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献上一个香吻，立马用枪崩了你
安吉拉·卡特：让女性书写保持野性
文 俞耕耘
安吉拉·卡特，这位英国女作家，天生就是伟大的摧毁者、诱惑者、模仿者和篡夺者。莎士比亚、王尔德、爱伦·坡、童话、哥特小说，总像魅影在她小说里隐现。但是，卡特有着强大“文学免疫力”，她贪婪戏仿前辈大师，改写民间故事（犹如吸血鬼），非但没有丧失自我，反而成就了纳罕痴狂的写作特色。这既让我想到巴塞尔姆的暴力解构，也不免让人念起她的好友萨尔曼·拉什迪。好友之间可能真有风格的认同，卡特身上自带拉什迪迷狂般的话痨气质，那种才智、邪趣和奇喻就像梅毒、鼠疫一样“肆虐”，难以遏制。
这样一位“极端实验者”，把小说当成癫狂的化学实验。怎样在邪恶里开出花，如何在迷情药水里滴入致命毒汁？卡特催化出了变幻万端的文学“反应”：死亡、情色、倒错、癫狂、粗鄙、恐怖、肮脏、邪恶随意混搭，生成无数风格。我从不认为，你把爱伦·坡的阴暗，波德莱尔的忧郁，纳博科夫的戏谑嫁接一下，再嗑上点儿致幻剂，就能复现卡特风貌。这就像你不会以为，让一群大师合唱，就能获得完美“和音”一样。这些都是表面效果。本质上看，卡特的写作就像一个穿着蕾丝的妖冶女子，刚献上一个魅惑香吻，立马用枪崩了你，对着一具染血尸体，她吹了吹枪口，坏坏地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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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怪故事集》里，女人们在家必须拿起主意（《一壶脑子》），还要承受漫长历练（《太阳东边、月亮西边》）。在“聪明的妇人、足智多谋的姑娘和不惜一切的计谋”这章，卡特让你理解，为达到目的，女人施展的种种手段。这看上去，简直就像一部名为《蛇蝎美人》（Femme Fatales）的美剧。作家搜罗的精怪故事，始终都没摆脱两性关系这个“关键词”，具体又呈现为梦与醒的张力断裂。你能发现，一边是爱情的奇幻，一边是生活的粗鄙。也许，从来就没什么“折中的柔性”：因为全是不能持久的幸福，灾难突袭后的家庭（如第6章“不幸的家庭”）。
卡特虽然只是故事的搜集者，但她无疑与弗兰纳里·奥康纳一样，沉醉于不折不扣的“暴力惩罚”，直指人类阴暗疼痛的生存经验。“故事里不言自明的共同目的是生命的繁衍与延续”，每个以婚礼收尾的老套故事，大多还有更老套的悲惨开局：“丧父，亡母，或者父母双亡”――在我看，不妨称作“死亡经验日常化”。作家毫不掩饰精怪故事中的功能缺陷：生活与灾难间，就像男女共用的洗手间，没有门帘隔开。罪行非但没发生在仇敌间，反而出现在家庭内部（如继母让子女送命，手足为争斗残杀）。
这算是“相爱相杀”吗？卡特可没这意思，或许我们应该换种角度理解：这缺陷恰恰是种暴力的“武断风格”。它同时是绽裂的豁口，撕开了精怪故事的价值。当你赋予“继母形象”以残酷标签时，“似乎也反映出我们对生母的复杂情感”。故事结局看似美满的婚礼，或许只是另一个不幸故事（如女子产后早亡）的“序曲”。卡特的眼光，在于发现了精怪故事背后生死相接的无限回环――幸福与灾难，总像阴爻和阳爻的交替。最简单的故事结构、质料往往能穷尽故事的象征交换价值。
甚至，精怪故事也成了生产幻想愿望的“脚本库”，流行艺术、通俗小说、电视肥皂剧都能从中找到灵感――“极端的幸运与丑陋，聪明与愚蠢，邪恶与高尚，美貌，魅力和狡诈，也有喧杂过度的事件，暴力的举动，剧烈与不和谐的人际关系，故意挑起的纠纷，刻意制造的谜团”。那么，卡特为何会对这些粗浅简化的精怪故事抱有浓厚兴趣？换言之，她想从中习得什么？
这正是关键所在，我以为卡特试图保留一种野性思维，她想找回的是未经“驯化”的故事。长久以来，现代中产阶级作家们不断祛除故事的粗俗内容：性和排泄功能被屏蔽了，性爱被削弱了，下流笑话被剔除了。换言之，文学应有的原始感官（视觉、体感和气味）愈加退化，沦为了精致纤雅的无趣玩意儿。这就像“新民歌”取代了“原生态”；拆掉古建筑，另造“仿古风”。某种程度上，《精怪故事集》就是作家最后的“文学采风”，蕴含了卡特小说创作的理念：即使冒着“返祖”的风险，也要呈现一种女性的原始感官。因为没有女性的视知学，就谈不上什么女性意识。
事实上，《精怪故事集》作为卡特临终前的编选作品，完全可以视为她文学趣味和气质的“落笔”。当众多评论者总爱用魔幻现实、哥特式、暗黑系、女权主义等标签框套作家时，他们都犯了一个肤浅的错误：把技巧当做了气质，将手段当成了目的。我更愿意把她的小说视为一种“功能化的魔法机器”、“收容各种故事材料的染缸”。卡特就像善于腌菜的行家里手，总能把鲜菜搞成泡菜。因为她有自己的“老汤引子”，刺激过瘾的“锅底”。她的气质就像一个炼金术士、魔法家、写故事的巫婆。一切陈腐的落败都被施了魔法，成了开到茶蘼的颓丽。
