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张理政、王洁晶丨教育程度使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路径呈现差异？——基于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丨2023年第4期

教育程度使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路径呈现差异？——基于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张理政 王洁晶

【摘要】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已经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既有文献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各维度之间的互动关系缺乏实证研究，也较少关注不同流动人口群体社会融入的路径差异。借鉴已有研究，本文将社会融入划分为经济立足、行为适应、心理融入和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并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座一线城市的样本，使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不同教育程度的群体社会融入路径的异同。研究发现，初中及以下学历群体的经济立足状况、行为适应水平通过提升心理融入实现身份认同，行为适应也能直接提升身份认同。高中或中专学历群体与之相似，但其行为适应并不能直接促进身份认同。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则拥有“经济立足身份认同”“经济立足行为适应心理融入身份认同”“经济立足心理融入身份认同”和“行为适应心理融入身份认同”的多元化融入路径。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群体差异是影响其社会融入路径的重要因素，市民化相关政策需要予以充分考虑。

【关键词】社会融入；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

【作者介绍】张理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e-mail]。王洁晶（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e-mail]。

【引用格式】张理政,王洁晶.教育程度使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路径呈现差异?——基于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3,12(4):97-112.

—文章结构—

一、问题提出

二、文献综述

（一）社会融入的理论发展

（二）社会融入的维度划分

（三）社会融入的群体差异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二）变量测量与结构方程模型

四、模型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二）模型结果

（三）融入路径分析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二）讨论与建议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大量流动人口进入城镇居住和工作，但囿于户籍等制度性藩篱难以完全融入城市，导致了城镇化的不完全。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3.89%，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5.4%，表明城市中有超过两亿的流动人口无法享受与当地户籍居民完全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有学者指出，这种“不完全城镇化”致使流动人口在社会认同上产生内卷化，社会融入已成为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严峻挑战。流动人口“融入难”不仅阻碍其社会流动，也造成了城市人力资本的极大浪费，有悖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社会融入问题一直是中外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国外学者在研究跨国移民、少数族裔在流入地社会融合的途径、差异和影响因素的过程中形成了“同化论”“多元论”以及“区隔融合论”三个主要理论。鉴于中国乡城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与国外移民的社会经济背景差异明显，中国学者借鉴西方现有理论，提出了多个解释我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框架。这些学说普遍认为社会融入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包含经济立足、行为适应、心理融入和本地认同等。同时，社会融入也是一个动态的、渐进式的、互动的过程，流动人口的融入轨迹和模式也因人群而异。然而，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学者对维度之间的递进关系存在争议，不同学者的研究发现了不同的融入路径，甚至递进方向恰好相反。其次，虽然有学者指出了不同群体的融入路径可能存在差异，但没有进行深入和具体的分析。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其融入路径和机制亦不能一概而论，学者对融入路径的争议很可能是因为忽略了群体差异。因此，有必要探讨不同群体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融入路径和过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深入了解和全面认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机制和模式。

本文基于2017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开展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座一线城市的样本，使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不同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各维度间的路径关系。选择四座一线城市的样本主要考虑到流动人口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社会融入规律可能存在不同，选取同一规模等级的城市进行研究能够剔除城市规模导致的社会融入路径差异。以教育水平划分流动人口群体的原因是既有研究将教育程度视为影响社会融入的关键变量，但不同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群体社会融入路径的差异尚未得到充分关注。本文的研究目标是探究教育程度给流动人口融入路径带来的差异，促进对社会融入路径和机制的再认识，丰富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一）社会融入的理论发展

社会融入的已有研究主要形成了“同化论”“多元论”以及“区隔融合论”三种理论观点。“同化论”强调移民是单向、被动地融入城市环境，例如，芝加哥学派的罗伯特·帕克（R.E.Park）提出，社会融入是“边缘人群”不断抛弃原有文化和行为模式，逐渐适应主流文化和行为，并与“主流人群”拥有相同机会和权利的一个不可逆过程。沃纳（W.L.Warner）和斯洛尔（L.Srole）提出的“直线型融合”机制同样认为，移民在新环境中的社会融入会经历多个步骤，但随着时间推移，其行为与本地住民逐渐同化。

