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王叶薇、王杰丨电子政务能否提升 “本地-邻地”政府治理效率?丨2023年第3期

电子政务能否提升“本地-邻地”政府治理效率？

——来自“县级政府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的证据

◉ 王叶薇 王杰

【摘要】加快发展电子政务，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是助力政府治理创新的新工具。基于“县级政府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本文构建空间双重差分模型（SDID）实证考察电子政务对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效应及其在空间维度的溢出效应，并就控权问责和服务提升双重维度阐释电子政务影响政府治理效率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电子政务能够显著提升本地政府治理效率，同时对于邻地政府治理效率亦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电子政务对于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在制度环境维度、行政等级维度以及地理区划维度存在典型的异质特征；政务公开、互动回应和在线服务是电子政务改善本地政府治理效率的关键路径，邻地间的同侪效应则是邻地政府治理效率同步提升的重要溢出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电子政务对我国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机理，并为实现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电子政务；政府治理效率；控权问责；服务提升；空间溢出

【作者介绍】王叶薇：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e-mail]；王杰（通讯作者）：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

【引用格式】王叶薇,王杰.电子政务能否提升“本地-邻地”政府治理效率?——来自“县级政府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的证据[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3,12(3):54-68.

—文章结构—

一、引言

二、文献回顾与制度背景

（一）文献回顾

（二）制度背景

三、研究假设

（一）电子政务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

（二）电子政务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机制

四、实证策略

（一）平行趋势的经验观察

（二）计量模型设定

（三）指标说明

五、实证结果分析及讨论

（一）平均效应检验

（二）动态效应检验

（三）空间溢出效应的衰减特征检验

（四）异质性分析

（五）电子政务影响政府治理效率的机制分析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引言

政府治理长期面临信息不对称、多中心性以及治理对象错综复杂等现实难题，这也制约着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伴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背景下政府行政改革的深入推进，电子政务作为政府治理创新的新工具，逐渐成为优化政府运作模式、完善内部决策机制以及政府治理理念革新的“答案”。当前，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方兴未艾，其中全球平均电子政务发展指数约为0.61，而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则达到0.79，可见中国政府电子政务发展处于相对领先的水平。事实上，早在2012年中国政府即初步完成全国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2017年则进一步构建资源共享和一体化服务的全国性政府服务平台，现阶段中国电子政务呈现“统筹化、一体化、协调化”的典型特征。作为政府行政能力改革的重要标志和手段，理论上电子政务有助于政府部门提升治理能力和革新组织架构，因此各级政府部门积极深化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应用，构建人性化和智能化电子政务服务平台，以期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然而，受制于制度环境的不稳定以及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创新难以契合，政府“治理不足”的问题依然普遍存在，特别是对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期的中国而言，电子政务所蕴含的政府创新型治理“红利”远远还未有效释放，因此亟须厘清电子政务提升政府治理效率的内在机理。然而，既有研究虽然广泛讨论了中国电子政府建设，但却鲜有将电子政务与政府治理效率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同时也未能在空间维度对电子政务的溢出效应予以足够的关注。此外，电子政务影响政府治理效率的外部条件边界亦尚不明确。

交易成本理论为初步理解电子政府如何影响政府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传统的市场交易活动往往存在信息搜寻等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致使市场配置存在各类外部性成本制约。同样的，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亦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类无效交易活动的梗阻，而破解交易活动无效性的关键在于提升信息透明度。事实上，电子政务的本质，即为通过政务公开和问责互动等实现政务处理的高效化、透明化，这意味着电子政务能够通过强化政务信息的透明度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溢出效应理论则进一步指出，地区间竞争与学习的同侪效应容易诱发政府治理的“策略性互动”。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能够在区域范围内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激励周边地区大力发展电子政务，形成“一荣俱荣”的局面。同时，政府治理效率长期低迷也能够形成地区间政府治理的“警示作用”，通过参考周边地区政府治理的“前车之鉴”探寻更高效的治理路径。因此，关注电子政务对政府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不容忽视。