说实话，卡特吸引我的并非故事、思想和观念。因为她的小说总有雷同的“调性”：冷漠残暴、纵欲迷乱；人物大多是盲目癫狂，陷于无意识的“自毁”；情节大多就如牵线木偶，终局都有类似“大火”的灾难，把故事通通“送葬”。换言之，卡特从不在乎什么“反映现实”的陈词滥调，而是追求一种文体快感，叙事效果，让你在感官上始终亢进，高潮。在某种程度上，她像一个不折不扣的“女萨德”。她的天才，在于把女性的“野性思维”发挥到极致，呈现了各种被压抑的原始幻想。如果让我概括一下，那就是写作中四溢的恋物癖、异装癖以及操控欲。甚至，你能轻易嗅到一种BDSM式的主宰与臣服。
恋物让卡特拥有了超凡的感官，《明智的孩子》充斥着洛可可式的浮华绮丽、眼花缭乱的视觉诱引。“我们总是努力打扮。粉涂得一寸厚，下楼吃早餐前先戴上脸，蜜丝佛陀粉条，假睫毛刷上三层睫毛膏，一应俱全。……现在我们只用简单的蘑菇眼影，混合一点烟草棕加深色调，涂灰黑色眼线。我们指甲油的颜色搭配脚趾甲，搭配唇膏，搭配胭脂。露华浓的‘火与冰’”。她只依赖几种气味就能透视小说场景，单靠堆砌意象物件儿就能烘托人物韵味。穷人“得在四面透风的公车站枯等好几个小时，听着处处打老婆、砸玻璃、醉鬼唱歌的声音，周遭又冷又暗又满是炸鱼加薯条的味道”，“这屋子有点猫味，但更多的是老迈歌舞女郎的味道――冷霜、蜜粉、防汗腋垫、陈年烟味、凉掉的茶。”就像她反复描绘的“马戏团”一样，小说本身也成了魔术施展的前台，嗅觉有了颜色，听觉有了味道。描写成了“杂耍游戏”，杂烩了所有直觉想象。
在处女作《影舞》中，胆小怕事的莫里斯，是个没人认可的古董商，不是画家的作画者。蜂鹰则是冷酷的“玩弄女性者”，“就像一只细长的浅褐色海豚，溜出了任何可能的责任与情感之网”。莫里斯被蜂鹰精神奴役，甘当帮凶，见证了蜂鹰的罪恶（将美少女吉丝莲毁容、掐死）。卡特揭示了一种“依附的恶”：受操控者因为迷恋主宰者，忍受了罪行。埃德娜顺从莫里斯，近乎奴隶，“丈夫是一种自然的力量或不可抗力，就像一场地震或者可怖的痨病，是与生俱来的，须默默服从并遂天意一次次地受孕。要去爱丈夫，需要不走心的坚守，需要有古老潮汐那般彻头彻尾的弱智。”蜂鹰与吉丝莲，无疑就是主奴关系的“死亡极点”，这就像SM里走火入魔的“冰恋”。
如果说《影舞》只是卡特“恶趣味”的小小挑逗，那么《新夏娃的激情》就像重口味的“炸裂”，陷入某种荒怪的“倒错”与“疯癫”中，远远超出幻想的边界。以至于，你会怀疑，卡特写作时是否嗑了药，才能产生如此喷薄潮涌，令人费解瞠目的性幻想。然而，我要承认，也许性幻想才是理解女性意识的真正秘境。作家以寓言思维赋予这个“非理性故事”象征内涵。艾弗林抛弃了流产的女友蕾拉，在沙漠中被一群怪异的女性捕获。他被阉割，拥有了女性身体。在逃离女人城后，不想落到暴君――“零”的手中，俨然沦为性奴。当艾弗林爱上了特丽思岱莎，却发现她是伪装成女性的男性。可以说，卡特模仿卡夫卡写了“变性记”，高明的是，她粗暴造就了性别意识和身体的“人为分裂”（男性意识寄生在女性身体中），“阉割”也可视为“异装癖”的极端变体。
表面看，《新夏娃的激情》是一部充满“恶意复仇”的小说试验，使男性遭受女性的报复性改造，讲了一个中国式的因果报应故事。其实不然，卡特书写了一个深层的哲学隐喻，男女两性并非绝对的“主-客体”关系，他们其实互为欲望的客体。艾弗林和特丽思岱莎的同时“倒错”，也巧妙穷尽了人类性取向的所有可能性。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卡特不再满足于单纯呈现女性经验、描摹女性身体变化的每个纤微时刻（月经、性爱、婚礼、生产等），而是探索了女性意识与男性话语的“回旋”、“对峙”和“凝视”。
尽管，这部小说与《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一样，未免走向一种生硬的“二元对立”式的观念象征，也造成了混沌难解的意义丛林。然而，卡特毫不在乎，她要的就是女性身体和感官的自由驰骋，达到文学里不可预料的“化合反应”，哪怕是与现实相左，与生活分离也在所不惜。因为，她始终端着王尔德的衣钵，认为艺术本是生活的范本。无人能够否认，卡特的“天纵奇才”：能在一个段落里轻松复现无数大师的喧哗，像撒旦一样给你邪恶诱惑，那比喻、奇想就像几何式增殖的癌细胞，瞬间侵占你的大脑。然而，我也要承认，卡特也许是太过自嗨的作家，不遗余力的酷炫，甚至显得少许“用力过猛”。你在持续的神经亢奋后，难免也会陷入“被掏空”的疲软虚无，就仿佛一个纵欲午后的美妙慵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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