在研究欧美二代移民的社会融入中，同化论的适用性逐渐受到质疑，多元论应运而生。多元论认为，移民终将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以适应主流社会的观点不符合事实；相反，社会融合是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双向适应的过程，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在相互作用下重新塑造本地文化，共同建构多元化的社会秩序。

区隔融合论在同化论和多元论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发展，认为社会融合的方式是复杂的，在移民的人力资本、社会经历等因素的影响下，可能产生三种不同的融合模式：一是按照直线型融合方式融入主流社会；二是被迫融入下层社会；三是在保留自身文化的同时实现选择性融入。

上述理论源于西方学者对欧美国家中的跨国移民、少数族裔融入当地社会的研究。在中国，社会融入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他们同样面对着来自制度、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多重障碍。由于我国城市发展的历史阶段，直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融入问题开始受到我国学界的关注。借鉴国外理论并且结合中国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学者们对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路径和过程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杨菊华认为单向同化的“社会融入”比多元的“社会融合”更符合我国流动人口的现实情况，因为流动人口整体上在城市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更多考虑的是在流入地的社会适应过程，主观和客观都很难对流入地的主流社会产生影响。因此有学者认为流动人口的融入实际上是“再社会化”过程，即职业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与当地人较为接近的流动人口在与当地人的接触和交往中接纳与当地人相同的价值观。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社会需要经历从隔离和排斥逐渐转向理性、兼容、合作的过程。

（二）社会融入的维度划分

学者普遍认同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具有多个维度，是一个递进的过程，但对于融入维度的划分仍存在一些争议。表1展示了不同学者对社会融入维度的划分方法。四维度的划分方法是学界的主流观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经济立足”“行为适应”“心理融入”和“本地认同”四个方面。其中，“经济立足”维度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经济地位的综合反映，就业和经济问题是其首要关切；“行为适应”维度是指流动人口能够遵守和实践流入地的规矩习俗与行为习惯；“心理融入”维度是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感知到的排斥或接纳的程度；“本地认同”维度是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被认为是社会融入的最高水平。

现有研究对社会融入不同维度之间递进关系的关注不足。不少研究根据设定的多个维度测量社会融入程度，将其作为因变量，采用回归模型研究其影响因素。这种做法实则将各个维度视为平行关系，忽视了它们之间动态、复杂的联系。田凯、朱力等认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存在递进的三个层面：经济适应是基础和开端；社会适应受到经济条件的决定性影响；心理适应则受到社会交往和行为习惯的影响。有研究表明，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等经济状况对其行为适应具有显著作用。无法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会使流动人口存在“剥夺感和受控制感”，往往感知到更多来自城市的排斥。城市居民对于流动人口的接纳程度影响甚至决定着流动人口能否融入城市。具有经济基础、实现行为适应的流动人口更可能产生归属感。可见，经济立足、行为适应、心理融入和本地认同这四个维度在理论上存在着复杂的路径关系，但仍需系统性实证研究的支撑。

（三）社会融入的群体差异

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不同的流动人口在社会融入方面表现出差异性特征。受教育程度等人力资本因素是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关键，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大量实证模型的验证。一些研究发现，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流动人口大多来自农村，人力资本较低直接影响这一群体适应新环境、学习新知识、与人沟通以及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和竞争等能力。这一群体不仅行为习惯可能与城市存在较大差异，在职业上也主要从事低收入体力劳动，这种收入劣势甚至是无法改变的，使其在经济地位上长期处于城市社会底层。在社会交往上，这一群体以亲缘、地缘关系为主，社会网络扩展也非常有限。教育程度为高中或中专的流动人口接受过更为完整的中学教育或职业教育，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本或专业技能。相比于初中及以下学历群体，这一群体更可能与流入地市民交往，次级交往的比例高于与老乡交流的比例，社会网络的扩展程度更高。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较高，不仅在就业市场上占有更大的优势，其就业性质和购房能力决定了这一群体具备更强的社会适应和社会参与能力，因而拥有更高的经济、文化和行为方面的融入水平。

