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们 | 她们：呐喊渐强
封面图：采访对象典典在2013年台北同志游行中
编者按：
相比男同性恋，女同性行为不易传播艾滋病，故而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层面没有引起同等的高度关注，基本徘徊于主流社会视线之外。追溯起来，1995年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提出“性权利”的问题之后，现代中国女同才真正走入大众视野并日渐活跃。
20年后的今天，女同的生活境况如何？从女同意识觉醒到在将它视作一种政治身份来认真对待，又要跨越哪些坎儿？希望今天的文章能够或多或少给你答案。
本文谨根据情境和采访对象的原话使用女同志、女同性恋、拉拉和女同来指称一般意义上的 LBT 群体，即女同性恋、女双性恋以及自我认同为女同性恋的跨性别，而忽略这些词语的特定涵义所造成的不同理解。
文 | 筏雾
1
她们，典典和Riffin，互不相识的两个人，生活在南北各一方，有着同样的一种身份：女同。
“简单地说，就是喜欢女生的女生吧。”女同、拉拉、百合、蕾丝边（Lesbian），这些冷冰冰的概念，被典典这样解释。
小学五六年级就阅读过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的她，虽然对社会学中的同性恋理论认识较早，却并未预见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
“当时就是把同性恋作为一种知识来了解，知道了确实存在喜欢同性的这么一个群体。可能因为年纪小，没有什么成见，并不觉得这是不正常的事。”
初中的时候，典典对一个女生一见钟情，成为了自己口中“喜欢女生的女生”。也许是因为之前已经有所涉猎，这个自我认识的过程于她而言并不挣扎，除了通过不多的外界反馈感觉到”喜欢同性是件不太被社会认可的事情“之外，典典本人不觉有何不妥。
“当时虽然喜欢那个女生，但就觉得哎呀不能告诉她，不能把她拖下水，因为这种生活肯定比较艰难。所以一直不敢表白，只敢默默对她好，跟她做朋友。”这种不敢宣之于口的爱，听来跟多少情窦初开少男少女的暗恋并无不同，除了多出的那一份独自承担的压力。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网络的发达，高中时期的典典接触到更多女同方面的讯息，从国外同志题材的电影到国内女同杂志《LES+》，再到女同QQ群和酒吧，以及一些网络上或线下的活动，这些都帮她了解了同性恋亚文化，并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如果是生活在大城市，又有上网的条件，很多女同志可能都是在类似的过程中渐渐明确自我身份的。”
左图：北京一家女同酒吧的内景；右图：《LES+》杂志的封面
可以说，上世纪末以来，互联网的发展给同志群体的社交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为很多地方的同志社群提供了平台。《性少数人群的自组织形态——对北京女同社群的观察报告》显示，以QQ群、豆瓣小组、微信群、贴吧和论坛形式出现的“网络圈”依然是很多拉拉迈入社交圈的首选地盘。点进百度的LES贴吧可以发现，月活跃用户数目为258万人，累计发贴数达3亿。相比典典言及的10多年前，如今中国网民人数已经接近总人口的一半，其中八成以上为手机网民，移动终端上诸如The L、乐Do、LesPark等女同社交APP亦迎头赶上。不难想见，成长阶段的女生们，可以轻易通过网络接触到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群。
无独有偶，Riffin也坦言，与其去解释如何认识到自己是“女同”，不如去回顾如何意识到自己“可以喜欢女生”。Riffin在大概15岁的时候看了第一部女同电影《刺青》，第一次知道女人对女人的情欲是什么。随后，通过一系列电影造成的感官冲击，Riffin对自己的性取向有了更多的认识。
“我并没有很强烈的‘les’身份感，在我第一次喜欢女生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les。‘les’这个身份更多是社会建构出的结果。我不喜欢各种各样的身份分类，例如T/P/H（女同关系中存在性别角色的划分：T(TOMBOY)，译为假小子，是扮演男性的一方；P(PO)，译为“婆”，是扮演女性的一方；还有称为H(HALF)的不存在角色扮演的中性一类），这种色的扮演会使人感觉到束缚。我只知道我现在喜欢女生，并不会对我们的关系设定模式。”
与Riffin的交流是通过文字的形式完成的，我们彼此不听不见，有问有答。无声的交谈中不难感觉到，她对于“同性恋群体”这一标签表现出的明确抵触。
“我一向不喜欢群体划分，诸如‘同性恋/非同性恋’的概念意味着非你即我，而事实上人的身份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过分强调区别很容易造成新的区隔，也容易导致由于标签化带来的所谓‘潮流’或是新的相互攻击。所以最好不要多谈区别，因为这种构建出来的区别只会让群体间的边界更明显。”