通过研究电子政务建设背景下政府治理效率的动态演化，本文旨在检验电子政务是否能够提升政府治理效率。限于目前研究中电子政务作用于政府治理效率的内在机理分析不足，电子政务有效性的研究结论缺乏规范且可靠的论证，而控权问责和服务提升作为电子政务的重要内容，是讨论电子政务影响政府治理效率的关键。另外，考虑到府际间竞争和学习效应的存在容易诱发电子政务建设在空间范围内的“策略性互动”，忽视电子政务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引致评估结果有所偏误，本文提出考察电子政务如何影响政府治理效率应从空间维度切入。具体地，本文可能的边际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文将电子政务与政府治理效率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揭示电子政务对政府治理效率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创新性地从空间维度综合评估电子政务的政府治理效应；第二，本文从控权问责和服务提升双重维度考察电子政务影响政府治理的内在机理，有助于明晰电子政务影响政府治理效率的多维路径和溢出路径，从而弥补既有研究中机制分析不足的缺憾；第三，电子政务作为政府治理的重要手段，二者不可避免地具有潜在的内生性关联，因此本文采用“县级政府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这一外生政策冲击对电子政务予以表征，能够对电子政务如何影响政府治理效率进行更可靠的评估。

二、文献回顾与制度背景

（一）文献回顾

1.政府治理的基本内涵与效率提升路径

政府治理的概念源于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治理理论，涵盖多元化政府治理举措、政府治理绩效评估以及社会公共环境治理等诸多内容。伴随着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政府治理作为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被视为中国政府建设的重要命题。事实上，政府治理内容和治理手段往往以政治制度环境为基础，具体而言，中国政府治理是指在党的领导下，国家行政体制和治权体系遵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规定性，基于党和人民根本利益一致性，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制定多种制度规则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和发展公共利益。政府治理的核心问题，正是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高效的政府治理既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是维持有序生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因此如何提升政府治理效率一直备受各级政府关注。

明晰政府治理效率提升的有效路径需要以准确客观的政府治理效率测度和评价为前提。所谓“政府治理效率”，是对微观经济分析中企业生产经营效率这一概念的借鉴，可以理解为政府治理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对比情况，或是单位投入所实现的治理效果，具体表现为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公共品供给效率以及组织运行效率。事实上，政府治理效率的测度尚未有统一的指标，既有研究往往基于政府反腐力度、政府行政效率、政府规模以及法制水平等。考虑到单一指标难以全面地刻画政府治理效率，部分学者尝试建立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如卓越通过要素指标、证据指标和量化指标三个维度建立政府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在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多数研究普遍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等进行测度。此外，还有学者尝试从公众满意度等维度对城市层面的政府治理效率进行评估。

政府治理的相关内容涉及行政管理能力、政府规模以及法制监管强度等方面，因此既有研究中针对政府治理效率提升的可行性路径分析亦从多维度展开。值得关注的是，得益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互联网推广普及，大数据工具成为政府部门治理实践中的新选择，其中电子政务便是大数据资源与技术在政府治理过程中深化应用的典型代表。在政府反腐方面，大数据技术能够通过对公职人员个人信息和经济活动等海量数字资源的存储与分析，实现对公职人员实时监督和精准监督，从而有助于减少政府公职人员不作为和假作为的情况，进而降低政府部门贪腐行为发生的概率；在行政管理方面，政府部门可以依托大数据技术记录公职人员不同时段的工作效率，从而进一步合理规划其工作时间安排和工作强度安排，通过公职人员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的提升来实现行政管理的高效化；在公共服务方面，大数据平台能够建立资源共享、即时、精准和透明的网络服务平台，通过各部门信息资源和人力服务的统筹调动来提升事件处理效率。此外，大数据应用打破了传统行政服务的部门“壁垒”和时空“壁垒”，有效精简了服务流程，同时缩短了行政服务各环节的时间，通过节省公共服务成本来提升政府治理效率。

