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专题｜支教：皇帝的新衣？
编者按：
今日是五四青年节，朋友们争相在朋友圈里转发母校的烂漫春景，或是自己意气风发的“青年”自拍。
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个北窗的朋友，她转发了鲁迅先生曾经的一段话，直到今天还是那样振聋发聩，更与今天的专题遥相呼应。
那句话是这样讲的：“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在这个节日，谨向所有在黑暗里发一点光的那些青年，致以敬意：）
文｜嘉璞
大部分朋友在上大学的时候，都参加过或听说过“支教”项目，有的人跃跃欲试，有的人热泪盈眶，有的人嗤之以鼻。更有的人，这三个阶段都经历过。
热泪盈眶的人们支教归来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在最好的年纪遇到过那一群可爱的小孩子。“他们点亮了我，从此人生大不同。”
也有人对此不屑，太布尔乔亚了，太自我感动了——你对中国的教育困境知多少，又以为自己改变了什么？“支教的受益者，与其说是被支教的对象，还不如说是志愿者本身。”这是另一种声音。
而对许多的支教行动者而言，“支教”二字在他们心中的概念其实一直在演化之中——经历了最初冲动式的尝试，过程中的迷茫自省，在概念、方法和效果之间抽打拉扯，在个人、机构和社会之间徘徊踱步，痛苦地、但又坚持地探索着前面的路。
支教到底有没有用？
任何一种涉及多边的行动，其评价标准都必然是一道多选题。
量体方能裁衣
很多人质疑支教“听上去很美”，实际效果就如同皇帝的新衣——只听得某某政府又贴了公告表彰、某某媒体又推了专栏宣传，但谁也看不见到底穿在哪儿了。
这一质疑的根本落在了支教内容的有效性上。
众多支教的个人或机构，其“野心”可大可小，大到“推动中国教育变革”，小到“上好这一堂课”。然而无论覆盖地域或人群，支教内容大致可以归类为三种：一，课本知识教学：常见的比如寒暑假大学生社会实践，一支小分队开到欠发达地区的学校为学生们“补课”；二，课外知识教学：尽管还是知识传递性质，但内容不限于教学大纲，可以是已开设科目的增强训练，甚至可以是学校尚未开设的科目（比如外语、美术、音乐），支教的个人和机构往往能开发出好玩有趣的课程形式；三，非知识类的综合素质锻炼：这一内容所涉更广，比如动手能力、团队合作、社区意识、职业规划等等，内涵丰富，且在不断拓展之中。
问题来了，“你们给的，真的是学生需要的吗？”
PEER（中文名毅恒挚友）是一家成立了八年，服务中国内陆欠发达地区中学生的NGO，将发掘乡村学生潜能并培养社区领袖作为自己的使命。尽管上述三种内容的“支教”它都曾有所涉及，但现阶段的重点与使命一样，更侧重对学生综合素质和潜能的挖掘。这个问题，也曾是它的困扰。
“历年来我们有很多课程，除了给孩子们教英语之外，我们还有戏剧、绘画、手工……但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是这些课而不是别的，我恐怕得说，是因为志愿者会这些。志愿者们根据自己的专业或者特长去设计项目。”在PEER服务了八年的刘泓告诉我。
“志愿者流动性大吗？“
”流动性比较大，这也是短期项目的一个弊病。时间短，人员更换快，很难长期、系统、持续地进行项目设计。志愿者每年不一样，项目也就不一样。“
量体裁衣是一个很美好的理念，但难以避免裁缝频繁换人。了解当地的教育环境甚至社会环境，发现学生个人的兴趣及需求，系统并有针对性地开展项目的设计、执行、反馈和调整，全部都需要两个字——时间。时间的载体是人，仍然以大学生为主的志愿者群体，总会遇到课业、实习、人生选择等各种各样的新题目，很难年复一年地把个人时间投入到支教项目当中去。
尽管PEER目前最知名的还是它的短期支教项目，但为了克服短期项目的弱点，它也在进行长期项目的尝试。
“比如PEER空间项目。我们招募能够服务一整个学期的志愿者，从‘头’开始设计这个项目。”刘泓向我介绍PEER的另一种项目形式，“现在采取的模式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技术，把一个教室从设计阶段就做的很不一样，比如可拆可拼的桌椅、泡沫式地面。内容上，也开始做一些O2O（线上对线下）的网课，配备投影仪和平板电脑。资源还不是很多，不过我们在一步步尝试。长期项目因为持续性强，所以调配资源也比短期项目容易一些，毕竟我们不能只去一个星期就跟校长说，我们想把你们教室里头拆了。”
“学生们怎么去评价PEER的课程，项目有设计反馈体系吗？”
“有。一开始我们低估了学生的能力，觉得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去给课程做出客观评估，直接发个形式化的问卷就完事了。现在我们在想办法逐步改善问卷的设计，把它变得更生动、更易懂，这样学生可以更好地通过问卷表达他们的看法。”
许多像PEER一样的教育公益组织，正在通过理念和方法的创新不断改善自己的项目设计，努力把握学生们的真实需求。而还有一些其他的公益组织，例如美丽中国，从一开始就以课程教学为主要内容，并且选择了长期项目的形式。
“我认为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的影响不是今天洒下种子，立马就能长出树来。”在曾经参加过美丽中国两年期支教项目的阮老师分享了她的故事，“就比如我个人当时经历的情况，第一年教完之后因为诸多原因换了一个学校。我一直想如果我多待一年，初二到初三的时候能够继续和学生们在一块儿，应该能更好地帮助他们。”
