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虚构了与莎士比亚拥有相同才华的妹妹朱迪斯，并想象了她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悲惨命运。朱迪斯无法与哥哥一样接受教育，只能在家中偷偷读哥哥的书，不断被父母要求的针线活打断，偷偷写几页文字，却也难逃被藏起或被烧掉的命运。因为拒绝父母安排的婚姻，她遭到毒打，于是离家出走去伦敦。在那里，朱迪斯想演戏，却被戏院经理讥笑不可能。在女子不能演戏的年代，为了生存，她只能委身于戏院经理并怀上身孕。腹中婴儿与无处可施展的诗人才华碰撞，朱迪斯在一个冬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十六、十七世纪有才华的女子的命运。即便到了十八、十九世纪，“朱迪斯”们的命运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或是匿名出版自己的作品，如简·奥斯丁，或是化作男名，如夏洛蒂·勃朗特与玛丽·伊万斯（Mary Ann Evans，1819-1880）。伍尔夫的作品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她仍在为女性所受的不平等待遇鸣不平。
守望者·传记
《不只是简·奥斯汀：重现改变英国文学的七位传奇女作家》
(美) 谢莉·德威斯 著
史敏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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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作家谢莉·德威斯（Shelley DeWees）在研究简·奥斯丁的过程中发现，在奥斯丁生活的时代，以及之前之后，活跃着许多像奥斯丁这样的女作家，而且都曾红极一时。生活在对女性，尤其是有才华的女性，诸般限制的时代，这些女作家的生活与创作充满了戏剧性。于是，在二〇一六年，德威斯出版了《不只是简·奥斯丁》（Not Just Jane，又译作《不只是简·奥斯汀》）一书，以一种学者的方式，用充满感情与共鸣的基调还原了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末，七位女作家的戏剧人生。她们中，有华兹华斯仰慕并追随的海伦·玛丽亚·威廉斯（Helen Maria Williams，1759-1827），有以处女作《哀挽十四行诗及其他随笔》与罗伯特·彭斯和威廉·布雷克共同开启英国浪漫主义的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1749-1806），有在世时充满争议但极具表演与写作天赋的玛丽·鲁滨逊（Mary Robinson，1758-1800），有研究超自然力量、骨相学等而闻名一时的凯瑟琳·克罗（Catherine Crowe，1800-1876），还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的女儿萨拉·柯勒律治（Sara Coleridge，1802-1852），有创作力旺盛、与出版社据理力争收益的黛娜·马洛克·克雷克（Dinah Mulock Craik，1862-1887），还有争议与声名俱收的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Mary Elizabeth Braddon，1835-1915）。这七个女作家各有各的特征，但又有着所属时代的共同艰辛。她们在世时都影响一时，受到包括萨缪尔·约翰逊博士、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兰姆、斯各特、狄更斯、萨克雷在内的伟大作家们的盛赞。是什么让她们的名字渐渐被遗忘？她们又曾有过怎样戏剧化的奋斗史？
谢莉·德威斯
（Shelley DeWees）
