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中，我们得以连接自己和他人

我们从阅读中获得的领悟是具有危险性的，同时也是宝贵的、易犯错的和不完美的，是被无知的阴影笼罩的启蒙的瞬间。—芮塔·菲尔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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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之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

在一本书中认识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种体验乍看上去平凡至极，但又特别神秘。在翻书的时候，我被引人入胜的描述、接连发生的事件、人物之间的对话、内心的独白吸引。突然，没有任何预兆地，一种瞬间的联系在文本和读者之间建立起来；两者之间的联结和共鸣也被揭示出来。我或许是在寻找这一瞬间，也或许会与这一瞬间偶遇、在看到我预想到的那一串词语组合时被吓一跳。不管怎样，我都感觉到自己被召唤、被呼唤着去做出解释：我不能自制地在我所读之书中发现自己的痕迹。无可争辩，有什么东西已起了变化；我看待事物的视角变了；我现在可以看到之前看不到的东西。

小说产出了多种多样的关于这种再调整的描述，语言的力量把小说读者从其熟悉的环境中拉了出来。可以想见，托马斯·布登勃洛克（Thomas Buddenbrook）在读叔本华的作品时，陶醉在其思想系统中，而这对他的人生也产生了眼花缭乱的新影响；或者《寂寞之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中的主人公斯蒂芬·戈登，她在父亲的书房中偶然看到克拉夫特埃宾（Kraff Ebing）的著作，惊异地发现她想要成为一个男人并爱一个女人的欲望并非没有先例。这些片段表明有的作品会使读者对自己是谁、自己是什么产生疑惑，而读者会被这些作品深深吸引。读者通过向外看而非向内看、通过解密纸张上的油墨字，对自己有了不同的看法。

引发读者强烈自我反省的通常是虚构作品。《道林·格雷的画像》描述了道林对一本书的痴迷，这本书通常被认为是J. K. 于斯曼（J. K. Huysman）的颓废宣言《逆流》。“主人公是一位巴黎的翩翩公子。在他身上，科学和浪漫的气质神奇地融合在一起。而这位主人公于他而言，成了对他自己的预言。并且这整本书装载的好像是他自己的人生故事，在他人生开始之前就已经被写完了。”在这里，认识不是反省式的，而是预期式的：小说预示了道林即将变成的样子，预示了隐而未显的潜在未来。一百年后，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的小说《浪漫主义者》的年轻叙事者（居住在印度贝拿勒斯的一个学生）迷上了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他发现，“主人公弗雷德里克·莫罗巨大、热忱却不确切的渴望，他的犹豫不决，他的漫无目的，他的自我鄙夷仿佛都是我自己的映照”。米什拉把自己的话与福楼拜的交错在一起，告诉那些指控经典文本把印度人转化为未来的欧洲人的评论者，此时正在发生的是一种读者和文本之间更复杂、更多层次的相遇。

这些关于认识的小片段，都是从不同的、不相干的文学世界中采摘而来的。《寂寞之井》让读者毫不犹疑地相信一个重大的发现已经出现；不管我们的性学视角为何，我们都被要求相信，斯蒂芬·戈登对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有了重要的认识。不可逾越之线已被逾越，有些东西已被赤裸裸地揭露，真理也被揭示了出来。在其他小说中，认识的时刻被加入了太多反讽的成分，导致我们不确定主人公是收获了还是丧失了自我认知。道林到底是弄懂了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意愿和欲望，还是仅仅被一本流行小说的魅力迷惑，被诱惑着去摹仿一种摹仿，陷入被镜子环绕的密室？当然，由于王尔德偏好夸张手法和奇技淫巧，并把道林塑造成他人欲望与语言的混合体，这一自我认知的时刻被削弱了很多。但是作为读者，如果我们通过道林的反应了解到一种更普遍的人易受影响的特质，那么一种认识活动不也已经发生了吗？

放在一起看，这些例子指向的是认识的复杂和矛盾的本质。它既使人安心，又使人紧张，它在刹那间集合了相似和不同。在我们认识某物时，我们的的确确是在“重新了解”；我们理解不熟悉的事物的方式是将其纳入已有的认知结构中，将其与我们已知的事物建立联系。但正如伽达默尔（Gadamer）所言：“认识的乐趣是对我们已知之事了解更多。”认识不是重复；它指向的不只是我们之前所知之事，而是即将知道之事。从前我们隐隐地、模糊地、半有意识地感知的事，现在完全改变了，它被放大，被增强，或全新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在外在性和内在性的交互中，处在我之外的事物激发我对自己有了一个修正过的、不一样的认识。