可见，这三类流动人口群体在社会融入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现有研究仍未对不同群体社会融入维度之间互动关系的差异进行讨论。换言之，对于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路径存在哪些不同？这一问题尚未得到解答。研究不同群体社会融入的路径差异有助于深化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学术认知，并为针对性促进不同群体的社会融入提供实证依据，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综上，现有研究大多认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是一个包含经济立足、行为适应、心理融入和身份认同等维度的复杂概念，但对四个维度之间的互动关系认知不足。学者对影响社会融入的重要变量—教育程度的研究虽多，但教育程度对不同人群融入路径带来的差异缺乏实证分析，造成政策建议较为宽泛和空洞，难以针对性地促进不同人群的社会融入。本文将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三类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社会融入的路径差异，对社会融入四个维度之间的动态关系展开分析。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17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及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方法，抽样总体为在本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年龄在15岁以上的流动人口。调查内容包括了流动人口的人口学基本特征、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融入相关情况。

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覆盖了全国除港澳台以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但是，考虑到流动人口在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社会融入存在明显差异，笼统地对全部城市的样本进行分析将会掩盖不同城市流动人口真实的社会融入路径，无法针对性地揭示真实的社会融入规律。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座城市是我国最为发达的一线城市，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达到38.5%~70.8%，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同时，由于这四座城市在城市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共性特征，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情况也可能存在一些相似规律。因此，本文选取居住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在剔除18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少量样本后，总样本量为17129份，按照受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三类人群（见表2）。

（二）变量测量与结构方程模型

在社会融入的四大维度中，经济立足既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社会融入的最基础前提。文献主要从收入情况测量经济立足维度，还有学者认为住房等支出情况也能反映经济状况。借鉴已有研究，本文采用“家庭净收入”和“收入困难感知”来测量经济立足维度。“家庭净收入”是一个客观指标，由家庭月收入减去家庭月支出计算得出，表示流动人口家庭实际可支配的收入。受到已有研究的启发，本文认为家庭而非个人的净收入更能呈现流动人口真实的经济状况。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饮食等主要支出均以家庭的形式产生，受访者在回答时也很难将这些支出摊派到个人，因此，以家庭整体为单位计算净收入是衡量经济立足维度更为合理的方式。“收入困难感知”是一个主观指标，是指流动人口是否认为自身在流入地存在收入困难，由于流动人口个体存在异质性以及城市平均收入、消费水平存在差异，该指标是对客观收入指标的有力补充。

对于行为适应维度，文献主要使用“是否按照本地习俗办事”、与本地人卫生习惯的差距等变量进行测量，消费行为、社会交往对象也被认为能够衡量行为适应水平。本文沿用这一方法，基于数据可得性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筛选，剔除因子载荷较低的测量变量，最终采用“风俗习惯差异”和“卫生习惯差异”测量行为适应程度。

对于心理融入维度，文献主要从“当地人对你怎么样”“是否受到歧视”“是否愿意成为本地居民”等变量进行测量。本文沿用这一方法，采用“本地接纳感知”“本地排斥感知”和“融入意愿”衡量心理融入程度。

学界普遍认为身份认同维度是社会融入的最高程度，“是否认为自己是本地人”被视为衡量身份认同的重要变量。同时学者认为，如果外来人口对自己新身份产生认同，必定也愿意在该地定居下来，愿意在流入地发展。因此，长期居留打算、落户意愿等变量也被广泛用于测量身份认同水平，也有研究直接采用居留意愿来测量身份认同程度。本文综合已有研究的测量方法，采用本地认同、落户意愿、居留意愿衡量身份认同维度。