莎士比亚离开家乡，在伦敦的戏院里，从门童到演员再到剧作家，一路顺理成章；然而，无论是伍尔夫笔下的朱迪斯还是德威斯笔下极具表演天赋的玛丽·鲁滨逊、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在演艺的道路上都是曲折尽显。朱迪斯生活在一个按照法律女子不能登台演戏的时代，而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则是一个女子可以演戏，但“女演员与妓女无异”的时代。相比朱迪斯还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就已命丧他乡，后两位若说有些运气，那也只不过是她们的才华有一个舞台。她们有戏可演，作品也能够出版，只是逃不过几近伴随终生的流言蜚语。少女时代的玛丽·达比（Mary Darby）美丽且具有表演天赋，在十五岁那年就被著名莎剧演员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选中演莎剧《李尔王》中的三女儿科迪莉亚一角，而后者则是第一位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演员。诗人海涅在其《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中也曾介绍过这位加里克。在海涅的笔下，加里克热爱莎士比亚，出演的莎剧震撼了所有英国民众，其表演方式还被引入到了德国。对莎翁的热爱与贡献，给加里克带来了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莎士比亚雕像的大柱脚旁的殊荣。十七岁时，玛丽为了救因债务入狱的丈夫托马斯·鲁滨逊，在另外一个女作家德文郡公爵夫人乔治亚娜·卡文迪什的赞助下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玛丽·鲁滨逊的诗》。玛丽·鲁滨逊用自己诗集的收入为丈夫还债，将其从狱中救出。但丈夫出狱后不久，鲁滨逊就因婚姻的名存实亡而回归舞台。美丽的外表，对角色的体悟以及更成熟的演技让她很快成为演艺界的巨星。为了维持自己的奢华生活，鲁滨逊在众多情人之间穿梭，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国会议员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以及后来成为乔治四世的乔治王子。后者因鲁滨逊饰演莎剧《冬天的故事》中的珀迪塔而迷上了她。虽然她的表演得到了很多评论家的认可，但这些风流韵事给她添了不少骂名。如德威斯所言，少有人的名声比鲁滨逊在世时更坏。鲁滨逊的演出生涯因为一次意外病变所导致的行动困难而告终，她也因此离开了舞台与她赖以生存的情人们。离开所有的喧嚣之后，鲁滨逊正式回归了自己所擅长的文学创作。在这段不长的创作生涯中，鲁滨逊产出了很多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的作品。相比鲁滨逊，比朱迪斯的人生经历更具参照性的，则是书中的另一位女作家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从跑龙套到主演，到诗人、剧作家与小说家，布雷登的身份转变完全实现了朱迪斯在她的时代不能实现的梦，发挥出了她没有机会展现的才华。在这一切开始之前，布雷登化名为玛丽·塞顿加入了巡演的戏班。之所以选择化名是否与女演员名声不好有关，我们不得而知，想来应该关系不小。布雷登的演艺生涯不如鲁滨逊的那么出彩。无论是饰演科迪莉亚还是朱丽叶、珀迪塔，鲁滨逊都演出了前辈演员所未有的精彩，在莎剧演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跑龙套到偶尔演一两次主角，布雷登的演艺生涯留给后人可寻的记录，只有观众的掌声与她甜美的嗓音。不同于鲁滨逊得到认可的精湛演技，后人对布雷登的表演本身并无太多述说。然而，两人最终都成功地完成了从演员到作家的身份转变。布兰登转向写作道路有赖于她的第一位艺术赞助人约翰·吉尔比（John Gilby）。关于两个人之间关系的流言蜚语，布雷登在世的几十年间从未停止。布雷登的女演员身份，以及十九世纪女子尚不能独立的经济状况，更不会对她的声名有半点益处。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朱迪斯因为拒绝父母安排的婚事，而受到父亲的责打。同一本书中，伍尔夫虚构了另一位有才华的女性，在她虚构的牛桥大学（Oxbridge）的费恩汉姆（Fernham）学院就读的女大学生玛丽·塞顿（Mary Seton）。伍尔夫写道，如果玛丽的母亲塞顿夫人有机会赚钱，便会赞助玛丽就读的女子学院，那么这个学院破旧的校舍、桌椅与学生简单的餐食都会有很大的改善。见过了同一所大学的其他男子就读的豪华校舍与高档桌椅家具，享受过了其无比丰盛的餐食，伍尔夫对女子学院里破旧的校舍、家具桌椅与无比简单的餐食感觉特别强烈。但事实上，伍尔夫说，塞顿夫人根本没有经济独立的权利，更没有赚钱谋生的途径，兼之，要不停地怀孕、生育、养育，多达十三轮，更不会有时间去挣钱。即使有时间、能力和机会赚钱，按照当时英国的法律，塞顿夫人的钱也全部属于她的丈夫，她自己仍旧一无所有。