2.电子政务绩效评估

尽管既有研究针对大数据应用等信息化工作如何影响政府治理展开了较为丰富的讨论，然而就本文所关注的电子政务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而言却鲜有研究涉及。事实上，围绕电子政务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电子政务绩效评估体系构建。受制于电子政务的丰富内涵，采用何种指标对电子政务予以表征是电子政务绩效评估的首要难题。王琳和魏明侠、李君等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并利用模糊综合分析法对电子政务水平进行衡量；张军和倪星则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和国脉互联政府网站评测研究中心联合开展的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结果来代表电子政务水平。二是电子政务经济绩效评估。电子政务在宏观经济调控层面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其深化应用首先有助于以软件产业为代表的信息服务业效益增加；其次，电子政务建设有助于降低贪腐发生率，进而改善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通过吸引外部资本进入和有序的对外贸易活动等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本文发现目前将电子政务与政府治理效率置于统一框架中进行讨论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在这少数文献中针对电子政务影响政府治理的机制分析更是浅尝辄止。同时，考虑到地方政府间的策略性互动长期存在，政府治理效率亦不例外，然而在当前的量化分析中对于政府治理效率和电子政务空间溢出效应的关注明显不足。除此之外，电子政务作为政府治理的重要手段，与政府治理效率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从而诱发内生性问题，然而既有研究却并未有效解决这一潜在的内生性威胁。基于上述研究缺憾，本文将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就电子政务如何影响政府治理效率展开更为深入的讨论。

（二）制度背景

为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和加强政务服务，国务院办公厅于2011年9月颁布《关于开展依托电子政务平台加强县级政府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政策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基层电子政务平台，形成涵盖电子政务网络、政府网站、业务管理系统、应用及数据服务中心和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等内容的服务体系，同时不断加强电子政务平台的应用。该政策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选取100个县（市、区）作为试点，颁布之初便确定省际试点名额分配表。其主要任务在于，在试点地区政策实施的一年周期内初步建立电子政务平台服务体系，以数字化平台为依托实现政务信息的即时发布和公开透明，以便捷化的服务模式落实便民、利民服务目标，进而为电子政务的推广建设积累经验。

《意见》针对电子政务发展主要提出以下具体要求：一方面，通过信息化资源整合和政务服务基础设施投资，调整、升级和改造现有的地方性电子政务服务平台，对于电子政务平台建设滞后的地区，通过统筹规划和统一建设初步建立集约化服务信息网络平台。同时，电子政务平台的功能和性能要满足国家专业评测机构的技术要求。另一方面，电子政务发展以政务信息公开和便民服务等为主要内容，既要准确、及时且全面地发布各类政府信息公开事项，也要通过授权平台业务系统有效落实各类便民服务事项。此外，还要重视电子政务发展的外部监管，依托电子监察等有效监控行政职权和便民服务事项办理流程的各个环节。《意见》的颁发是地方电子政务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本文用其来表征地方电子政务发展。

三、研究假设

（一）电子政务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

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具体表现在降低治理成本、抑制腐败、优化监管水平和强化法制建设等方面，而以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应用为内核的电子政务能够深刻影响上述内容。其一，电子政务有助于节省治理成本。信息资源配置失衡和信息沟通渠道缺失等是治理成本增加的根本原因。电子政务能够搭建信息及时共享、处理流程透明的运作机制，从而确保政府信息的公开性和易获取性，既降低了公众的信息获取成本，也降低了政府信息发布和传播成本，治理成本的降低无疑为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奠定了基础。其二，电子政务有助于抑制腐败。提升信息透明度是治理腐败的重要保障。电子政务一方面能够依托多元化、多主体的信息网络及时高效地搜集、整理和存储信息，强化对政府公职人员经济行为监督；另一方面则能够拓展公众参与反腐监督的渠道，提升公众监督的积极性。此外，电子政务有助于降低反腐活动中的信息成本，有助于严格全面反腐活动的长期进行。其三，电子政务有助于优化监管水平。电子政务有助于政府部门及时获取更全面的信息资源，并基于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应用提前进行风险预测和全面实时监管，从而有效提升监管精度和监管面积。同时，电子政务有助于政府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提高公民在监督过程中的参与度，有效降低政府监管成本。其四，电子政务有助于强化法制建设。电子政务有助于政府部门对过往信息公开案件的整理和分档，在提升案件信息透明度的同时，确保类似案件处理有例可循。在此基础上，电子政务为法制信息的即时发布和广泛传播提供了重要平台，有助于节约信息治理成本和推进高效的法制建设。

