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福柯早就说过，将有一个德勒兹的世纪

写作绝非为过去的内容强加一种（表达）形式。……写作是一个生成事件，永远没有结束，永远正在进行中，超越任何可能经历或已经经历的内容。这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一个穿越过去与未来的生命片段。

                                                                                                                 ——吉尔•德勒兹，《批评与临床》

吉尔·德勒兹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出生于巴黎，师从费迪南德•阿尔吉耶和让•伊波利特。他先是在索邦大学、里昂大学等高校任教，一九六九年应福柯之邀获得巴黎第八大学终生教职直到一九八七年退休，他的同事还包括沙特莱、利奥塔、加塔利、雅克•拉康、阿兰•巴迪欧和朗西埃等人。德勒兹的哲学生涯，平静无澜，一目了然。

但是，假如说这样就能看清德勒兹的哲学根底却很无稽，他的渊厚与丰美让人叹为观止。

米歇尔•福柯早就说过，将有一个德勒兹的世纪。这句评价十分引人注目，时时被人提及。而德勒兹本人怎样解释呢？德勒兹说，他处理事情的方法并不是通过结构或语言学抑或精神分析学，也不会通过科学或者甚至是通过历史的方法，因为他认为哲学有它自己的原材料，这种原材料让它能够进入与其他学科更为根本的外部联系之中。而福柯看见了他的“天真”与“无邪”，明白他生产出了一种原生艺术（art brut）。

米歇尔·福柯

为德勒兹这样一位哲学家立传，殊非易事。瑞典学者芙丽达·贝克曼在她所撰写的《吉尔•德勒兹》前言中说及写作的难度：第一，聚焦人物生平并以编年史的方式将其记录的习惯做法有悖于德勒兹整体的哲学思考，因为德勒兹本人质疑这种将个体作为一个既定的统一体的做法；第二，作为一部思想小传，她的愿景在于将德勒兹的生平和著作共置于一个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讨论之中，但恐怕有力所弗及之处；第三，因为德勒兹思想体系繁茂，传记的篇幅限制，无法全面地展现，她只能重点突出一些概念；最后，最为理想的，仍然应该是去关注德勒兹生平与其作品中的那些创造、遭际和生成。

这部传记固然是小的、有限的，但作为“一张地图”，它的路径极清楚，且徐徐展开的一路风景亦使人颇有收获。

贝克曼强调自己的研究起点从“配置”（the assemblage，法语为agencement）入手。这个概念来自于德勒兹与加塔利合作的代表作《千高原》（1980）。这是一个用以处理偶然性和结构、组织和变化作用的概念。举例说明。尼采的轶事里有一桩说他在都灵的街头抱着悲嘶的马儿哭泣。马—马车—街道，就是物体通过特定关系聚合的一个配置，而这个配置同时还包括一系列能动和被动的“情动”，马的眼睛被蒙住，戴着马嚼子，拉着沉重的货物，被鞭子抽打，倒下，蹬腿，口吐白沫，等等，以及马夫举鞭的动作，路人的围观，尼采的哭泣等等，这些“情动”在“配置”内部流动、转化，成为了马与人之“能指”。“配置”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包括话语、语词、意义及联结能指和效果的非实体性关系。传记对于德勒兹的描述，同样也是包括风格、行为、习惯，词语的总汇、表现和意义等所构成的一种“配置”，同时，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认为，一次陈述绝非是个体的，“而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共同体应具备的功能”。

电影《都灵之马》剧照

如何体现德勒兹的个性，同时做到“去个人化”，找到起作用的配置，找到配置的时间性和驱动它的欲望，是贝克曼写作的方式与目标。

作为对康德主义批判的践行计划的一部分，在与加塔利合作的《反俄狄浦斯》（1972）里，德勒兹就致力于用被称作精神分裂分析的“革命性的唯物主义精神病学”取代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对精神分裂分析而言，无意识不是如语言那般被构造的，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的能量欲望的场所，这一生命对能量的欲望曾被称作权力意志、生产力和力比多。德勒兹与加塔利强调，无意识要根据特定的一套综合来运转从而加工并构成经验，精神分析必须符合这些程序，否则就是无效的。通过转化要将无意识的处所从个别的主体替换成一个主体所隶属的历史中的特定的群体及其社会构成。这个观点，是认识德勒兹的开始，也是贝克曼开篇就言明的，德勒兹为何认为作家与作品鲜有关联的原因。

与大多数传记挖掘童年经验对作家人生的影响大为不同，这部《吉尔•德勒兹》仅用百余字概括了德勒兹的童年，就如其本人所认为的童年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值得谈论的是“童年”这个概念本身。贝克曼指出，在德勒兹的哲学里，孩童大体象征着一种建构功能。其中，“生成”（becoming）是一个核心概念。倘若“存在”（being）是一个固定点以开始或结束，“生成”则是整个生命的过程。德勒兹思想的“生成”，与他的家庭出身几无关联，而是产生于他的学术生涯的不断行进之中。青年德勒兹受到萨特、马尔法蒂、荣格与柏格森等哲学家的影响，后来他将摆脱或者延续、拓展这些影响，逐渐“生成”他自己的哲学系统。贝克曼提醒，不要建构一种个体、线性的历史，也不要固执于一种肤浅而又有限的因果关系。在感知与记忆中，德勒兹式孩童的概念要求我们颠覆弗洛伊德的理论，它不是个体的童年，而是“世界的童年”。