伍尔夫在这样的论述中，把那个时代女子的一生几乎概括完毕。德威斯记录下的几位女作家中，在婚姻大事和婚后生活中，真正有自主权的也没有几个。曾经被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盛赞其作品的夏洛特·史密斯，几乎就是被父亲卖给了后来的丈夫。婚后的史密斯也如塞顿夫人一样不停地怀孕、养育子女，在与丈夫彻底决裂之前，史密斯怀孕了十二次之多，写作也只能在生养孩子的间歇进行。即使丈夫对她不忠，脾气暴躁，而且有暴力倾向，时时对她拳脚相向，并且对孩子也没有尽到责任，但因为离婚程序之繁琐、条件之苛刻、费用之昂贵，史密斯只能选择从空间上的离开来获得自由。然而即使这样，她创作所获得的收入总是被丈夫以离婚法窃取。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期的离婚只有两种途径：或是以昂贵的费用走教会法庭、议会私人法案的法律程序，这种途径很少有人支付得起；或是抛弃、谋杀另外一方，以及另外一方的自然死亡。在这几种可能中，离家出走可能是操作最容易的一种，史密斯便是采取这种方法。这种曲折、不幸的人生经历后来都被史密斯写在了自己的作品中，比如在当时非常成功的小说，《埃米琳》与《老宅》。从处女作《哀挽十四行诗及其他随笔》开始，她的诗歌便充满了哀怨忧郁的情调，这些情感也许正来自其不幸的婚姻。当然，史密斯的这种直白，也为她招来不少的非议。与史密斯的经历相仿，玛丽·鲁滨逊也是在母亲的胁迫下嫁给托马斯·鲁滨逊的。婚后不久，她与母亲都发现了这位“如意郎君”是个大骗子，经济能力完全不如他所吹嘘的那样。显然，鲁滨逊后来的声名狼藉，与其失败的婚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失败的婚姻把她推向了舞台，以及之后的种种。与史密斯、鲁滨逊嫁人时的不自主、嫁人后的遇人不淑相比，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的女儿萨拉·柯勒律治看上去要幸福得多。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大诗人父亲几乎是用了与史密斯同样的方法，来解决他与妻子的婚姻问题。于是，抚养与教育萨拉的重任，就落在了柯勒律治的连襟、同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罗伯特·骚赛身上。二十七岁时，萨拉接受了堂兄亨利·柯勒律治的求婚，甚至还带着期待进入了婚姻。但婚后循环往复的生产与养育孩子也让她多次濒临崩溃的边缘。结婚前的萨拉在十九岁时，已经在著名的约翰·默里出版社出版了拉丁文译著，并且得到了包括其父亲柯勒律治、查尔斯·兰姆等多位浪漫主义大家的赞誉。她翻译、创作的热情让婚姻生活中无法躲避的琐碎显得无可忍受。试想一个一心扑在翻译、写作上的女孩，却被要求做不熟悉的针线活，被大量的家庭琐碎占据几乎所有的时间，该是多么大的折磨！与父亲相似，面对身心的痛苦，萨拉也选择用鸦片町来寻找片刻的安宁，以继续读书与写作。关于萨拉在婚姻生活中感觉到的束缚，德威斯在书中引用了她写给哥哥德温特的书信。在信中，萨拉表示，如果自己生来是个男性，她的理想职业便是不婚的乡村牧师。这个愿望饱含着她内心多少的疲惫，以及在时代对女性诸多的限制之前的怨愤！德威斯在讲到萨拉在家庭责任与个人抱负之间寻求均衡时，讲了一件现在看来有趣却也很心酸的事情。在去婆家的旅途中，萨拉声称自己病得太重无法赶路，不得不在客栈休息再做打算。在给丈夫的书信中，萨拉一边表达无法赶路的歉意、对他的思念，一边却又描述着自己难以忍受的病痛。而且每当丈夫催她前往时，她的病就更厉害。德威斯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但她确实在暗示，萨拉可能是在“装病”。利用这个借口，萨拉换得了或许是婚姻生活中唯一一次喘息，暂时摆脱对丈夫、孩子、家庭的责任，将那间客栈的临时客房当作自己的房间，聊以自慰。她在那几天里完成了今天评论家认为是她最伟大作品的《范塔斯敏》。虽然柯勒律治对这个女儿从来未尽过父亲的责任，然而《范塔斯敏》真正践行了柯勒律治的“想象”与“幻想”观，把想象力与思想完美结合在一起。这正是柯勒律治在他的作品中一直提倡并且身体力行的，他的经典诗作《忽必烈汗》与《克里斯特贝拉》便是这种理念的化身。