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观察与新思考：中国译学中西、古今之问

我国译论建设应该“坚持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亦即以本民族的文化和译论资源为依托，古今沟通，中西融通，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翻译学学术话语体系。

《译学研究叩问录——对当下译论研究的新观察与新思考》的作者张柏然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资深翻译家。现任中国翻译协会名誉理事、江苏省翻译协会名誉会长。曾任中国译协副会长兼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

张柏然教授

另一位作者辛红娟为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富布莱特研究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获得者（2012）。兼任浙江翻译研究院执行院长、湖南省东盟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等学术职务。

两位作者将多年来对译学研究的所思所想，以问答的形式写成这本书中。全书分上、中、下三编，试图在一问一答之间，或从理论的高度，对翻译理论作整体性的把握和多方位的思考；或秉持中国传统译学理论、借鉴西方译论话语，从某一特定视角出发，对所论议题进行剖析，在具体分析中去探索译学的奥秘；或以哲学、美学为纲绳，探测、挖掘翻译这一人类特殊的精神活动的丰富内涵，字里行间从一个个侧面映现出译学理论研究在艰难中探索前进的轨迹。

新观察与新思考：中国译学中西、古今之问

• 我国译论建设应该“坚持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亦即以本民族的文化和译论资源为依托，古今沟通，中西融通，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翻译学学术话语体系。因此，古今沟通与中西融通，便成了一个关涉我国翻译理论建设前途和速度的重大问题。

• 我们觉得中国译论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中西融通正在推进。中西译学思想传统，同具人类理性认识的某些普遍性价值。中西文化精神对于人文价值等的追求，是有某些可以相通的地方。中西融通应该首先把中西译论的相似点、相近点找出来，加以比较、沟通，然后形成互补局面。中西译论只能是相似、相通，而不能是相同。如果我们把这些方面找出来，形成互补，就达到一种交融的境界。 

• 任何一个文化大国，它在建设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的时候，都是要以本国的翻译经验作为自己最基本的认知材料，作为整个知识体系的骨架和网络。

• 中国古代译论从来都不是架空立论，而是时时以体验为先导，在体验的基础上再进行归纳总结。凸现体验之维也就是突出对象的当下性与具体性。

• 翻译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而不是个人的日常生活现象，因此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的范围内，翻译体验就必然具有普遍性，这种体验的普遍性恰恰是翻译理论可能存在的客观基础。如何将这种普遍体验转换为一种知识形态则是翻译理论面临的主要任务。这就是我们的学术姿态和研究方式。

• 要使我们的翻译理论体系具有中国的优势，必须重视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智慧，要养成我们中国式的人文情怀、文化姿态和叙事方式，直接进入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体验和思辨出具有自己文化专利权的原理、原则。然后对东西方的原理、原则进行互相参照，互相贯通，相同的东西通之，不相同的东西比较之，在参证比较中得出更加深层次的结论。

• 作为一个现代大国，中国是不是要在翻译理论建设上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翻译学学术话语体系，这是翻译界的一大时代课题，值得我们深而思之的。

• 应当说，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界在元理论思考方面的成绩并不令人满意——“元理论”是一个被普遍意识到、但却没有得到合理表达与有效处置的问题，原因之一就在于元理论问题对其研究者本身的理论视野与思维水平有着极高的要求。翻译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现实的迅速改变，对翻译理论元理论思考提出了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迫切的需求。面对这一学术需求，翻译学人投入了新一轮的理论追索。

• 建立翻译学就是要揭示所有与翻译活动有关的内在特性，并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描述和研究。毫无疑问，任何学科的建立都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从杂乱到系统化的过程，只要我们认定这一目标，翻译学的建立便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终究能够圆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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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中国翻译学，我们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从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现实出发，从汉-外、外-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实际情况出发，描写翻译实践过程，展开翻译理论研究。

• 要建立中国翻译学，必须坚持科学化与人文性相结合。只需回顾一下翻译史，我们不难看到，一部翻译史就是翻译研究方法迭相嬗变，不断另起炉灶的历史。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因为翻译有内在的规律性，对翻译的内在规律作抽象、形式化的描写使得翻译研究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另一方面因为翻译是涵盖面极广的社会现象，对翻译的社会性、实践性和主体性的研究又使翻译研究具有人文科学的属性。因此，要建立中国翻译学，必须坚持将两者统一起来。

• 本人认为，重建中国译论，至少有这么几条道路可以探索。第一，以现代观念去整理中国的译论遗产，探究中国译论的现代价值与意义。第二，以创造性思维对西方译论流派进行变异，在世界译论流派史上刻上中国的名字。第三，以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去整合西方片面精确的译论，使之在更高的文化层次上得以整合与优化。我认为这是具有整体性思维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应有的一种自觉姿态，译论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

• 中外学术发展史告诉我们：学派是激活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酸”，是学术有机体发育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细胞”。学派既是科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的标志，又是学术交流和学术争鸣的平台，也是推进学术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的动力。学派对于传承和绵延文化精粹，造就一代学术大师，凝练学术传统，以多样个性来充盈学术的普遍性，促进学术进步有着十分重要的引领作用。

鉴于中西译论在发展形态上的历史落差，当前的研究在深化“中西对话”的同时，更应注重“古今对话”，以形成“四方会谈”的格局。比较译学研究的迫切问题不是价值共同性的许诺和规律普遍性的追寻，而在于合适的对谈原则和方法学基础的建设。

本文节选自  

《译学研究叩问录——对当下译论研究的新观察与新思考》

编辑：Jss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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