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年轻的电影研究

“电影制作中的每个元素都被数字技术所替代，使得‘电影’作为摄影媒体正在消亡。”我们需要年轻的电影研究。

年轻，意味适应新要素的发展性研究。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电影与其他时间性艺术，媒介空间，以及当代视觉文化的关系。整个电影产业都面临数字技术的冲击，无论是审美方式还是生产模式。

电影的消亡声音就和黑格尔“艺术终结论”一样让人刺目，但真正消亡的不过是旧的思维。长久以来，我们对电影的认识都停留在“动态记录的摄影”这种观念上。《电影的虚拟生命》一书对这种认知习惯进行了一系列批评回应。

代学术棱镜译丛·视觉文化与艺术史系列

《电影的虚拟生命》

[美]D. N. 罗德维克 著

华明 华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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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德维克，是在电影理论、艺术哲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建树颇丰的美国学者。这也让他的论述视野产生了多维透视。

电影在艺术家族中占据颇为特殊的地位，主要源于它以时间性艺术表达空间性存在，任何故事都必须在各个空间切换里得到呈现。事实上，传统电影消亡绝非被替代，而是以象征性的虚拟生命获得了更多变易衍生。可以说，传统所受挑战来自于技术的压迫性——它可以轻而易举动摇原有的美学理想。“数字技术创造出来的仿真可以不知不觉和天衣无缝地替代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那个坚实、杂乱和类比的世界。技术有效地变成了自然，完全替代了我们复杂和纷乱的世界。”

换言之，传统电影仍在表现现实－自然的“类比思维”上。新的数字技术却已经用替代性思维在创造“第二自然”了。仿真的背后是让你相信：看到的就是自然。新的再现技术对传统电影的挤压，近乎彩色和配音对黑白与默片的取代。然而，这种冲突又是隐秘较量，传统电影只有标榜自己的艺术独立性，审美体验独特性，受众的精英与高雅，才能说明一丝不可替代性。“为了回应电视的爆炸性增长，针对它的微小影像限制了它的潜在感染力，电影把自己表现为一个具有巨大艺术感染力和民族精神的媒体”，“电影就象征着高尚享受和代表着真正的艺术……当电视承担起大众的、流行的媒体角色时，电影至少要在这个产品分化的世界上，为自己保持一种‘审美’体验的形象。”

但这种对立其实站不住脚，只不过是一种空洞辩驳。

因为新技术与破坏艺术主体地位和独立性，并没有因果联系；受众变得更为广泛，也不代表趣味就会下降；更重要的是，新技术对于叙事能力反而有极大提升，电影领域里的“反智主义”才是更应警惕的。我们不应把一个呈现手段问题视为艺术理念问题，这既是混淆也是颠倒。事实上，新技术和叙事早已经走向了默契合流。“《黑客帝国》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表明好莱坞如何总是在理念上响应新技术的出现。新技术在再现技术和叙事结构这两个层面都被吸收到电影之中”。其实，罗德维克的回应建立在对电影本质的探讨上。

他的独到之处在于把电影的本质分层来看待。一方面是技术层，计算机生成影像成为了一种全新编码——它是现代的、壮观的、指向未来。另一方面是艺术层，它指向电影原有的基石——摄影艺术。它是真实的、再现的、属于过去往昔。然而，这两种层面的融合也并非机械嫁接。新的数字电影在再现上完全碾压了摄影处理法。甚至，它的拟真效果超越了自然的真实，这就像一个模仿秀演员有时比明星本尊更像。因为，数字处理技术早已不满足于孤立的特效，它的雄心显然更大：它想实现的是整个数字世界，从总体调度到身体重塑，演员的肉身也渐渐退场，数字编码将实现合成人。那么，电影研究的新面向又是什么？那就是电影的物质基础开始让位给虚拟现实。原本实在可见的感光化学胶片开始消亡，数字和电子用抽象算法提供了转化符号。电影的肉身一旦被数字建模“续命”，电影研究也就通往无限的开放。

文：俞耕耘 本文首发于《长江日报》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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