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光鲜亮丽还是伤痕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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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大萧条”期间，一位美国白领在身上挂了一块求职的牌子，上面写道：我懂3种手艺，说3门语言，奋斗了3年，有3个孩子，失业3个月了，但是我只想要一份工作。
美国社会学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说，如果人们不把自己置于时代的潮流和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的所有个人的生活机会当中，他们便无法理解自身的经验并对自身的命运进行测定。透过其笔下的白领世界，我们可以从微观上把握20世纪整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结构及其特征。
本文系米尔斯代表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书评，作者周玉宁，青岛大学硕士研究生，群学书院“书评写作计划”作者。
社会学视角下的美国中产阶级
文 | 周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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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来说，“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意识到个人问题演变为公共问题的能力，就是不断地穿梭于个人与社会之间，就是将个人既视为独一无二的人物，又视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部分及其产物。透过其笔下的白领世界，我们可以从微观上把握20世纪整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结构及其特征。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开篇便指出，“如果人们不把自己置于时代的潮流和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的所有个人的生活机会当中，他们便无法理解自身的经验并对自身的命运进行测定”。如果用社会学来预测个体的人生结果，那就是“由于位置不同，你的最终成就很可能也会不同。”
事实上，所有人都可能会考虑到自身的出身背景，并认识到导致目前个人所处地位的社会影响力。按照生活机会的理论来说，如果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家庭背景、交往范围的水平较低，这个人的发展水平也会受限制，或许他一辈子就会在这个圈子里面；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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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穿皮草成为美国常青藤名校大学生的时髦
尽管在现在所处的时代中，教育能给人们带来的向上流动性是极其受限的，但不得不承认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个体去结识自己原有的圈子以外更多更有水平的人。就算是在这些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人群中也会有一些相对优秀的人通过教育作出所谓的命运改变，类似于“我奋斗了十年终于能和你一起喝咖啡”的说法便足以证明这点。美国的白领职业者正是作为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来自社会中的各个领域与各个层次，又不甘心一辈子处在社会的底层，于是试图通过对教育、学历的争取实现自身的向上流动。
但是，接近于上层世界的生活是否如其所愿？真实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同老式中产阶级相比，是否真正继承或超越农场主、小企业家之类群体的优势地位？通过书中对老式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的描写进行解读，或许可以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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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英国中产阶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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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式中产阶级主要以农场主、小企业家、自由职业者为主，更多是从事物质生产的生产管理者。财产与权力是紧密相关的，个人的权力由自身财产所决定，而不必受更大范围内组织系统的权威所支配，社会经济地位往往比较高。所有者通过自己的财产占有去工作，即使劳动市场并不乐观，这些小业主们仍能靠自己的庄园谋生。因此，最初的老式中产阶级以自雇的方式与其劳动、工作、生活相联系，并没有与自身的劳动力形成“异化”。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后，工业化逐渐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以农业、种植业为生的农场主、种植园包工头逐渐被边缘化，新中产阶级悄然而起。
新式中产阶级主要以学校教师、推销人员、专业人员和办公人员为主体，并由处于科层制顶层的权威人员制定并解释规则，更多是从事知识信息产业创新、符号再生产的文化工作者。在权力高度集中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有少数人拥有并支配权力，悄然兴起的大多数白领人员受他人之雇、以给别人打工的形式出卖自己的笑容、时间乃至人格。由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在社会地位的层次方面划分不清，白领人员的名望很不稳定，在很长时期内处于地位恐慌的状态，形成了社会地位的“无产阶级化”，其社会地位与声望并不像老式中产阶级那般显赫。他们不仅并未拥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与相应的高薪水，而且与自身的劳动力发生“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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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中产阶级小孩