“两年的时间，相比很多短期支教项目，是不是已经能比较好地克服持续性差这个问题了？”
“和短期支教相比，我们是更长一些。”阮老师在电话那头想了想，“但和一个人的人生相比，还是太短。”
尚不弊体，谈何华裘
在“支教是不是有用”这场辩论中不断高调发声的，还有这样一种反对声音——小孩子们温饱都是问题了，你们还去教这些没用的？
典型代表是前几年在网络上非常流行的一篇文章。作者写道：“没有对外面世界的强烈渴望，也许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会遵循着父辈们的路线：长大——出门打工——回家结婚——出门打工——回家种地养老的生活。但是总比那种心里有梦，却怎么也无法实现的痛苦来得好得多。或许大多数志愿者都是那种一日三餐无忧的天之骄子……再看你们的作为，试问当一个你非常崇拜的大老板跑到你身边，然后告诉平凡的你：只要你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发展，你就能成为和我一样的大老板了。然后你满怀激情的去拼搏，去奋斗，但是很遗憾你连创业的初始资金都没有……给他们带去了海市蜃楼般的梦想，但是这个梦想都会破的，梦破了带来的痛却给了他们无尽的折磨。”
我想起阮老师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一句：“我们不仅仅是去教课的，老师肯定会对学生产生影响。教完一两年，都会留下一些东西。”上文的质疑，则正是针对“留下的那些东西”——也许你教会了他英文，教会了他画画，这些你都教得很好，但是你们作为“外面世界的人”闯入了他们的生活，这对他们反而是一种“求之不得”的折磨。
这一容易引起共鸣的论调其实建立在两个理论基础之上：第一，生而为人，追寻梦想如果失败，那么失败的痛苦必然大过追寻的快乐；第二，支教项目带给学生的，只是“外面的世界很美”的粗暴呈现，和“要努力就可以实现梦想”的空洞口号，对改变他的生活并无实际帮助。
第一点我们暂且不论，这几乎是一个“祛昧是否会让无知的人变得更痛苦”的哲学议题。只讨论第二点，许多教育公益组织做的事情，并非作者理解的这般简单。
认识世界，从认识自己开始。PEER所服务的地区和美丽中国有个共同点，就是少数民族学生居多。为此，PEER设计了一系列与“寻根”、“认识故乡”相关的课程。“2007年那几年，我们还在做国外教育方式的引入，比如阅读加思考啊之类的学习方法。2010年之后逐渐认识到，学生对自身、自己的社区以及民族文化的了解都十分有限，后来也开发了相关的课程。”刘泓介绍。
“我们一直说的一句话，美丽中国的老师们要成为教育行业的领导者，系统地去改变教学资源的分配，引起社会变革。”阮老师说。也是她在支教的这两年里，身观体察着发展水平有限的一所云南中学里学生的困境。
“比如说上着上着课，一个女孩子就不来了，后来一打听，说是回村子里结婚去了，才初中。所以去年媒体关于早婚村的报道出来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因为已经见多了。大家经常开玩笑说‘中二’，其实就是初中生把自己束缚在一个壳里的阶段。他们又处于较为信息较为封闭的地区，除了知识之外，还有看事物的角度需要引导。”
不同于简单粗暴地进行价值观的说教，阮老师发起了一项活动，叫做“实现学生的愿望”。她去和每一个学生谈，首先了解他们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对什么职业感兴趣，那是“目标”。接下来再和他们一起分析现状，明确现在自己所处的位置，这是“起点”。然后一步步从目标逆推回来，看看要达到每个点需要做什么。
“那个时候微博比较盛行，我会在微博上po出学生的愿望，然后有些朋友看到了就来帮忙。但不是白帮忙，需要学生自己完成一个小任务。”阮老师有个学生想成为运动员，按照她的逆推法，当运动员需要考上体校，而考上体校需要现在取得良好的长跑成绩。“我们约定好，下周田径队训练完之后，他要在几分钟内跑完1500米。如果任务达成的话他想要一个负重的沙袋。当时来了一帮同学，在旁边掐表、拍照，但是第一次没有成功。第二次，他做到了，我po到微博之后，就有人帮忙寄来了沙袋。”阮老师还有一个想当设计师的学生，她们约定的任务就是在某堂课开始前，学生把自己设计的服装分享介绍给大家，后来她画了一整套礼服系列，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套颜料画具。
仅有热情澎湃的鼓励，并不足以支持生活在贫瘠物质环境中的少年伸手摘星。他需要从踮起脚尖摘一个果子开始，释放自己的努力，见证自己每一步微小的成功，才能够在拥抱梦想的同时，让信心和能力一样增长。
“你会怎么形容这个实现愿望的活动？”我问阮老师。
“就是给孩子开一扇窗，让他们去看到外面的世界，并且引导他们建构起与这个世界的桥梁。”
“通过这个活动，是想教给他们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人在努力的时候，是会有回报的，激励他们去探索未来。另外还有，人不能随便伸手向别人要东西，要付出努力，简单来说就是人助自助者。”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回到本文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支教的受益者，是不是根本不是被支教对象，反而是支教志愿者们？