在标签的问题上，典典与Riffin站在同一阵线：“我也不想给自己的身份和取向贴任何标签，宁愿说‘到现在为止我喜欢的刚好都是女生’。‘女同性恋’更多是我为了争取平权的‘政治身份’。‘T’这个身份我倒是很喜欢，但也是把它当作一种性别表达（男性化，但不是男人）。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必须放下标签。”
如她们所言，去掉 “女同性恋”的标签之后，我们看到两名普通的女生，她们年轻、自由，有其好恶与诉求，并在直面内心喜好的同时更加真诚地走向自我深处。Riffin说，这是个很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质疑和审问自己，她至今也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关于‘我是谁’的探讨仍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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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否“出柜”（即向他人公开自己的性倾向或性别认同的行为）这个话题，典典的态度很务实。“不管出柜与否，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如果不出柜让你很痛苦，觉得隐藏很多秘密，得不到理解和倾诉，这种痛苦程度超过了出柜后面临的一系列麻烦或者歧视的话，你可能就会选择出柜。这是个人的权衡与选择。”
典典和妈妈关系很好，从来都是无话不谈。妈妈见证着她的成长，包括她自我认同的过程，对于典典喜欢女生也是知情的。又因为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同性恋方面的知识，并不觉得女儿是同性恋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事。
大学时典典跟第一个女朋友在一起，不久便遭到了团委老师的注意，老师直接把电话打到家里，像控诉一桩恶行一样告诉典典的母亲：知不知道你女儿在学校行为不怎么样？搞同性恋去了。
回忆起这段历史，典典觉得庆幸万分，语气里面也有一些骄傲，“好在是我妈，她了解我，那天接到电话，她就说同性恋怎么了，又不怕怀孕，还安全呢。”
为了诚实地生活，Riffin也向父母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却没有典典的幸运。父母反应很大，不能接受，Riffin不得已妥协，对他们说会“正常地”生活。未来？“只能边走边看了。”
纵使偶尔有像典典这样的幸运儿可以得到家人的理解与眷顾，来自社会的敌意乃至歧视却无处闪躲。久而久之，她们习得了一种“少数”人群在“多数”人群占领的社会中所拥有的警惕和敏感，看到了很多人看不到的东西，感受着其他人感受不了的情感。
“在这个默认异性恋的社会，可能你跟一个男生单独出去吃饭就可以在餐厅点情人节套餐，但如果是跟一个同性别的人出去的话，嗯……就不会有这样的一种默认，大家的设想和由此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不同的。”
典典举了几个例子。
大二的时候，她和女朋友分手，前女友随后又和她们同班的男生好了。之前典典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同学们采取默许的态度，并不明确反对什么，但前女友跟男生在一起之后，很快就被捧为“班对”，不仅集体活动时会被调侃，目光也变得更有善意，恋爱氛围明显不同。春节的时候，男朋友到火车站送女生回家，车上的人都看他们笑，友好地问是不是男朋友啊。典典送她的时候呢？“就那样。”
典典属于女同中偏男性化的一方，在外表上也像个假小子，不太符合传统上女生的性别气质，这也自然而然使她遭遇一些误解与敌意。比如她不止一次在上厕所的时候，听到身后的阿姨、大妈小声嘀咕，女孩子怎么这样穿着打扮？有问题吧？也会有长辈说她的头发太短，没有女生的样子。
“但我还是比较幸运吧，”交谈过程中，典典不止一次这样感恩，“我有一个朋友就挺惨，因为表现出的性别气质比较另类不招父母待见，被家里人骂变态，每次剪短发回家都会挨打。还有很多人被逼婚、被出柜，跟家人争吵或者冷战——这都算小事，更有没收通讯工具后关在家里、生生拆散恋情、打电话给同性伴侣的家长，甚至差点被送去类似戒网瘾的非法‘行为矫正学校’等等更残酷的事情，都真实地发生在我的一些朋友身上。”
2013年5月16日上午，北京后海，3对女孩当众亲吻，一过路男子大喊：“死同性恋！”女孩们受惊集体倒地，一块“恐同杀死女同性恋”红色标语牌覆盖在她们身上……这场“5·17国际不再恐同日”前一天的“快闪”表演，旨在反对对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的歧视。（图片来自“女权之声”豆瓣相册）
Riffin身边，也有遭遇语言暴力的女同。典典和Riffin所知的遭受口头或动作上家庭暴力的同性恋多少反映出当今女同的生存状况，针对她们的暴力依旧是不可忽视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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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社会大环境难免使喜欢女生的女生们遭遇一些非议、歧视与恶意，但因为Riffin和典典都在大城市长大，受教育程度也较高，使她们身边有一个相对开放包容的小氛围，能够与好友无所顾忌地探讨自己的性向，而不受到质疑与冷眼。