一个人正是通过正在做同样的事的他人的提示，才了解到如何做自己。从少年维特饱受折磨的宣泄，到达洛维夫人哀悼式的反思，小说在主体性这一主题下生产出了无穷无尽的变体。从文化历史和日常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认识是阅读过程中发生的常有的事件，也是阅读的强有力的动机。普鲁斯特有过一段论述：

每位读者读书时，都是在读自我。作者的作品只不过是一件光学工具，目的是让读者看清某些东西，如果没有这本书，有些东西他自己可能根本领会不了。读者在书中得到的对自我的认识即是这个论断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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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

现在，我需要讨论一下人们有可能会对我的主旨观点产生的异议。我到现在为止所用的“认识”一词，指的是一种认知上的洞察力，一些知道了解或再次知道了解的时刻。我尤其努力地思考，人们口中常常提到的“我在读完一本书之后更好地认识了我自己”指的是什么。这里的相关观点与理解、见解、自我认知有关。（当然，认识是认知的，并不意味着它是纯粹认知的；自我认识的时刻可能引发各种各样的情感反应，从高兴到不高兴，从愉快到失望，都有可能。）但是，政治理论家谈论认识时，他们指的是另一个东西：不是认知（knowledge），而是认可（acknowledgement）。在这里，关于认识的论述其实说的是公共生活中的接受、尊重和包容。它的意义是伦理的，而非认识的；它是对公平的呼唤，而非对真理的论断。还有，阅读中的认识是以自我启迪与增强的自我理解为中心的；政治学中的认识包含对公共接受和认可的需求。前者指向的是自我，后者指向的是他人，因而这个词的两种意思完全不同。

但这种区别并非二元对立；关于认识的问题与关于认可的实践紧密纠缠在一起。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喜欢用另一句话解释这一点：“了解他人。”这句话的意思与认识论上的确定性没什么关系，而与个人责任感的强度有关。所以，我们对我们是谁的认识植根于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多种方式中，以及我们与他人的共鸣和冲突中。这种自我是“社会建构的”（socially constructed）——的确，我们只能在我们能接触到的文化资源中生存——但这不会降低自我的重要性：放弃对自我的信念没有多大意义。从这个角度讲，怀疑论的语言游戏撞上了它自己的固有限制：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怀疑是有止境的”。我们如果在认识的确定性或不在场性这一问题上止步不前的话，就不会对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影响有更好的理解。

在何种情况下，文学才能在自我塑造中扮演协调者的角色？它通常发生在其他认可形式匮乏的时候，或是一个人感觉到自己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时候。女性主义批评家苏珊娜·犹哈兹（Suzanne Juhasz）曾反思自己对虚构的热忱，她写道：“当似乎没有人能理解我是谁的时候，当我感觉书认出了我的时候，我感觉存在于现实世界比徜徉在书海更孤独，我认识自己也正是因为书。”阅读或许会提供在别处寻不见的安慰与释放，它让我确信我不是一个人，还有其他人跟我有相同的想法或感受。在这种归属体验中，我感觉自己被认可了；我从隐身的恐惧，从无法被人看见的恐惧中解脱了出来。还有，有一些认识的时刻并非发生于私人或独自阅读之中，个体聚集到一起看剧或看电影时也会激发出强烈的共鸣。审美体验使人们具体地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更宏大的共同体的一部分。

《文学之用》

[美] 芮塔·菲尔斯基 著  刘洋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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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阅读过程中必然包含认识时刻的话，那我们面临的问题就不是如何避免这种时刻，而是这种时刻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认识是在察觉到事物相似和相像之时生发的，也就是产生于我们遇到明显契合我们认知模式的事物时。比如，我读到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的小说《爱的考验》（An Experiment in Love）是个偶然，但我被其中的熟悉感深深震惊。在曼特尔的小说中，一个天主教女孩在英国北部的一个小镇长大，后来获得奖学金进入一所精英文法学校学习。我在这段描述中发现了与我的经历紧密相连之处。我不在英国生活已有几十年了，故而这种认识的震惊感尤为强烈。曼特尔的书唤起了我尘封的回忆：彩色什锦糖果；学校免费的牛奶；《朱迪》（Judy）和《邦蒂》（Bunty）漫画杂志；老太太推着购物车；某几个英式短语（“giving cheek”）；加工过的豌豆；妈妈们在手帕上吐口唾沫给孩子擦脸；英国上等学校的巴洛克制服（埃尔特克斯公司的上衣、体操服、春冬裙、学校的领带、西装外套、鞋套、室内穿的鞋、室外穿的鞋……）。

