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目的：认识、着魔、知识和震惊
古往今来，人们容易被一部小说、一首诗歌、一出戏剧，击碎心灵。
这种体验，不仅是一瞬间，更是永恒；不只是个人感受，更是万人共鸣。
这正是文艺存在的重要原因。而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文学之用》正是探讨这一问题的理论书，是《新文学史》主编芮塔·菲尔斯基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作者用学理又好读的文字，直击“文艺这一虚构行为，为何引发人们长久共鸣？它如何改变我们，及我们对世界、真实的体验”这两大核心问题。《文学之用》抱着这样的使命出发，并提供了四种答案，为学术意义上的“文学之用”与普通读者日常阅读的“文学之用”架起桥梁。
书中，作者穿梭于福柯、本雅明、韦伯、詹明信、奥斯汀、希腊悲剧……
在思想与具体作品之间逡巡，在历史经典与当下创作之间跳跃。
本书是一篇奇怪的宣言，正如所有的宣言都同样奇怪，似一个非驴非马且与其出身不符的粗鄙物种。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是完全合乎此类的：它片面且偏颇，对一件事喋喋不休，如弹琴只弹一个音，讲故事只讲一半。写宣言是一个完美的借口，而借口之下是恶意中伤，是攻击不堪一击的假想对手，是去糟粕亦去精华的泥沙俱下。然而先锋派宣言背后的驱动力则是其对抗的愤怒和其压倒一切的冲动：去砍，去烧，去揭露，去推翻，去把艺术从它的基座上推倒，再把摔落的碎片碾作尘埃。从这个意义上讲，下文也是一篇“非宣言”：是对否定的否定，是说“是”而非说“否”，是一次提出主张而非诽谤诋毁的思想实验。
文学与文化批评者开始察觉到一种思想形式已变得过时了。运转良好的意识形态批判机器、症候式阅读的X光般的透视，还有怀疑阐释学的早已排练顺畅的步骤，对于这些我们再熟悉不过了。
30年前看来颇有启发性的观点——去中心的主体！现实的社会建构！——已沦为陈腐的口号；陌生化已成了稀松平常的信念（doxa），与其曾经试图打破的确定性一样固执且教条。我们既已确知面具之下是什么，那么揭开面具的行为还有什么意义呢？越来越多的批评者开始大胆提问：当与文学的对话被恒定的诊断代替，当对文本的辅导式阅读使我们将阅读文本的初心抛诸脑后之时，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
珍视被所读之物震惊的体验
在本书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会提出：阅读活动包含着一种认识逻辑；审美活动在祛魅的时代与着魔有相似之处；文学创造了独特的社会知识的结构；我们应该珍视被所读之物震惊的体验。这四个类目是我所说的接触文本的几个模式：它们既不是文学的固有属性，也不是独立的心理状态，而是对读者和文本而言都不可简化的两者之间的多层次互动。这些模式与自我塑造、自我变革的现代历史交织在一起，而其用途的多样性也确保了它们不会被削减为单一的政治目的。
读者们在这些词语中可能会发现一些隐含的传统美学类目（发现［anagnorisis］、美、摹仿论、崇高），我想赋予这些词新的解释。这四个类目显然既非全面彻底，又非互斥：我做这样的分割仅是为了分析的清晰性，厘清常常互相纠缠甚至互相融合的几种审美反应。但我坚信一点：任何对人们为什么阅读的解释都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并且我们应该彻底放弃对一个终极概念、对一个可以解释所有谜团的答案的追寻。批评者们一旦认为文学的作用就是激发审美上的喜悦，或鼓励人们进行道德反省和自我审查，或被用作改变权力关系的力场，他们就很容易以各种形形色色的方式，与我坚信的这一点背道而驰。
“回到事物本身”
“回到事物本身”是现象学著名的战斗口号：它宣称我们需要学会去看——真的去看——我们眼前的一切。换句话说，它呼吁我们公平看待读者对他们所读的字词做出的反应，而不依赖书本上的理论，或凭空猜测阅读是什么。
在这一点上，康德哲学的遗产帮助不大：康德的意图是创立一套关于自然美的理论，而非对艺术下一整套定义。有些人因而误解了他的想法，从而误导人们将审美与艺术合并起来。康德哲学推崇的认知方式——对形式、美或表现式设计（expressive design）的单一关注，即传统所言的“审美”——是对艺术作品做出反应的可能性之一，但绝非本质的或唯一的。这绝不是否认艺术在现代性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而是强调这种过程比人们通常认识到的更不稳定、更矛盾、更具有冲突性、更受限制。现象学式阅读要求我们以不教条、更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各种各样的文学反应；即便有些反应未被纳入专业批评领域，但这并不能削弱其重要性。
还有，些许现象学维度使我们能少考虑一点文学所涉及的政治性工作。文学批评者乐于赋予其阅读的文本以额外的力量，乐于认为中产阶级的形成是小说兴起的唯一因素，并且乐于假定社会动乱的颠覆力量是从动乱者最喜爱的表演艺术作品里来的。但文本不能直接作用于现实世界，只能通过阅读文本的人的介入产生影响。
这些读者都是异质的、复杂的小宇宙：是由社会塑造的；更是信仰和情感、惰性和对创新的冲动、文化共性和个性的内在调整的综合体。在我们称之为阅读的双向活动中，文本经过紧密交织的阐释与情感取向的过滤，这种过滤既激活又限制了文本的影响。放大并细察阅读活动的多个层面和多种决定因素可以揭示出：文学的作用并非像美学家说的那样光彩熠熠，也不似激进者认为的那样冷酷专制。
（本文选摘自《文学之用》）
编辑：金少帅 戚宛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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