萨拉在拥挤繁忙的婚姻生活中挣得了整理编辑出版父亲作品、翻译其他作品同时创作自己作品的时间，但付出的是身心的健康。身体的病痛、精神的崩溃、鸦片町的暂时解脱交织在萨拉婚后的生活中。午夜梦回，那个在骚赛与母亲辅导下沉浸在拉丁文、希腊文等各种经典中的少女时代，或许会经常出现在萨拉的向往中吧。然而这些痛苦终于拖垮了萨拉，享年五十岁的她离世，留下很多未完成、未出版的作品，以及永久的遗憾。在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女性结婚之前的生活有很多限制。她们未嫁从父兄，出嫁从夫。不像今天的女性可以独自出行，去见任何想见的人；她们的任何出行都需要有人陪伴，否则便被说三道四。她们婚前唯一的社交方式就是家庭聚餐或舞会。多萝西·华兹华斯经常与兄长以及柯勒律治在外徒步行走，这件事情被她的亲戚诟病，认为这不是一个单身女性应该做的事情。她们必须在特定的年龄之前为自己选择一个合适的夫婿。玛丽安·维沃斯曾经在她的书中指出，因为缺少现在清洁、保护牙齿的方式，简·奥斯丁时代的很多女孩子在三十岁之前，大部分牙齿或坏或掉，其容貌难免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她们要在长相没有受牙齿影响之前嫁出去。那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定要嫁出去呢？是因为她们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如果一生未嫁，需要靠父母养着；如果父母不在了，需要跟着兄长或弟弟。大多数时候，未婚女性被视为家庭的负担。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也指出，除了给好人家做地位卑下的家庭女教师，女性并没有其他谋生的机会。所以简·奥斯丁笔下看起来琐碎的择婿、嫁人的事情实际并非如此，那是即使在奥斯丁本人看来也非常重要的大事。然而在这些匆促又没有多少选择的情况下，可以想象有多少女性陷入了不幸的婚姻。而错嫁之后，如果没有史密斯与鲁滨逊这样的魄力，她们也只能一生被捆绑在这不幸的婚姻中。
无论是史密斯、鲁滨逊还是萨拉都是极有才华的女性，但身为女性，时代将她们的舞台限制在家庭的范围内。她们的名字无足轻重，多被定义为男性的血亲、妻子或情人。无论她们出于何种目的写作都被视为行为不检，或有伤风化、有损妇道之举。奥斯丁以针线活掩饰自己的创作，故意留着坏掉的“嘎吱”响的门不修以提醒自己来人时要赶紧丢掉写作。这故事本身已经与她的经典作品一样经典。欢笑之余，多少心酸。她为什么不能有一间自己的书房光明正大地写作？安妮·芬奇（Anne Finch，Countess of Winchilsea，1661-1720），即使贵为公爵夫人，而且其丈夫也罕见地支持她写作，尚还在诗中哭诉她们没有“提高自己思想”的机会，“蓬勃向上的希望永远无法超越内心的恐惧”。她笔下的“恐惧”是来自社会、“反对的一方”（opposing faction），即男性对女性写作这一行为的指责。芬奇在诗中明确指出试图写作的女性会被认为“自以为是”，“弄错了自己的性别”，而且“没有任何美德可以救赎”。所以即使今天拥有毋庸置疑地位的奥斯丁在当时出版作品也只能以“一位女士”署名。学习英国文学的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一点之后才明白为什么玛丽·伊万斯要给自己取一个男性的名字——乔治·艾略特——来发表作品。《不只是简·奥斯丁》所提及的七位女作家，在发表作品的过程中，也有几位经历了从匿名到署名的心理挣扎。时代无论如何压制也无法挡住女作家书写、出版作品的脚步，然而，即使她们的作品可以出版，社会也在时刻提醒一个女作家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在这样的束缚与反抗中，发生了许多精彩的故事。即使是在安妮·芬奇哭诉的时代，在写作本身被鄙视，更遑论写作内容的背景下，也有如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1623-1673）这样的女勇士。她的小说《燃烧的世界》（The Blazing World）已经成了今天的经典作品。她写自己的故事，写自己的婚姻经历，写她第二任丈夫威廉·卡文迪什的传记等，而且还以极精致的装帧自费出版。当时的评论说：“对于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贵族女性，如此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欲望、观点和个人境遇，以及她对成名成家的抱负，实在是一件丢人的事情。”