表3展示了四个维度的测量变量及赋值方法，相关指标均完成正向化处理。由于本文主要关注社会融入四大维度之间的互动关系，鉴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特性并参考已有研究，本文在拟合结构方程模型时，未纳入与维度关系无关的部分变量（例如年龄、性别等）。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是一种整合了因素分析和路径分析的多变量计量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对潜变量的研究，可通过建立测量指标与潜变量、潜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来讨论社会融入的影响机制。在本文中，社会融入的四个维度均为潜变量，适合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

如前文所述，学者普遍认为经济立足是流动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在社会融合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也是社会融入的前提，这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为此，本文将经济立足作为社会融入的路径起点。同时文献指出，社会融入的最高层次是对本地归属感的感知和本地社会身份的完全认同，即流动人口不再认为自己是城市中的外来群体，而是把自己作为城市的一部分来对待。只有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有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才是真正实现了社会融入。如果流动人口不具有继续居留的意愿，选择回到户籍地或其他城市，那么社会融入过程也就终止了。这种观点将身份认同视为社会融入的“终极目标”，并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为此，本文将身份认同维度作为社会融入的路径终点。此时，唯一没有确定的路径是行为适应与心理融入的关系。很多学者提出，流动人口行为习惯的同化能够避免流动人口感知到本地排斥，促进对本地接纳的感知，可确定由行为适应指向心理融入的影响路径。经过对结构方程模型的多次测试，验证了这一路径的合理性。综上，使用Amos26.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基准模型，如图1所示。

四、模型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4展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四座城市的流动人口样本中，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占44%，高中或中专的占23.3%，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32.7%，整体受教育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经济立足维度，流动人口平均家庭净收入为0.58万元，有32.4%的样本认为自己存在收入困难。在行为适应维度，51.3%的样本已经适应或基本适应城市的风俗习惯，尚未适应的比例依然接近一半；卫生习惯的适应情况稍好一些，84%样本的卫生习惯已经与城市居民同化或基本同化。心理融入维度的结果较为理想，有90.5%的样本认为本地人较为乐于接纳自己，78.3%的样本较少感知到本地人的排斥，94.3%的样本相对比较愿意融入本地人之中。在身份认同维度，60.5%的样本认为自己已经是或基本是一个本地人了，仍有接近40%的样本尚未实现本地认同；同时，分别有70.7%、89.0%的样本具有落户意愿和居留意愿，说明有相当比例的样本愿意留在城市但并未实现本地认同，这一群体是社会政策需要关注的重点人群。

（二）模型结果

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用于评估适配于某一样本的模型是否也适配于其他不同的样本群体，即假设模型在不同样本间的形态或参数是否具有不变性。本文根据受教育程度，将流动人口样本分为初中及以下学历、高中或中专学历和大专及以上学历三组群体，适合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在进行多群组分析之前，需要进行组间形态一致性检验和组间参数一致性检验。

本文使用图1所示的基准模型，同时拟合初中及以下学历、高中或中专学历和大专及以上学历三组群体的样本，进行组间形态一致性检验。拟合结果显示，三组模型的适配度指标GFI均位于0.958~0.964，调整适配度指标AGFI处于0.920~0.932，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R处于0.021~0.026，近似均方根残差RMSEA处于0.079~0.086，PNFI处于0.545~0.553，PGFI处于0.505~0.508。相关参数均较为理想，表明基准模型对三组数据拟合良好，模型形态在三组间一致，可采用多群组分析。

本文依次限定基准模型的测量权重（潜变量在观测变量上的负荷）、结构权重（潜变量之间的回归系数）、结构协方差（误差项之间的相关系数）和结构残差（潜变量的误差），进行组间参数一致性检验。本文限定基准模型的结构权重后，将拟合结果与基准模型相比较，发现其卡方