如此发问的人中，有不少是“看轻”教育这件事情的——他们认为既然是志愿者，就不应当成为公益行动的受益者，应当守好自己“做贡献”的本分。
然而事实上，教育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一方对另一方在智识上的居高临下，也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资源施舍，它是双方的互动与分享。“对支教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支教必然是去做奉献的，偏远山区、苦、几天洗不了澡，好像如果不这样就不是合格的支教了。其实之前美丽中国的合作学校，都是有网络、有水电的宿舍，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随手拍了一张照给朋友看，朋友说，诶，你们窗子怎么不是破的啊？”
这并不是唯一的认识误区。比如，支教应当是无偿奉献的，不应当成为一个有酬劳的行业，应当是一份志愿事业；又比如，支教带给学生的是更多更好的教育，是用来替代当地老师的。“美丽中国的模式从来不是代替，而是新的投入，就是所谓的鲶鱼效应。比如当时我教英语，很多老师会互相听课的习惯，我能看到其他老师也来学习，也激发了他们的创新性。平时老师们之间也会办交流会，比如我们教他们网购，他们教我们当地民风民俗。我们不是替代，我们是补给和激发。”阮老师说。
“经过这些年的支教经历，你觉得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我预想，她可能会提到物质资源的不足或者学校的不配合。
“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观念的问题。“资源能否到位，团队能否坚持，社会能否配合，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大家对待支教或者说对待教育公益行动的观念是否成熟的问题。“我结束了两年的支教项目以后，在美丽中国做招募的工作。能够符合美丽中国影响力模式的人，要有持久力、沟通力和领导力，对他们来说两年的机会成本是很大的——为什么我不去麦肯锡、联合利华，我到这里来做支教呢？”
但招募的困难并非是志愿者个人“觉悟不高“。一项有益于大众的事情如果希望持续地做下去，应当自有其激励机制，而不应当纯粹依靠个人的觉悟。“很多来报名的人都会被自己的亲朋好友问，你们这么好的大学出来，为什么要去农村教书啊？社会大众对于什么人能去农村教书有自己的成见的，他们往往认为这不应该交给享有最多教育资源的人来做。”
“那应该谁来做呢？”
“社会看法是，师范毕业的学生可以去农村教书，最好还是女学生。”
“这样会带来什么问题？”
“这种看法背后的价值观其实是，教育本身是不被推崇的，不被重视的，从事这个行业是不光鲜的，尤其农村教育更被看弱。这些观念上的东西也给招募带来了许多困难。”
“招募支教老师困难，什么样的激励措施会有用？”
“政策上的利好会有很大帮助，比如参加完之后公务员考试加分。还有企业对年轻人参与公益活动的经历更有认同度，为这些人提供更多机会——这些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关键是推动社会氛围，要让年轻人在现实层面也能够有所得。”
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激励更多是精神上的，不是来源于政府，也不是来源于学校，甚至也不完全来源于志愿者所属的公益组织——它更多来自学生。“真正让我觉得感激的是，我当了两年的乡村女教师，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我从来没过过教师节。那一年教师节，我正好家里出了事，请假了在家，心情很复杂，正处于一个不知道要不要坚持下去做支教的节点。那天晚上零点我收到一个帮助过的女学生的短信。她说，遇到你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如果没有你，我都不知道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事情，教师节快乐。那个时候，突然被理解了，觉得要继续下去。”
我想起柴静在卢安克的专访节目里说的那句话——教育，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自己与自己之间发生的事，它永不停止，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支教作为一种教育公益行动，它像无数其他的公益行动一样，有褒自有贬。在负面评论中屹立不倒的，更多是从业者坚持改变世界的初心，和不断改进方式方法的决心。
与其感慨或苛责“皇帝的新衣”，不如自己也动起双手，亲身参与这一行动本身。为他人做件好衣裳，予人温暖，教人世界。
注：感谢文中接受采访的两位分别来自PEER和美丽中国的工作人员。这两个公益组织近期都推出了系列公益活动，美丽中国的春季招募也将截止，如有兴趣了解更多信息可登陆官网查看。
PEER: http://www.peerchina.org/
美丽中国：http://www.meilizhonggu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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