电子政务深刻影响本地政府治理效率的同时，对周边地区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特别是在政绩考核的竞争驱动下，地方间政府治理的策略互动行为不可避免。一方面，电子政务对于政府治理效率所呈现出的提升效应容易在区域范围内形成积极的“示范效应”，即为周边地区积极进行行政治理体系改革提供经验借鉴，推动其电子政务建设；另一方面，电子政务有助于建设信息共享、互联互通的政府服务平台，这无疑能够强化政府部门间的交流合作，实现区域范围内电子政务的一体化发展和协同共治。但值得注意的是，电子政务建设需要大批高素质行政人员，所以电子政务同样伴随着地区间人才等流动性资源的争夺，电子政务可能导致周边地区人才缺失进而阻碍其政府治理效率提升，因此电子政务对邻地政府治理效率究竟是福是祸尚未可知。据此，可以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理论假说：

假说1a：电子政务有助于提升本地政府治理效率。

假说1b：电子政务对于邻地政府治理效率提升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二）电子政务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机制

以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应用为基础，各级政府不断加强电子政务建设，以期有效提升自身治理效率。电子政务影响政府治理效率的内在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控权问责机制，即电子政务有助于强化对政府部门和政府公职人员的监督力度，杜绝不作为和乱作为的乱象。电子政务有助于建设政务处理的公开机制，提高政府信息的透明度，通过强化政府与公众的互动使其所受到的社会监督增强。同时，电子政务进一步深化地方“放管服”改革，推动了各级政府积极放权，有助于减少各类寻租活动和贪腐行为，亦能够有效压缩行政人员自由裁量权，从而将政府活动更好地置于多重监督之下。二是服务提升机制，即电子政务能够基于海量数据和信息化服务平台增加服务供给、提升服务精度以及提高服务治理效率等。电子政务体系之下政务服务功能与互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构建全流程一体化的网络审批服务体系，从而大大节省政务处理时间、提升政务处理效率。上述机制分析表明电子政务有助于从本地政府部门内部建设和外部监管双重维度提升政府治理效率。进一步地，本地电子政务发展通过控权问责和服务提升双重机制提升自身政府治理效率的同时，对于邻地电子政务发展往往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从而诱发局域范围内电子政务发展的同侪效应，进而促使邻地政府部门积极进行数字化改革和推行电子政务，最终间接提升邻地政府治理效率。据此，可以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理论假说：

假说2a：电子政务能够基于控权问责和服务提升双重机制提升本地政府治理效率。

假说2b：电子政务对邻地政府治理效率提升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源于区域电子政务发展的同侪效应。

四、实证策略

（一）平行趋势的经验观察

首批县级政府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覆盖全国31个省市，共计101个试点，本文选择2011年作为政策冲击年份，将首批县级政府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所在的城市作为实验组，以未包含县级政府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的城市作为对照组。差分法估计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政策实施前对照组与控制组样本的时间变化趋势具有一致性，从而排除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具体地，本文中双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一方面是指县级政府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实施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政府治理效率的变化趋势保持一致，而在政策实施后，平行趋势的打破主要体现在实验组政府治理效率的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则是指县级政府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实施之前，实验组邻地和非邻地的政府治理效率的变化趋势保持一致，而在政策实施后，实验组邻地政府治理效率的显著提升。图1呈现了政策实施对照组与实验组、对照组邻地与非邻地的政府治理效率的对比情况。如图1所示，实验组在县级政府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建立后与对照组的政府治理效率差距逐步扩大，而在此前则是保持相对一致的变化趋势。同样的，相较于非实验组邻地而言，实验组邻地的政府治理效率在县级政府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建立后也出现一定程度的提升。因此，双重差分的平行趋势假说得到初步的图形支持。在此基础上，后文的动态效应考察将对这一平行趋势进一步予以佐证。

（二）计量模型设定

1.平均效应检验模型

基于前述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划分，构建双重差分（DID）回归模型，通过对比两组城市在县级政府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建设前后变化的差异来识别电子政务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进一步地，为了考察电子政务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本文参考王金杰和盛玉雪的做法构建如下空间双重差分模型（SDID）：

式（1）中goveit表示城市i在第t年的政府治理效率；didit表示电子政务水平，且didit=policyit×timet。其中，policyit为县级政府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的虚拟变量，timet表示时间虚拟变量，当样本城市包含首批试点且年份在2011年及以后，设定didit=1，否则等于0；μi和νt分别表示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则表示随机扰动项。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考虑到本文主要关注电子政务对邻地政府治理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构建地理邻接0-1空间权重矩阵（W1），即相邻城市权重元素记为1，不相邻则记为0，空间溢出项的估计系数值主要反映电子政务发展对于相邻城市的影响。考虑到影响政府治理效率的因素众多，本文同时引入一组控制变量X。