值差距显著（p<0.01），可认为模型参数在三组间不同，因此，应当分析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融入路径的差异。

为此，本文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将初中及以下学历、高中或中专学历和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的样本代入基准模型进行拟合，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分别得到模型1~模型3，如表5所示，所有路径系数均已标准化处理。

从测量模型来看，各个维度的各项测量指标均非常显著，承载系数均在0.3以上，效果比较理想。三个模型中各项测量指标的承载系数差异不大，验证了测量模型的稳健性。本文主要关注结构模型部分，对测量模型不做详细分析。

从结构模型来看，三大模型展现出一些共性特征，主要包括：其一，经济立足、行为适应对心理融入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其二，心理融入对身份认同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路径的系数在所有路径中最大。

但同时，三大模型展现出更多的差异特点，主要包括：其一，经济立足对行为适应、身份认同的促进作用仅在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群中显著，对于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学历的流动人口均不显著。其二，行为适应对身份认同的直接影响仅在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群中显著。其三，经济立足对心理融入的提升作用随学历层次的提升而增加，心理融入对身份认同的提升作用则在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学历的流动人口中更为明显。

表6给出了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的适配度指标。已有研究表明，结构方程模型的卡方值容易受到大样本数据的影响，在自由度变化不大的情况下，CMIN/DF值也不可避免地随样本的增大而增大，因此大样本的研究可不关注该指标。由于模型1~模型3的样本量均较大，本文可对CMIN/DF值不予探讨。在绝对拟合度指标方面，各模型GFI、AGFI均高于0.9，较为理想。各模型的RMR均小于0.05，模型1和模型2的RMSEA小于0.08，仅有模型3突破0.08，但仍小于0.1，且由于其RMR值较为理想，判断为可以接受。在简约拟合统计量方面，各模型的PNFI、PGFI均大于0.5，各项指标适配度良好，表明结构方程模型总体拟合情况较为合理。

（三）融入路径分析

1.初中及以下学历群体的融入路径分析

图2展示了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路径。从直接效应来看，经济立足的提升并不能直接实现身份认同，行为适应虽然能够直接促进身份认同，但作用微小：行为适应每提升1个单位，身份认同仅提升0.07个单位，路径也仅在95%的置信区间上显著。相比之下，心理融入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身份认同能够提升0.8个单位，且路径显著性更强。换言之，对这一群体而言，经济状况的改善并不能直接实现身份认同，这与部分研究的观点不同，其原因在于相关文献仅对流动人口整体进行分析，忽视了群体的异质性和社会融入的差异。例如，低学历但高收入的群体可能会被冠以“暴发户”等称谓，在这样的社会观念下，经济状况无法促进这一群体产生身份认同感，经济状况的改善是否帮助其感知到社会的接纳并实现心理融入更为关键。

特殊的是，行为适应能够直接提升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水平，这一路径在其他两类群体中都不显著。我们认为其原因源于认知差异：相对于其他两类群体，仅接受义务阶段教育的这一群体中农业户口者占比更高，在样本中达89.3%，他们的风俗习惯、卫生习惯与城市居民存在更大差异。在他们看来，一旦风俗习惯和卫生习惯与本地居民实现同化，自己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本地人，因而提升了身份认同水平，其他两类群体则不会这样认为。

从间接效应来看，经济立足虽不能直接提升身份认同维度，但可以通过提升心理融入水平间接影响身份认同：经济立足每提高1个单位，心理融入水平可以提升0.12个单位。行为适应对心理融入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行为适应每提升1个单位，心理融入水平可以提升0.38个单位。可见，相比于经济收入的改善，生活习惯的同化更能帮助这一群体感知到更多的社会接纳。此外，经济立足和行为适应虽然共同提升心理融入水平，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即经济情况的改善并不会带来行为适应的提升，这也解释了很多农民工虽然工资收入较为可观，但其行为习惯仍与城市存在较大差异的现象。因此，行为适应和经济立足共同成为这一群体融入路径的两个起点。