在生活当中，Riffin和异性恋朋友的相处时间就非常多，大家无所不谈，提及女同性恋的话题也不会有太多顾虑。对于她们而言，常与异性恋人群探讨，反而可以弥合一些误解，消除不必要的偏见。
典典举了一个老生常谈的例子：无数直男问过她，两个女的要怎么搞？在他们看来，女生之间无法进行任何性行为。“这还是挺好笑的。其实同性恋社群的性也许更多元、更有想象力。”
面对采访对象的坦诚，我们也不再谨小慎微，把心里的好奇统统抛了出来——
“有刻板印象认为，同性恋的稳定性比异性恋更差，悲欢离合、聚聚散散的居多。你身边两情久长的女生多吗？”
Riffin：“以我现在的年纪，并不知道到底什么样才算是‘两情久长’。但对于我来说，两情久长与否取决于双方对于生活的期待或是无期待。就是对于‘想要过的那种生活’并无大的分歧，对未来有清醒的认识。”
典典：“我身边的异性恋群体也都是悲欢离合聚聚散散，同性伴侣也有在一起七八九十年的，能不能一直在一起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吧。这方面异性恋可能总体上阻力较小有优势，但两情久长的比例是否有区别需要更全面的研究。另外，我也认为任何一段感情的意义都不在于是否长久。”
2011年圣诞假期，典典女友及女友妈妈来到香港，和在香港读书的典典一起过节，拍下这张合影（左）。女友的妈妈在两年多的相处中，渐渐接受了她们的关系，还与典典一同在讲述中国同志母亲的独立纪录片《彩虹伴我心》（右）中出镜。
“喜欢女生给你带来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生活中有没有发现什么对同性恋不友好的设计？”
Riffin：最大的困难是不能和伴侣结婚，所以也没有未来可以畅想。每当一个国家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的时候，中国想结婚的同性伴侣都会欢呼雀跃，可是这在中国仍然看不到希望。虽然国内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正在逐年增加，但绝大部分民众仍然认为这是一种变态的现象；在接纳的人群中，也有很多人在“消费”同性恋话题，例如年轻人群体中的“基”“腐”成风，这并不是对同性恋真正的理解和接受。社会、尤其是媒体，应该多普及性取向方面的知识，并引导对同性恋群体看法的“正常化”。
典典：我是比较幸运的一个人，没有很大的家庭压力，生活环境也相对包容，加上我并不是一定要结婚，这方面的痛苦也少一些。可能除了歧视之外我没有碰到太大的问题。至于不“同性友好”的设计，可能前阵子李银河事件也做了一些科普，性别和性向是两回事，同性恋不一定在性别表达上显得很特别，而很娘的男生、很man的女生也不一定就是同性恋。我想澡堂、公厕可能会对“性别不驯”（与传统性别规范不符）的人造成困扰，这时有性别中立的厕所和独立浴室会更好一些。
右上：台湾世新大学拥有台湾第一所性别友善厕所，内置小便斗、蹲式与坐式马桶，每个便器之间都有隔间。其余图片为性别中立厕所标识。
“想过孩子的问题吗？”
典典：拉拉比Gay更方便的地方就是，子宫长在自己身上，两个女性要孩子已经是一个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更大的问题还是社会制度的不平等吧，就是同性没有异性恋婚姻所享受的福利，从上户口、买房子到生育权等都是要和婚姻挂钩的。
Riffin：很难忘的一次是，我的伴侣睡觉时喃喃地对我说想为我生个小孩。我知道这不太可能会发生，但我仍很感激这一切。她让我感知到生活的美，鼓励我去创造美，让我知道在这个不堪的世界中仍然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去追求。
典典认识的台湾朋友，已经开始“孕育”自己的孩子，并在社交网站上幸福地记录这一过程。
在交流的过程中，Riffin和典典都承认，目前所处的环境对同性恋非常包容，但今后难免遭遇不理解、歧视甚至是反同行为，这都将是她们面临的挑战。在她们周围，不乏因害怕上司知道而被迫装直人的同性恋朋友，平日无法跟同事聊自己的生活，很是压抑。
也许是见多了身边受到不公待遇的同志朋友，也许是“少数”与弱势的地位带来了勇气，曾经政治冷感、觉得过好自己小日子就行的人，会在某个时刻意识到——更好的生活，不行动一定不会得到。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寻求平等与改变的努力开始了。
4
我们是拉拉，拒绝被放在女性、“同志”、“同性恋”名下一概而论。
我们是酷儿，不满足于同性恋/异性恋、男/女、正常/变态的简单划分，我们追求与这个复杂世界相称的多元论述，并希望创造更参差多态的世界。
我们是实践者，投身中国性/别运动，和许多组织者一起，亲历现实的变化，相信人的改变才是社会运动最重要的目的。
我们是论述者，相信语言的力量。
（注：酷儿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形成于美国，它批判性地研究生理的性别决定系统、社会的性别角色和性取向，认为性别认同和性取向不是“天然”的,而是通过社会和文化过程形成的，因而人在性行为与性倾向上均是具有多元的可能的。）