2.动态效应检验模型

上述基准回归模型主要考察电子政务对于政府治理效率的平均直接效应和平均空间溢出效应，为了进一步揭示电子政务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动态影响，本文引入政策试点建立前后时间虚拟变量与政策变量的交互项，以此来识别电子政务影响政府治理效率的动态特征，具体的检验模型如下：

式（2）中before（n）表示政策试点建立前第n年，after（n）表示政策试点建立后第n年。

3.空间溢出效应的衰减特征检验模型

尽管式（1）能够揭示试点地区电子政务发展对邻地的平均空间溢出效应，但却无法刻画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在空间维度的异质特征。一般认为，随着主体间距离的增加，空间溢出效应往往趋于衰减，因此本文参考沈坤荣和金刚的做法，构建如下检验模型：

其中，ωδ∼δ+100ij表示阈值为[δ，δ+100]的地理距离倒数矩阵元素，当i地和j地之间的距离在阈值范围内，该元素取值为距离倒数，否则为0。其中，城市间的地理距离主要通过城市所处的经纬度计算得到。

4.机制检验模型

为检验电子政务是否能够基于控权问责和服务提升双重机制影响本地政府治理效率，本文将政策变量与机制变量的交互项引入机制检验模型式（4）。考虑到不同年份中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的指标设定及其权重有所差异，忽视这种差异构建面板数据可能会导致评估结果有所偏误，因此本文主要基于2017年的评估数据构建如下截面空间杜宾模型，并引入政策虚拟变量：

式（4）中pat？i依次表示控权问责和服务提升机制。其中，η4和η5是本文重点关注的估计系数，其表示电子政务通过控权问责和服务提升机制对于“本地-邻地”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为检验电子政务发展在空间范围内的“同侪效应”，本文进一步构建如下空间自回归模型：

式（5）中系数ρ能够反映电子政务发展的“同侪效应”，若ρ>0，则表明本地电子政务发展能够带动周边地区电子政务同步发展。

（三）指标说明

1.被解释变量：政府治理效率测度

既有研究普遍通过构建指标评价体系来衡量政府治理效率，这一做法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政府服务能力和水平，但却难以真正刻画政府治理过程中的“投产效率”，因此本文参考祁毓等所构建政府治理过程中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投入与产出指标体系（见表1），进而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进行测度。其中，投入指标主要选取公共管理与服务劳动力投入、财政支出规模以及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上述指标均是政府进行公共治理的重要渠道；产出指标的选取则主要参考贺宝成和熊永超的做法，从公共安全、文化教育、科技研发、文体传媒、就业保障、医疗卫生、环境治理、居民消费和交通运输八个维度选取产出指标。上述产出指标主要是根据《2017年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中政府效率排名居首位的北京市财政支出结构所确定，上述各项目的支出金额规模占比接近九成，能够对政府治理的产出效果进行充分的刻画。

考虑到传统的DEA方法往往忽略外部影响因素进而造成估计偏误，本文主要采用三阶段DEA非参数估计法进行政府治理效率测度。具体地，首先在第一阶段中构建如下用于测度政府治理效率θ的DEA-BCC模型：

式（6）中y和x分别表示前文所确定的产出和投入指标，h和m则分别对应产出和投入指标的数量；s+和s-分别表示投入产出要素的松弛因子；λ则代表决策单元的权重系数，∑λ=1意味着规模报酬可变。

其次，在第二阶段中通过选取影响政府治理效率的外部环境变量构建式（7）所示的随机前沿模型（SFA）。考虑到政府治理能力往往取决于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市场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等外部因素，本文主要以职工平均工资（wage）、市场化指数（market）以及城市化水平（ur）等作为影响政府治理效率的外部环境变量。

式（7）中z表示外部环境变量，p和δ则分别表示环境变量对应的数量及其参数估计值；vik和uik表示随机误差项和管理无效率项。在对上述随机误差项和管理无效率项进行分离的基础上，根据式（8）所示的投入要素修正模型可以得到修正后的要素投入指标：