我称这种时刻为自我强化（self intensification）。它通常是由日常生活中巧妙的微缩瞬间激起的：引起回忆的气味和声音，熟悉的日用品，日常工作，聊天或打发时间的方式，某个时代中来自宗教仪式、流行笑话或电视节目的流行语等。尽管我们很清楚，我们读的是一部虚构作品，是被形式和体裁的内部压力控制的作品，我们还是会被日常生活的清晰展现而迷惑。我们在对他者的描述中认识自我，看到自己的认知和行为，在虚构作品中产生共鸣，从而明白我们的体验可能与他人的有所区别，但绝非独一无二。当代的一个词组“有一种身份”（having an identity）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种主体间的认识瞬间，还有认知到彼此的共同性、共同经历过历史的瞬间。所以这样看来，虚构作品的写作和阅读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动力，此论断就不显得十分令人惊异了。

认识也有可能会以我所说的自我延伸（self extension）的形式发生，即在遥远和陌生的事物中看到我自己的某方面。米什拉的小说《浪漫主义者》中的叙事者在反思《情感教育》与他产生的共鸣时，发现这种共鸣并非产生于直接的共同点，或文化与历史语境的共同性。确实， 1989年贝拿勒斯满是衰败的建筑、河边浴池、朝圣人群和纷乱的色彩，乍看上去，它与福楼拜笔下19世纪的法国首都巴黎是两个世界。米什拉有显微外科手术大夫般的耐心，准确描述了数不清的误解行为、傲慢态度和拙劣的友好姿态，这一切都阻碍了两种文化相遇。加利福尼亚的学生和法国资产阶级的后代试图在印度寻找启蒙，他们相信能在这儿找到甘地式的天堂，这儿住着生活平静、以纺织为生、倡导和平的村民。对邦德街和罗迪欧大道惊奇不已的印度人相信西方人的生活都是幸福的、充满魅力的，却很少意识到，“就算是在最上层的阶级中，也存在欲望和满足的不平衡”。

但是米什拉没有把自己局限于记录两个世界的分裂，或哀叹不同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尽管他向《情感教育》致敬，将其作为自己的成长小说的原型，但是他借用福楼拜的小说的目的是将其作为主题，从而探索相似与不同之间的复杂交叉。叙事者感到疑惑，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印度本土大学生，与弗雷德里克·莫罗以及他这一代有什么共同点呢？乍看上去，其中的文化、历史与经济差异极大。但是他慢慢意识到，“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写到的希望与理想破灭的不引人注目的小悲剧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叙事者茫然的渴望和不满足之感，与福楼拜的主人公一样；更进一步讲，现代印度也产生了无数个人抛弃本土出身去寻求成功的故事，这些人最后不过见证了“自己的理想抱负在经年累月的失望中消磨殆尽”。米什拉的小说揭示出：强调国家间的不同，把其他文化视作神秘又无法被理解的他者，因而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些文化，是一种危险且自视过高的做法，它使我们无法看到不同的历史与文化的重叠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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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

一个读者曾提到，他在读到《到灯塔去》对拉姆齐太太的楔形黑暗内核的详细描写时，曾受过认识的一击。这种暂时的共同性是建立在不被他者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即，一部分自我永远不可能被他人接触到，永远不可能在餐桌上或向家人坦露），但这是一种去掉具体内容的认识。任何假定读者的“黑暗的心”与拉姆齐太太的心具有实质相似之处的说法，都是对坚决捍卫这部作品中的拉姆齐太太的独特性的否定。用泰伦斯·凯夫（Terence Cave）的话来说，认识被表现得不完善或不完整，但绝非不在场。尽管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人物不像维多利亚时代作品中的人物那样容易实现自我理解，但对被迫理解个体性的不稳定和难以认识的特性的读者来说，认识并没有被否定，而是被转变了。的确，如果没有这种机制的话，那我们就讲不清楚为什么现代主义作品还会与读者产生共鸣：正如阿多诺所言，正是卡夫卡作品的奇异特质使其让人产生如此异乎寻常的熟悉感。尽管这些作品使我们惯常的阐释策略不再奏效，并且抵消了传统的阐释学效力，但它们还是唤起了我们熟悉的迷惑、沮丧和焦虑感。