上面这段话，是典典参与编辑的《酷拉时报》的发刊词。
《酷拉时报》豆瓣小站页面
“我觉得做一个女同性恋、一个女性，是特别幸运的事。”典典又一次提及自己的幸运，“异性恋处在相对强势优越的环境，可能就看不到这个社会上的性向歧视，也挺难去感受或者反思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但作为女同就会感受、思考更多。”
大学期间周遭对于同性恋与异性恋不同的反馈，让典典潜意识里不再把自己是女同性恋当作一件简单的私事，这种身份少不了在公共生活中面临多方审视。她开始关注同志组织与同志社群，也结识了更多这方面的朋友。她同热心公益的第二个女朋友一道，加入北京民间公益组织“同语”从事志愿活动，关注起国内在性倾向或性别身份上遭受压迫的群体。通过参与同语2009年开展的北京拉拉社区发展口述史项目，典典对1990年代中期以来十余年间，北京地区的女同发展史有了整体的了解。在《同语桔子报》翻译国际同志动态资讯，也让她进一步开阔了视野。
“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不断认识一些有意思的人，比如做同志运动的、做性别研究的，还有对同性恋社群感兴趣的、在当地做草根社群小组的人，大家交流切磋互相学到新东西，很有意思。”谈起这些，典典如数家珍。
随后，就是“一入同行深似海”。典典如今在华人拉拉联盟工作，同时也是《酷拉时报》的编辑。据她介绍，华人拉拉联盟的主要工作包括联结各地的拉拉小组及个人，提供培训、资金等方面的交流平台。《酷拉时报》侧重对社会上不同性别议题的反思，和对性别成见的批判，不乏一些前沿的观点碰撞与争议，甚至也会引起较大的内部分歧。比如就同志运动的诉求，有人认为应该是争取同志婚姻合法、推动同志婚姻平权，异性恋一样进入婚姻殿堂；另一些人可能正相反，觉得整个婚姻制度都应该被废除，因为婚姻本身也是一种特权，最好的状况是大家自由结合，没有性别人数的限制；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应该结合其他社会运动，打造一个不仅在性向上没有歧视，而且在性别、种族、阶级……上都平等的社会。“这些都是为改善做的努力，虽然方向不同，但彼此并不互斥，应该一起存在，解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要。”
2013年台北同志游行、2011年香港同志游行（左），典典都在队伍里。她说，参与同志运动以来，看到戴彩虹饰物、打扮特别“酷儿”的“疑似同类”，都会特别关注，因为有种革命友谊在里面。
“对我来讲，在成长的过程中，作为女同性恋这件事不仅跟我的情欲相关，也对我对社会的理解、对应该做些什么的理解、对于我认识了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都有很大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我是女同性恋是一件跟我的生活不能分割的事情吧”，顿了一顿，她加重了肯定的语气，“嗯。”
“嗯”这个字，像是典典给自己的认证：从意识到自己喜欢女生，到接受自己喜欢女生的性向，再到加入同志运动，在公共领域为这个身份发言，她用行动完成了对“女同”身份从个人到政治层面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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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想未来，Riffin和典典理解的“乌托邦”是这样的：一个同志友善、开明、承认多元、没有歧视、包容的社会环境，让自己和伴侣都不会受到伤害。
“理想的状况也可以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的一句话来表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包括性向选择方面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是一个可以保证所有人都自由地去实现自我，然后不受歧视和伤害的社会。”
女同组织在近几年发展迅猛。《性少数人群的自组织形态——对北京女同社群的观察报告》中介绍，中国上海LBT权益组织“上海女爱”2014年印发的《中国大陆拉拉地图》显示，目前中国各省市已经成立并在运作中的拉拉组织已有46个，基本覆盖全国。
也许对于相当一部分女同，真正浮出水面为自己发声是件很遥远的事。她们可能尚走在自我认同的半路上，也害怕在半公开的场合被迫曝光出柜，或者只是没有典典的那份“幸运”与自由。但势不可挡的是，一个个隐匿的身份走出阴影，微弱的声响渐成呐喊，高呼着人性深处最本真的诉求：爱。
文章的最后，我们感谢典典与Riffin，坦诚又无私地与几乎素未谋面的我们分享心路历程；并用一句李银河的话祝福她们和所有人——
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拥有快乐的人生。
（特别鸣谢嘎嘎为本文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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