最后，在第三阶段中将修正后的数据代入模型（6）中对政府治理效率予以测度。

2.机制变量：控权问责和服务提升

电子政务的本质是通过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公共行政领域，从而简化整合工作流程和环节，有效管理数据和信息，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同时拓宽公众参与及授权于民的沟通渠道。借鉴张军和倪星的研究经验，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和国脉互联政府网站评测研究中心联合公布的2017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结果，采用政务公开得分（dz1）和互动回应得分（dz2）来表征控权问责机制，同时采用在线服务得分（dz3）和创新发展得分（dz4）对服务提升机制予以刻画。其具体涵盖的评价内容如表2所示。

3.控制变量

本研究中所包括的控制变量主要有经济发展（lnpgdp，GDP与总人口的比值）、人口密度（pop，城市总人口与行政面积的比值）、开放程度（open，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产业结构（is，第三产业产值与GDP的比值）等。本文选择2007—2017年221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宏观层面的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统计局官方网站等。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

五、实证结果分析及讨论

（一）平均效应检验

表4报告了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法所估计的电子政务影响“本地-邻地”政府治理效率的平均效应。其中，第（1）列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第（2）—第（4）列则是依次对时间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予以控制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电子政务对本地政府整理效率的影响为正，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意味着电子政务对于本地政府治理效率的确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与此同时，观察电子政务空间滞后项（W.dz）的回归系数同样为正，且至少能够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从而表明电子政务对于邻地政府治理效率存在积极且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能够带动邻地政府治理效率的同步提升。由此，本文所提出的假说1a和假说1b得证。

（二）动态效应检验

本文进一步采用模型（2）检验在时间维度上电子政务对于政府治理效应的动态影响，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第（1）、（3）列汇报了县级政府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政策实施前后对本地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而第（2）、（4）列则汇报了县级政府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政策实施前后对邻地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不难发现，政策实施前对于“本地-邻地”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整体上并不显著，而政策实施后对于“本地-邻地”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渐趋显著，这也再度佐证了前文通过经验观察所判断的平行趋势。值得注意的是，电子政务对于“本地-邻地”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效应存在明显的时滞特征。其中，电子政务对本地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效应在政策实施后的第二年开始凸显，而对于邻地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效应直到政策实施后的第三年才显现，这也意味着电子政务建设需要长期推进。

（三）空间溢出效应的衰减特征检验

前文研究表明，电子政务对于邻地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那么这一溢出效应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是否会呈现衰减特征呢？具体地，本文根据模型（3）进行检验，以0～100KM为初始距离区间并以100KM为步长，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电子政务对周边政府治理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整体上趋于衰减，在0～400KM的范围内，电子政务对周边政府治理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保持显著，然而超出400KM的阈值后，这一空间溢出效应将不再显著。不难理解，地理距离的增加使得地区间政府治理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逐渐减弱，电子政务在空间范围内的溢出效应亦不断弱化。

（四）异质性分析

为检验电子政务对于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特征，本文基于不同的分析维度将研究样本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子样本。（1）制度环境维度。本文借鉴Shi等的测量方法，采用樊纲市场化指数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数、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指数、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指数、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指数、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指数对地区制度环境予以衡量，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城市层面的制度环境水平采用省级层面的制度环境来表示。进而选取制度环境的中位数作为划分依据，设定强制度环境子样本和弱制度环境子样本。（2）行政等级维度。本文将省会城市以及直辖市等划分为高行政等级子样本，同时将其他普通地级市城市划分为低行政等级子样本。（3）地理区划维度。考虑到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西以及西部子样本。异质性分析的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

从制度环境维度来看，尽管在不同的环境制度下电子政务对政府治理效率均存在正向影响，但强制度环境下电子政务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明显更强，反观弱制度环境下电子政务的影响则明显偏低，且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这表明电子政务在政府治理过程中有效发挥作用离不开制度环境这一外部保障。从行政等级维度来看，在高行政等级子样本中电子政务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更加突出，且其对邻地政府治理效率提升所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也更加显著。究其原因，省会城市或直辖市等政府的数字化建设水平往往较高，电子政务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同时行政地位较高的城市对周边地区政府治理等往往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从地理区划维度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电子政务对政府治理效率均有一定的提升效应，但整体上却呈现由东部向中部、西部递减的趋势，同时其空间溢出效应也仅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