总言之，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流动人口拥有三条社会融入路径，分别是“经济立足心理融入身份认同”“行为适应心理融入身份认同”和“行为适应身份认同”。采用Amos中的Bootstrap方法综合考虑因素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可计算出各维度对身份认同的总效应，标准化处理后，经济立足维度的总效应为0.16，行为适应维度的总效应为0.37，心理融入维度的总效应为0.80。

2.高中或中专学历群体的融入路径分析

图3展示了受教育程度为高中或中专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路径。这一群体的融入路径与初中及以下群体较为相似，经济立足依然不能直接提升身份认同水平，通过提升心理融入对身份认同发挥间接作用：经济立足每提高1个单位，心理融入水平可以提升0.14个单位。行为适应同样依靠促进心理融入对身份认同发挥间接作用：行为适应每提升1个单位，心理融入水平可以提升0.36个单位。经济立足和行为适应之间依然没有直接联系，共同构成融入路径的两个起点。可见，虽然流动人口接受了高中或中专教育，但在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发达城市中，其社会融入路径仍与初中及以下学历人群非常相似。

与模型1略微不同的是，行为适应不再能直接提升身份认同水平。这与已有研究的观点一致，即较高学历的流动人口往往具有丰富的城市生活经历，已经较为适应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不会因为行为习惯与城市一致而产生身份认同感。因此，心理融入成为实现身份认同的必经之路：心理融入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身份认同能够提升0.82个单位。可见，心理融入成为这一群体实现身份认同的必要条件。

总言之，教育程度为高中或中专的流动人口拥有两条社会融入路径，分别是“经济立足心理融入身份认同”和“行为适应心理融入身份认同”。若采用Bootstrap方法计算各因素对身份认同的总效应，可得出经济立足维度的总效应为0.26，行为适应维度的总效应为0.30，心理融入维度的总效应为0.82。与前一群体相比，经济立足的总效应明显提升，行为适应的总效应明显下降，心理融入的总效应相当，且依然是影响最大的因素。

3.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的融入路径分析

图4展示了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路径。这一群体的融入路径较为多元化，与前两个群体呈现较大差异，这表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座发达城市的社会融入存在较高的学历门槛，只有接受大学教育才能使流动人口的融入路径出现显著改变。对于这一高学历人群而言，经济立足能够同时促进行为适应和心理融入，也能够直接提升身份认同水平：经济立足每提高1个单位，行为适应提升0.17个单位，心理融入可以提升0.21个单位，身份认同可以提升0.33个单位。这表明，经济状况是否达到预期是这一群体实现社会融入至关重要的基础。

同高中或中专群体一样，行为适应不能直接提升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水平，因为这一群体在大学生活中已经完全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卫生习惯和价值观念已与城市居民趋于一致，行为适应不能对主观身份认同产生直接影响，仅通过心理融入对身份认同发挥间接作用：行为适应每提升1个单位，心理融入水平可以提升0.41个单位。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立足、行为适应两大维度对高学历群体心理融入的提升效应明显高于其余两类群体。已有研究认为，高学历流动人口的个体意识和社会敏感度往往比其他流动人群更强，也更容易察觉到社会排斥和歧视。本文的实证结果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即相比于较低学历的流动人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自尊心强，对城市生活具有较高预期，其心理融入更需要经济立足和行为适应来支撑。而心理融入每提高1个单位，身份认同能够提升0.69个单位，这一提升作用则低于前两类群体。换言之，相比于未接受大学教育的流动人口，高学历群体并不会因为感知到社会接纳而同等程度地促进身份认同，在他们的观念中，经济状况的好坏同样是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