萨缪尔·佩皮思（Samuel Pepys，1633-1703）在其著名的《佩皮斯日记》中讥笑玛格丽特为一个疯狂、自负、荒唐的女人，并且将允许她随心所欲书写的丈夫卡文迪什戏称为一头蠢驴。《不只是简·奥斯丁》中的女作家们，同样不乏卡文迪什这样的勇敢者，但她们需要付出的代价则是坏透了的名声。夏洛特·史密斯正是这样的勇士之一，发表作品时甚至用了真实名姓。史密斯的作品充满了自己生活的痕迹，以及对艰难处境的怨诉。虽然不再有像对卡文迪什那样的指责，但她作品中的“牢骚满腹、纵情声色”也是批评家们批评指责的对象。后来因为接触到激进分子，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史密斯在作品中频频涉及政治话题，比如《德斯蒙德》与《老宅》等，这不仅让她遭受到批评家的批评与攻击，更让她失去了很多读者。在批评家看来，政治不应该是史密斯这样的女作家涉足的领域。还有海伦·玛丽亚·威廉斯，她在二十岁时出版的处女作也被出版人署名“某夫人”。直到诗歌《秘鲁》，在威廉斯的坚持下才署了她的真名。威廉斯对自己作为一名女作家，作品不能离开柔和、朴素等女性气质和风格这一点一直有一种自觉。她亦是因为这一点被批评界认可与接受的。因此，即使接触了自由主义人物，并受他们影响了解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与精神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威廉斯依然努力掩藏自己的思想与观点。移居法国后，威廉斯才开始大胆地将自己的思想理念与政治观点表达在以《法国来信》为名的系列作品中。在评论家看来，威廉斯这样做显然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性别特征，告别了自己的女性气质。这位大众眼中美丽且富有才华的“年轻的缪斯”终于成为评论家眼中的“问题女性”“堕落的美丽女子”。受到如此攻击，她也只能在法国居住下去，在那里自由书写哲学、政治题材的作品，结交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政治家，也翻译了一些重要作品。她翻译的作品包括普鲁士作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和朋友艾梅·邦普兰合著的《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Personal Narrative of Travels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w Continent）的其中七卷。查尔斯·达尔文也是基于这部作品将洪堡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旅行科学家”。
宗教与政治命题是女作家的禁区，涉足这方面的女作家多被视为“坏”女人，或没有性别的女性。史密斯与威廉斯在创作生涯的早期都谨记着这一点，控制着自己的创作风格与内容。鲁滨逊早期的作品也没有越雷池，以传统的风格描述着她成长过程中的所思所闻。早期作品虽然没有给鲁滨逊带来声名，但也没有非议，因为那里还没有多少可以指责之处。但是当她经历了不幸的婚姻与戏剧化的舞台生涯，再回归创作时，已经没有勇气再用一个有如此坏名声的名字来署名自己的作品。是后来的法国大革命，才让她突破这些束缚，重新用自己的名姓发表作品。鲁滨逊丰富的情感经历和曲折人生，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激发了她的才华，令她的小说与诗歌充满了浓烈的感情色彩，别具一番风味。她的作品如她的姓名一样充满争议，但无法让人忽视，她在时尚、文学领域的影响无可否认。一八〇〇年，华兹华斯写信给朗曼出版社要求把第二版《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的题目换成《W.华兹华斯的诗》（Poems by W. Wordsworth）。他妹妹多萝西透露哥哥打算更名的原因，是朗曼在同一年出版了鲁滨逊的《抒情故事集》（Lyrical Tales）。华兹华斯应该不愿让读者将他的诗集与这本故事集混淆。当然，朗曼出版社没有接受华兹华斯的意见，最终还是用了《抒情歌谣集》。