（五）电子政务影响政府治理效率的机制分析

前文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提出，电子政务可能通过控权问责和服务提升双重机制作用于政府治理效率。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电子政务影响政府治理效率的内在机制，结果如表8所示。表8的第（1）、（2）列报告了控权问责机制的检验结果，第（3）、（4）列报告了服务提升机制的检验结果，第（5）列则报告了双重机制共同作用下的检验结果。从控权问责机制来看，电子政务能够通过政务公开和互动回应对本地政府治理效率提升表现出积极的促进效应，且互动回应这一路径所呈现的政府治理效率提升效应明显更强。究其原因，得益于电子政务建设的信息化网络服务平台，使得政府部门能够对各项政务及时地做出反馈，同时有助于拓宽公众参与监督的渠道，强化政府部门与公众的联系。从服务提升机制来看，电子政务能够通过在线服务显著提升本地政府治理效率，但并未能够通过创新发展影响本地政府治理效率。分析其可能的原因，电子政务建设有助于搭建一体化、全流程服务的管理体系，从而有助于简化政务处理流程，节省政务处理时间，使得服务效率改进和服务供给增加，而创新发展的影响尚不明显可能与我国政府部门电子政务建设深化应用起步较晚等有关。上述分析表明，以政务公开和互动回应所表征控权问责机制、以在线服务所表征的服务提升机制的确是电子政务提升本地政府治理效率的重要路径。由此，本文所提出的假说2a得证。与此同时，从第（5）列结果来看，在线服务是电子政务提升本地政府治理效率的最主要机制，政务公开和互动回应机制在这一过程中作用接近。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虚拟变量与机制变量的交互项对邻地政府治理效应的影响整体上并不显著，这意味着电子政务难以通过直接影响邻地的控权问责和服务提升来提升其政府治理效率。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空间自相关模型检验地区间电子政务发展的“同侪效应”，结果如表9所示。可以发现，政务公开、在线服务以及创新发展机制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以之所表征的电子政务发展在空间范围内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即政务公开、在线服务以及创新发展存在“同侪效应”。具体地，本地电子政务建设的一系列举措能够对邻地电子政务建设和政府治理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强化邻地对于电子政务建设经验和政府治理经验的学习，这为电子政务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邻地政府治理效率提供了有力的解释。由此，本文所提出的假说2b得证。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将电子政务与政府治理效率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县级政府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结合空间双重差分法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电子政务对“本地-邻地”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并从控权问责和服务提升双重维度剖析电子政务影响政府治理效率的内在机理。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电子政务在显著提升本地政府治理效率的同时，对于邻地政府治理效率同样具有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时间维度上，电子政务对“本地-邻地”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效应均存在一定的时滞特征；在空间维度上，电子政务对邻地政府治理效率的溢出效应存在地理距离衰减特征。（2）电子政务对于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在制度环境维度、行政等级维度以及地理区划维度存在典型的异质特征，其中，电子政务对于强制度环境、高行政等级以及东中部地区的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效应更加突出。（3）机制分析表明，控权问责机制和服务提升机制是电子政务提升本地政府治理效率的实现路径，其中，电子政务能够通过控权问责机制中的政务公开和互动回应路径作用于政府治理效率，亦能够通过服务提升机制中的在线服务作用于政府治理效率。与此同时，控权问责机制和服务提升机制在空间范围内的“同侪效应”是提升邻地政府治理效率的关键。

基于以上的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期更好地发挥电子政务在提升政府治理效率中的重要作用。第一，基于电子政务对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效应，本文提出各级政府应积极推广以电子政务为代表的新型政务工具应用，深化电子政务在各类政务处理中的应用程度，建立政府政务信息和政务处理的透明机制，打造一体化、高效率和环节简化的政务信息平台。第二，鉴于地区间政府治理效率的策略性互动和电子政务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提出应积极鼓励跨区域和跨部门的密切合作，建立开放共享的政府信息平台和协同共治的服务模式，削减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治理成本。第三，继续深化政府“放管服”改革，通过政府部门简政放权、简化政务流程，规范政务处理标准，增强在线服务功能等扩大服务供给并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民众参与的多元化渠道，构建外部监督和内部改革双重驱动下的治理体系。第四，积极的制度创新是进一步发挥电子政务的政府治理效率提升效应的重要保障，因此要继续深化政府改革和治理模式转型，努力打造规制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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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精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