总言之，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流动人口拥有四条社会融入路径，分别是“经济立足身份认同”“经济立足行为适应心理融入身份认同”“经济立足心理融入身份认同”和“行为适应心理融入身份认同”。若采用Botstrap方法计算各因素对身份认同的总效应，可得出经济立足维度的总效应为0.52，行为适应维度的总效应为0.26，心理融入维度的总效应为0.69。相较于前两类群体，经济立足的总效应有显著提升，行为适应的总效应有所下降，心理融入的总效应则明显下降，但仍是影响系数最大的因素。

4.总效应分析

表7展示了Bootstrap方法计算出的经济立足、行为适应和心理融入对身份认同的总效应。

心理融入的总效应在三类群体中均为最高，尤其对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学历的群体而言，影响系数均超过了0.8，远高于其他因素，能否实现心理融入是这两类群体社会融入的关键。

经济立足的总效应在大专及以上群体中较高，但对于其余两类群体则相对较低，这与经济立足能够直接促进高学历群体的身份认同有关。

行为适应的总效应在三类群体中相差不多，呈现随教育程度的提升而逐渐下降的趋势。这表明高学历的流动人口已经适应城市化生活方式，且随着学历层次的提升，这种适应程度也进一步提升，并导致行为习惯的同化对身份认同的促进作用逐渐降低。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虽然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已有研究忽视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各维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不同群体社会融入的差异。本研究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划分为经济立足、行为适应、心理融入和身份认同四个维度，聚焦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座城市的样本，构建了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不同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既有共性又有差异的社会融入路径的存在。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流动人口可以通过三条路径实现社会融入，分别是“经济立足心理融入身份认同”“行为适应心理融入身份认同”和“行为适应身份认同”。

第二，受教育程度为高中或中专的流动人口可通过两条路径实现社会融入，分别是“经济立足心理融入身份认同”和“行为适应心理融入身份认同”。

第三，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流动人口拥有更多元的融入方式，共有四条融入路径，分别是“经济立足身份认同”“经济立足行为适应心理融入身份认同”“经济立足心理融入身份认同”和“行为适应心理融入身份认同”。

第四，从总效应来看，心理融入总效应在三类群体中均为最高；经济立足总效应在大专及以上群体中较高，在其余两类群体中相对较低；行为适应总效应在三类群体中相差不多，呈现随教育程度的提升而逐渐下降的趋势。

（二）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揭示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各维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解析了不同流动人口群体融入路径的差异，促进了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再认识。研究表明，对于不同教育程度的三类流动人口群体，虽然其融入路径具有一些共性特征，但差异更为明显。因此，部分社会融入研究将外来人口视为同质群体的做法掩盖了多元化的社会融入模式，现有研究对于社会融入各维度之间递进关系的争议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对群体差异的忽视。例如，有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存在“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三个递进的层次。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流动人口，经济状况可以跳过社会适应层次，直接作用于心理融入。再如，另一种看法认为城市居民对于流动人口的接纳程度影响甚至决定着流动人口能否融入城市。本研究表明，对于高中或中专学历的群体而言，包括城市居民接纳程度在内的心理融入维度是其实现身份认同的必经之路，因而对其社会融入的确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对于大专及以上群体而言，城市居民的接纳程度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经济立足状况可以直接促进其身份认同。某种程度上，本研究结果印证了“区隔融合论”的一些观点，即社会融入会受到移民自身的人力资本因素影响，从而呈现不同的融入路径、模式和结果。

本文进一步揭示了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作用机制。人力资本对社会融入的作用已经得到了丰富的研究，文献大多认为教育程度等人力资本因素能够提升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促进行为适应和社会认同，因而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这种影响直接作用于社会融入的各项维度，而本文发现，除了这样的直接作用以外，受教育程度也影响着各维度之间的关系和融入路径的多寡，从而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难度。例如，对于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其融入路径更为多元化，能够多途径地实现社会融入；而对于学历较低的人群，融入路径也更少，无疑增加其社会融入的困难程度。这种机制性影响值得未来研究更多的关注。当下，特大城市对人才的重视与争夺、积分落户政策对学历的要求等对教育程度较低的流动人口产生了变相的制度排斥，可能导致这一群体的社会融入路径面临进一步窄化甚至断裂的风险。一旦社会融入路径断裂，流动人口市民化的目标将很难实现，导致城市内部社会分化的加剧和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也会产生众多“知难而退者”，给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功能的基本运转带来负面影响。