阅读的体验更像是看到一个无吸引力的、闷闷不乐的中年人进入一家餐厅，然后猛然发觉你其实看到的是吧台后面镜子里的形象，而这个毫无吸引力的人就是你自己。镜子不总是把人往好里照；镜子也会打消我们的警惕，使我们突然停住，然后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从不熟悉的角度反射出我们的形象。比方说，很多我们称为悲剧的作品会无情地揭示出主体性的执拗，以及意图与结果之间灾难性的差距，还有人们错误认识自己与他人的方式。我们珍视文学作品正是因为它们强迫我们——通常以难以原谅的方式强迫我们——正视我们的失败之处与盲点，而非保护我们的自尊心。

文学文本为我们带来看的新方式、高度自我理解的时刻以及普鲁斯特所说的读自己的其他方式。认知可以指认知新的东西；认识也不一定与重复、自满和熟悉的事物是同义词。此类获得真知的时刻不仅发生在读者在与文本交互的私密仪式上获得个人启示之时；也发生在自我与他人的认可和联结之中。尽管关于认同的话语已经引发了许多关于身份价值的无意义纷争，但是认识并不以同样的方式依赖于自我身份的完整性。因为它存在于对话性的关系中，而不是人格的核心之中。我们在文本或人身上能认识到什么，这个问题，答案有很多。我要反驳帕琴·马克尔（Patchen Markell）的论断，即认识的理论家假定这个世界是彼此透明的，不存在异化疏远，在此世界之中，身份是一个既成事实。这在我看来是对南希·弗雷泽、阿克塞尔·霍耐特或查尔斯·泰勒等人作品的不准确，甚至不公平的总结。上述所有人都认为认识比这种论断所认为的更加模糊，更具争议性，也更具开放性。

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福柯对试图寻找历史中的连续性与相同点的做法提出了警示，对“安慰性的认识行为”不屑一顾。对于这种出现了太多次的批判，我的观点是，认识的现象学将熟悉的和陌生的、新的和老的、自我的和非自我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它会帮助确证和强化一种特殊感，但也会打破和搞乱关于身份的成规。认识与认知有关，但也关乎认知和可知的局限，关乎自我认知如何受他者的调节，以及他者的认知如何受自我的调节。正是由于这种基本的双重性，即它在认知和认可之间、认识论和伦理观之间，以及主体和社会之间的摇摆，认识的现象学值得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更多关注。

“是什么确保了认知主体的认知‘范畴’（categories）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克里斯托弗·普伦德加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曾在一篇对认识这一概念持有保留的赞同态度的文章中这样问道。但很显然这不是一个恰当的问题，它所要求的是一种不可能的担保，这又把我们推向了怀疑论的深水当中。任何对自我认知的追求都伴随着困难和失败的阴影，也与通常会发生的认识上的错误、无知、困惑等风险脱不开关系。我们从阅读中获得的领悟是具有危险性的，同时也是宝贵的、易犯错的和不完美的，是被无知的阴影笼罩的启蒙的瞬间。从前顿悟的时刻有可能会继续改变我们、与我们产生共鸣，但也有可能会变得不像我们曾以为的那样重要。《浪漫主义者》的叙述者发现，在他逐渐发觉自己与弗雷德里克·莫罗有着纠缠的密切关系之时，他的自我理解也在不断地丰富和深化。相反，托马斯·博登布鲁克斯很快忘却了他从叔本华的书中领悟到的东西，并在不久之后很不体面地死去，尽管小说对叔本华所言是否是真理没有留下任何评判。认识是没有任何担保的；它发生于混乱和世俗的人类活动的世界中，而非神的启示中。但在它的多种伪装下（其中包括对认识的局限性的可悲认识），它仍然是理解文本和世界的不可或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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