作者藏书 

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思想传统都建立在“存在”的基础之上，而德勒兹的全部著作与思想，都贯穿着对“生成”而非对“存在”的强调。“生成”在理论渊源上借助了尼采的永恒回归的美学思想，意指在诸事件构成中差异的内在性的持续生产（或回归），它意味着起点、中点和终点的圜转共生。一切“存在”皆不过是“生成”之流中一个相对稳定的瞬间。那么，从此开端，作为读者的我们就会渐渐领悟，《吉尔•德勒兹》的五个章节：一个孩童、一名学徒、一段友谊、一次实践、一种生命，如同“孩童”所“能指”的那样，其余四种也并不是语言表义通常指向的个体经历，而是要逐渐揭示作者所做的概念化的综合。

德勒兹向来轻蔑传统。法国思想界自由不羁、新见迭出的学术氛围，以及五月风暴的政治狂飙刺激，引发了德勒兹偏重“叛逆”和“反常”的学者气质，创造了一系列特色斐然的哲学观念和美学图式。贝克曼认为，德勒兹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出现，不能理解成一种“哲学家—身份”的调用，而应该被理解成一次“哲学家—生成”的伊始。德勒兹有这样一种能力：回到先哲那里，和他们建立起一种超越作用、旨在创新的关系。在《差异与重复》（1968）里，德勒兹说，思想的声音就是“孤独而又激烈的哭喊”的爆发。在《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1988）里，德勒兹将“褶子”与巴洛克建筑的折叠风格类比，视之为重新思考自我观念的一种方式。在此意义上，德勒兹与其好友关于哲学的各种交流，比如他与加塔利的多次合作，这些友谊也被贝克曼理解成一种“生成”的协力合作，作为德勒兹哲学的先决条件之一。

德勒兹与加塔利

《弗朗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1981）被贝克曼作为一次“实践”的样本。德勒兹从“感觉”出发，以“认知”作为关键词，探讨艺术作品的“形象”问题。在德勒兹看来，艺术靠的是纯粹感觉，这种感觉超越了对事物的个别理解，当哲学变得疲惫或者陷入僵局之时，艺术可以带来新的挑战，让概念和问题呈现新的面貌。后来，在与加塔利合作的《什么是哲学》（1993）里，这份感悟继续回响。德勒兹说，正如画家是在涂满先前艺术创造的画布上开辟新的领域一样，哲学家的职责就是在挤满先哲求索的画布上另辟蹊径。这份感悟不断体现在他的生命历程里，在他长久受困于病榻而思索自然与死亡，在他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从高楼纵身而坠落的那一刻，以及在此后绵延的悠久的岁月里，德勒兹的生命与著作所“生成”的能量，一直在广泛传播。

德勒兹的一生撰写了大量研究康德、休谟、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尼采、柏格森、福柯等许多哲学家的著作。这些著作没有只栖身于书斋，而是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当代重要的思想家，包括齐泽克、巴迪欧、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内格利等人都从德勒兹那里汲取营养，受其影响的学者遍布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性别研究、艺术设计理论等诸多领域。德勒兹的“配置”与“生成”理论，既是一种哲学思辨的阐释方法，也是一种文化分析的指导原则，由此衍化延展的思想——“生成—女性”“生成—动物”“生成—不可觉察之物”，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前沿辩论，它们涉及女性主义、后女性主义、环境主义和政治科学等。这类思考和争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身份和本质当中的种种等级结构以何种方式建构又遭遇了什么样的抵抗。将“生成”看作生命的一种真相，看成批判性自我意识的一个阶段，或者看作一种美学或道德的回应，有助于理解当代社会我们所重视的身份本身如何通过对立、重复和差异而形成。

吉尔·德勒兹

德勒兹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思想遗产。正如作者芙丽达·贝克曼所言，本书存在一些缺憾，比如卡夫卡与“少数文学”，比如福柯与“规训”，比如“风格与口吃”，比如德勒兹对电影的看法，等等，很多有意思的话题都无法尽情展开，通过我们进一步的自觉认识，通过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转化，应该可以逐渐“生成”一些相关的感知。福柯所指称的世纪现在当然已经被我们抛诸脑后，有关“德勒兹的世纪”是否存在过也很难断定，而不可否认的是，吉尔•德勒兹作为一个“生成”事件，永远没有结束，永远正在进行中……

[瑞典]芙丽达·贝克曼 著

夏开伟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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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颐，本文首发于《书城》2019年6月，原标题为《吉尔·德勒兹：一个“事件”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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