市民化政策不仅需要根据不同流动人口群体的社会融入模式针对性地提供帮助，更有效、更精准地促进社会融入，也需要在社会融入路径中扮演“催化剂”的角色，促进各维度之间的正向转化，甚至需要帮助流动人口群体扩展融入路径，降低社会融入的难度。本文提出如下三点政策建议。

对于未接受大学教育的流动人口，一方面，由于行为适应维度是其融入路径的起点之一，很难受到经济立足状况的作用而直接获得改善，政策需特别关注对其行为适应水平的直接提升。政府可通过社区宣传、语言培训、课程讲座以及举办文化活动等方式，促进文化交流沟通，提升流动人口对城市生活方式、卫生习惯、风俗文化和社会规则的适应水平。另一方面，鉴于心理融入维度是未接受大学教育的流动群体实现社会融入的必经之路，政策应特别关注这一群体的心理融入水平。可借助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手段，正面宣传这一流动人口群体的贡献，促进本地市民对该群体的正确认知，减少歧视行为，提升接纳程度；通过社会活动等方式，帮助流动人口群体逐步跳出基于血缘、地缘的交往圈，增进与本地人口的交流，加强社会参与；关注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鼓励开展社会互助和社区帮扶，提供心理咨询和疏导服务，缓解其焦虑心态；通过弱化户籍壁垒作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式，促进心理融入。

对于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流动人口，由于经济立足对其身份认同的作用更为明显，政策应特别关注这一群体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在近来我国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上升的背景下，政府应针对大学生就业继续出台支持举措，提供就业信息支持，针对这一群体的需求提供创新创业政策、资金或信贷支持；高校可以通过加强与企业合作，开展就业指导，搭建创业平台，促进其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能力提升，帮助其实现更好的职业发展和经济状况改善；可为其提供保障性人才住房、租房补贴或购房优惠，降低其住房开支，提高其净收入；促进这一群体实现家庭化迁移，提供家庭就业的支持和服务，提升家庭收入水平。这些针对经济立足的政策举措能够更为有效地提升这一群体的社会融入水平。同时，也要关注提升其行为适应和心理融入程度。

更重要的是，需重视流动人口的再教育，促进其社会融入路径的多元化转变。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教育程度提升至大专及以上层次，流动人口将具有更多元的社会融入路径。如今，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乡转移人口的主力军，二代流动人口也即将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些群体更多地受到城市环境的影响，往往较为年轻，具有继续学习、实现更好的自身发展的需求和可能。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可以依托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社区大学等教育机构，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提供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和技能提升机会，促进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学费补贴、适当降低门槛等方式，鼓励目标群体参与。通过提升受教育程度，促进其社会融入路径的多元化转变，以多元途径实现市民化。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各维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不同群体之间融入路径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本文对其进行了一些探索，但也存在一些局限。限于论文篇幅，本文仅讨论了不同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群体融入路径的差异。事实上，从年龄、户口性质等其他角度对流动人口群体进行划分，并研究其融入路径的异质性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此外，本文考虑到不同规模的城市社会融入可能存在差异，选取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座最为发达的城市作为研究地域。而在这四座城市中，不同城市的融入路径也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例如，在北京，经济立足对于提升身份认同的总效应低于广州，这可能是由于北京房价、房租等生活成本高于广州，需要更高的经济立足水平才能同等程度地提升身份认同。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对具体城市开展分析，有助于更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也可以将研究扩展到新一线城市、中西部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等其他类型的城市，对不同流动人口群体融入路径的差异开展针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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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康黛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