同老式中产阶级有所不同的是，新中产阶级与生产的创造性、动态性、独特的人类潜能相分离，这种异化的程度并不受其工资的涨幅而有所淡化。以挣工资为目的的工作，不管工资有多高，都有可能导致异化，尤其是白领工人之间的异化。推销人员、进货员、巡视员……在这种去技术化的工作中，工作本身的技术含金量被大打折扣，一个人能胜任的工作，另一个人在操作时也完全不会受到技术性的阻碍，员工之间的相互替代成为可能。如果一个白领工人想对其老板抱怨工资或工作环境，那老板很快就会雇佣另一个工人来顶替这个位置，而不需要什么培训。因而其他工人就被看成了竞争者，怨恨也由此产生。以挣工资为目的的工作是相对于那种以技术性和自我提升为目的的工作而言的。
工人为了挣工资而竞争，他们对更高工资的渴望与资本家力求控制、剥削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要求高工资却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是极其不受资本家欢迎的，如果一个工人想对其老板抱怨工资或工作环境，那一旦老板找到还有同样或更低工资的替补员工，他们就会解雇工人，工资只会越来越低，并且变得更加没有意义。
但尽管如此，他们的仇视目标仍然是同处于一个层次的、同样被操控的白领工人，而非默默操纵并享用这一切的上层者，究其原因就在于背后权力的一整套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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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期间，等待救济的芝加哥失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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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白领人员在面对自己的利益受到强权侵犯的时候不敢甚至不愿意去争取，他们不想迈出自己的不自由但安全的舒适圈、故步自封，不想受到任何多一步的挑衅。因为这种自由不能像他们受到的压迫那样由高层施加或者所谓虚假的恩赐给他们，而是要靠自身的争取、征服。在长期的被统治下，他们已经害怕去冒险，他们只能懦弱无能地将矛头指向另一个自己。
另一方面，这些对中产阶级具有操控权力的上层者常常在隐秘的方式下实行强制，在新型的科层制管理世界里，操纵取代了权威，由一种有形的、暴力的、物质性的权威转变为无形的、温柔的、心理性的操纵。
无论是上述没有技术水平可言的普通人员，抑或掌握着专门性知识的专业人员，譬如医生、律师与教师，均在无形之中受到权力这双看不见的手的操控：医生作为医院的雇员，在上医学院前还要接受着对其父母的阶级和职业阶层的筛选；律师作为法庭的官员介入了国家的政治领域，服务对象仅为一小撮上层人士和金融利益集团；而教师作为学术的仆人，生产、批发、消费着自己制造出来的“知识商品”并“售卖”给学生们。
他们看似可以依附于自己的知识与价值观体系进行诊断、审判、教学，但他们遵循并传播的仍是上层阶级所推崇的意识形态并受其思想控制，且他们自身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所谓“正当”的权力是强烈存在、渗透着的。正如书中在谈大众媒介的宣传作用时提到的，“人们之所以能够忍受甚至喜欢现有的内容，是因为不知道还有任何别的可能；人们往往非常乐意去看，去听，去读别人培养他们去看，去听，去读的东西”，高层在选拔人员时更倾向于选举“弱小姐”一样的工作人员，正是因为他们听话、服从，更容易被灌输与统治利益相一致的意识形态并为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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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美国民众打出“拯救中产阶级”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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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白领人员真正内化的精神情感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这也表现为“政治上的冷漠”。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与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没有什么政治意义，回避对政治的获得感。
在解释这一政治异化问题时，米尔斯提到了美国社会历史结构中某些构成了其政治领域的本质的特点，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展开了相关探讨。书中提到美国在人口流动方面存在着极大的自由，包括工作、行业和地域的流动自由，正是这种自由产生了对于政治意识的部分影响。“没有什么传统使人‘定居’一地，或是固定不变，因而也造成了人们自己社会出身的异化。对地位的恐惧和推销术般的自我保护，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性，从而使人进一步远离政治要求和政治行动，同时也更加远离自我。”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政治的冷漠是自我异化与社会无意义问题的一部分，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反思。
一是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逐渐下降，技术的进步使得经常迁移成为可能，人们不再长期在一个地方生活、工作、学习，而是“从小在老家接受教育，长大了去其他城市贡献GDP”。因而人们很少能在出生地实现消费、娱乐以及作为公民的需要，缺乏与自己相关的恒久存在的权益，更是失去了能够长期相互依赖的社会网络，于是对该地的文化认同与自我的角色认同也渐渐有所淡漠，进而社会资本也有所下降。
二是个人与工作场所之间关系的变化，对于职业生涯的追求，很可能会涉及一些变动，这更进一步阻止了任何想根植于当地共同体的努力。一个世界不一定优于其他世界，政治的获得感也不一定优于经济的获得感，生活在不同世界中的人们，都会使用不同的标准来判断什么对他们是最有意义的。相对于家庭和共同体纽带，白领人员以个人事业进步、名望提升为标准，这种进步就是以共同体的牺牲为代价的。由于经济原因，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工作场所，而不是投入家庭或共同体中。
米尔斯通过其生动又严谨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老式中产阶级是如何一步步没落、新中产阶级如何登上历史的舞台并逐渐兴起，再现了美国白领世界的真实面貌，并打破了人们对于“中产阶级”的刻板印象。诚然，本文所述仅仅是美国白领人员生活状态的一个缩影，对于中产阶级的反思并不止步于社会经济地位、异化程度、权力运行、政治意识等方面，其中内含的一些教育选择与阶层分化问题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推敲。
本文转载自“群学书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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