谁又能确定，朗曼的坚持中，有没有一点故意要华兹华斯与鲁滨逊的作品题目相似，从而引起世人的关注，以便增加诗集的销售量的私心与策略呢？毕竟，在当时，无论是柯勒律治还是华兹华斯，在名声上都不能与鲁滨逊同日而语。然而到今天，知道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的人，要远远多于知道鲁滨逊的。在德威斯看来，爱伦·坡的名作《莫尔格街凶杀案》曾受到女作家凯瑟琳·克罗的《苏珊·霍普利》的影响；而她关于超自然世界与元素思考的作品《自然的夜界》，也引领了布拉姆·斯托克的《德古拉》等类型作品的创作风潮。遗憾的是，现如今，大家依然对《德古拉》津津乐道，认为它是早期的吸血鬼类型作品，却没有多少人知道《自然的夜界》这部作品，更不用说凯瑟琳·克罗这个名字。相较德威斯笔下的其他女作家，萨拉·柯勒律治的知名度可能会相对高些，但这并不是因为她创作的作品，而是因为她是诗人柯勒律治的女儿。在德威斯的笔下，柯勒律治声名的建立，乃至其思想被系统地接受，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这位女儿。萨拉的一生，花了大量时间用来重新整理、编辑、出版其父亲在世时散沙一样的作品。相较于她的两位兄长诗人哈特利及在神学界与教育界闻名的德温特，萨拉的才华渐渐隐于背景之中。阅读德威斯对萨拉的描写，总是令我想起莎剧《李尔王》中的科迪莉亚，这位最不受待见的女儿。按照德威斯的描写，萨拉一生见到父亲的次数屈指可数，却是对父亲投入最多的一个。当然，哈特利与德温特并不是像李尔王的大女儿与二女儿那么坏。只是，从得到的父爱与回报之间的比例来看，萨拉很难让人不想到最后救了李尔王并因此丧命的科迪莉亚。我在英国读书期间曾经买到一本一八六七年由爱德华·莫克森出版社再版的柯勒律治诗全集，上面写着由德温特与萨拉·柯勒律治共同编辑。这本诗全集初版于一八五二年，正是萨拉离世的那一年。德温特在“篇首语”中盛赞妹妹萨拉“极有天赋”，并坦言一八六七年的这一新版本只是在一八五二年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几首小诗。同时，在两版的序言中，德温特都特别申明，这本诗集全部是由萨拉辛劳完成，只是因为萨拉的强烈要求，他的名字才会署在这部作品上。在这本耗尽她大半生心血的诗全集上，将兄长的名字放在自己的名字之前。萨拉在提出这一建议时，是顾及兄妹感情，更愿意让兄长扬名于世，还是囿于时代对女性的束缚限制而对自己名字的不自信？ 在七位女作家之中，最幸福的应数黛娜·马洛克·克雷克了。克雷克十五岁开始为报纸撰稿，二十几岁已经有了名声。出版狄更斯作品的出版商以高价买下了她的小说《奥利芙》的版权。克雷克三十九岁结婚，婚后的生活幸福无比。与丈夫在用她的稿费建成的房子里生活、写作。唯一出格的行为要算是她将来历不明的弃婴收养为自己的孩子。此举引来一些风言风语，但就她的文学创作而言，一直还算顺利。
德威斯的《不只是简·奥斯丁》中漫溢着她对这些女作家的感情。以研究奥斯丁而起家的德威斯，在书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在奥斯丁之外，更广阔、更丰富多彩，但也正逐渐被人们遗忘的世界。德威斯不仅去凯瑟琳·克罗的故居想象当年克罗的风光与疯狂，在湖区凯西克小镇格蕾塔府（Greta Hall）寻找萨拉·柯勒律治成长的痕迹，她还详细阅读这七位女作家的作品，并事无巨细地查阅相关文献。她使用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像莎士比亚剧作品一样生动且富有戏剧性的七幕人生剧。她把伍尔夫关于朱迪斯的想象还原成真实。其字里行间所蕴含的学者睿思，以及同为女作家的共鸣，使德威斯成功地将那一个半世纪里的蒙尘的珍珠，一一陈列。这部优秀的作品同时也是一个指引。正如德威斯所呼吁的那样，只有阅读这些女作家的作品，才能重新赋予她们生命，令她们回归本应的位置。事实上，二〇〇六年第八版的《英国文学诺顿选集之浪漫主义时期》一书中，已经收录了史密斯、鲁滨逊的作品，这意味着其作品经典地位的确立。即使在那个对女性作家有诸多限制的时代，夏洛蒂·勃朗特仍在信中驳斥了乔治·刘易斯关于女性作家不能进入虚构文学领域的建议，并指责他自以为是地用某种性别标准来衡量她。而在今天，我们的“勃朗特”们不用再希望别人把“克勒·贝尔”（夏洛蒂·勃朗特笔名）当作一个男人，以得到更加公正的待遇。这或许本身也是一种欣慰。也是在今天，伍尔夫所假想的“莎士比亚的妹妹”终于拥有了与莎士比亚同样的演出、写作的舞台与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