一步讨论，未来的研究者也可以从个性逻辑归纳出共性特征来不断丰富反腐败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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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康黛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