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上海的摩登与时尚

今天在南京西路上走一走，不得不想起张爱玲来。南京西路一带，至今为止，她仍是最好的城市作家。

想起她写过的，一双水红色的绣花鞋，兀自微微内八字地走在南京西路上的情形。那双绣花鞋，如今倒好像是被张爱玲本人的幽灵穿着，在人行道上一路沙沙地轻响，并一路伴随着。

当年她写公寓生活时，正是孤岛时期，败相已经显露出来。房间里的热水汀就已经不好用了，现在的人家索性将废止多年的旧水汀拆光，地板上剩下热水汀水管的圆洞，房管所的工人就用一小块烂木头，削圆了，塞住了事。圣诞树的墨绿色身影，已经被晒褪色的旧平绒窗帘和幽暗的日光灯光所代替。那些凋敝的窗口成为这个城市沧海桑田的故事。

那里的老人，也许会对你说，他家这套房子，是1947年时花七根大黄鱼，从一户举家去美国的犹太人手里顶来的。而张爱玲本人住的那套公寓，现在的住户，是她姑父家的一门亲戚。这样的老人，想来那时手头还是宽裕的，但现在，会为了节省自家的自来水，特地去后楼梯的拐角，用从前给各家佣人公用的马桶间。

凯司令咖啡馆现在早已不是她当时描写的那样阴沉。现在它是一爿大店，有栋朝街一大片玻璃墙的三层楼房。店面是堂皇了许多，栗子蛋糕也还是他们的招牌蛋糕，但口碑却是大大地差了。到底隔了一个又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人们对蛋糕和咖啡的口味都变得更快餐，自认为见多识广，再也没有对食物郑重其事的爱慕。

当年她提到的平安电影院，现在早已关门大吉。电影院气派的入口处，现在成了一个外国女装店的入口处。不过，仍保留着她形容过的那条宽阔的香蕉般弧线，那正是装饰艺术式建筑大门的典型风格。从前的商店与电影院，还有舞场，大都名字还在，但门牌号码却是改动过了的，是曾天翻地覆过的佐证。

一路看着那些老店标出现在不同的底楼，顶着个老名字，但面目已非，就像立志来沾光的远房亲戚。如果说上个时代是物质主义的，这个时代就是实用主义的。来不及讲究体面，急煎煎先一把拿来，利用起来再说。

如今，距离1966年，又有40多年过去。兜兜转转，上海此刻又以成为世界大都市为己任。  “摩登”这个词也被“时尚”所代替。那不是modern的新译，而是另一个词fashion。摩登事关一种价值观和姿态，而时尚与其说是一种入时的装束，不如说更是一种产业的名称，比价值观务实得多。

从平安电影院到凯司令咖啡馆，现在有了三幢笔直的摩天楼。相比凯司令，它们虽然又新又突兀，但却是非常地道的上海。上海从来就是一个敢在街道上无所顾忌地呈现各种建筑的城市，它从来没时间和雅兴将自己规划得雅致一些。

它一直是个没有节制的人，一旦有钱，不怕把自己撑死。到了没钱的时候，就勇于当个败家子。不管怎样的建筑，都能以它看来合理的角度和可以同情的理由并肩站在同一个街区里。

那三幢摩天楼里，有着当年与绿屋夫人时装店同样时髦的女装店，也可以安全地买到六克拉的钻石和西伯利亚甚至是芬兰的皮草，不用担心发生郑苹如或者王佳芝那样的事。那里还有各种餐馆和咖啡馆，从鱼翅捞饭，到星巴克咖啡，可提供全世界各种口味。

来自物质的诱惑仍旧这样多，在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奢侈品橱窗前，谈恋爱的青年仍旧与1934年那样流连着，女孩子向往地瞻仰着小职员一年的薪水才买得下来的皮包，男青年只有满面羞愧的份。到了不吃不喝过一年，才能买得起一只皮包的境地，这样的打击，就不能仅仅归纳为“意外的损失”了。

物质与消费，卷土重来之时，成了一种深深的饥饿，摧毁人的自尊心。狂热地追逐现代性的时代真是过去了，现在的人们只有能力去追逐时兴的款式。

张爱玲身上的物质主义气息，如今已像巴洛克晚妆上，在眼睛下方点的一粒苍蝇痣一样，成为标志。但她于闹市的红尘滚滚中对人性复杂之处沉痛的揭示，她对通商口岸城市民心幽深之处的体察与刻画，她对田园情调和乡村意识形态决然的反叛，所有这些摩登之处，竟也能被现在的读者与评论家解释成“时尚”。读一读张爱玲多年前在南京西路的公寓里写的那句话，“现在的人，真是越来越下流了”。

这样的城市自是不美的，但却有一种地道的通商口岸城市的活力和激情。在这样的街道散步，能得到一种来自历史的奇异和强烈的刺激。那种感受，就像一个从葡萄牙语辗转进入洋泾浜英语的词：maskee（没关系）所指代的那样，这里不管不顾，缺少章法，却勇往直前，对一切，都“没关系”。从摩登到时尚，当然也是没关系的。

《永不拓宽的街道》

陈丹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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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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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Jss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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