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和大屠杀
幸而有米什莱的格言在前，我才得以在本章中从以下角度解读卡夫卡的《审判》和《城堡》，即卡夫卡的作品以某种方式预示着奥斯维辛。认为卡夫卡的作品与大屠杀有关，这似乎有点反常。
毕竟，他在1924年就去世，早在策划“最终解决”（the Final Solution）方案之前。他也没有写过反映种族灭绝的作品。尽管如此，卡夫卡的作品在很多方面都可以从反省大屠杀的角度进行解读。越是以此类推，就越会觉得奥斯维辛之前的小说预示着奥斯维辛之后的小说，至少卡夫卡的作品是这样的。
正如拉塞尔·塞默尔斯基（RussellSamolsky）在他即将出版的关于“烙印的身体和文本的暴力”一书中所展现的那样，把卡夫卡的创作与大屠杀联系起来，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瓦尔特·本雅明、西奥多·阿多诺、贝尔托·布莱希特以及更晚近的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据说卡夫卡在与朋友古斯塔夫·雅诺施（Gustav Janouch）的谈话中，曾表示他无法完成作品，想要销毁它们，因为他害怕这些作品可能是预言性的，害怕那些只在小说中展现出来的众人的痛苦和灾难，可能真有力量在大范围内成为现实。在塞默尔斯基引用的一段对话中，雅诺施对卡夫卡说，“可能你的创作正好是……未来的一面镜子”，卡夫卡闭上眼，来回晃了晃，回答道，“你说对了，你当然说对了。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我什么也写不完。我害怕真相。但还能怎样呢？……如果无能为力，就得保持沉默……所以，我的所有手稿都得销毁。”至于你是否相信卡夫卡闭着眼、身体前后晃动着说了这番话，这得取决于你是否相信雅诺施的说法。我们目前只有他这份记述。
有其他资料证明，卡夫卡不仅想要销毁自己的作品，而且似乎确实烧毁了一些。这是一个防止这些作品产生奇特的施为效果的方法。塞默尔斯基借助德里达对“自免疫”（autoimmunity）的运用，精彩地解读了卡夫卡的这种害怕。德里达用“自免疫”来形容文本的生成方式，即，一个文本有可能超出作者的创作意图，以一种机器的、假体的和生态技术式的方式自行运作。作者无法阻止文本创作自己的未来。销毁作品，恰恰就陷进了“自免疫”那自我毁灭的逻辑之中。卡夫卡预见到整个犹太民族的浩劫，印证了黑暗的预言，阿摩司那样的旧约先知曾做出这样的预言，卡巴拉（Kabbalah）中也有所描绘。卡夫卡甚至敢于认为他的作品“可能发展出新的秘密学说，发展出一种卡巴拉”。
早在1938年，本雅明就将卡夫卡的作品解读为对大屠杀的预想，尽管那时大屠杀还未开始，但本雅明对此已有预感，他最终在西班牙边境自杀。本雅明在寄给哥舒姆·舒勒姆（Gershom Scholem）的信中写下《论卡夫卡》（“Some Reflections on Kafka”），塞默尔斯基对此也有所引用。本雅明写道：“卡夫卡的世界……正与他的时代互补，那个时代正要以相当大的规模清除掉这个星球上的居民。卡夫卡不愿吐露心思，而至于与他感受相似的那种体验，很可能等到大众被清除之时，他们才能体会。”本雅明此处意在表明，卡夫卡赋予他小说和故事中独特人物的个人经验，会成为众多被迫害的人的集体体验，我在本章中也将就这一点进行论述。像K、约瑟夫·K和卡尔·罗斯曼这样不幸的人——或者用凯尔泰斯的描述——“无命运的”人，他们的遭遇隐约地预示了大屠杀浩劫。他们个体独一的遭际几乎变成数百万犹太人的普遍遭遇，他们要么被消灭，要么在集中营里苟全性命。这一点将在本章分析卡夫卡的《美国》时得以展现。塞默尔斯基还引用了卡夫卡对雅诺施说的一段话，他们当时正看着位于布拉格的古老的犹太会堂，卡夫卡当时的预言一如既往地黑暗：“这个会堂已经在地面以下，但不止如此，人们会尽力铲除犹太人，把这个会堂碾成灰烬。”至少雅诺施说卡夫卡曾说过那样的话。
瓦尔特·本雅明和维尔纳·哈马赫（WernerHamacher），以及德勒兹和加塔利，都以各自的方式承认，卡夫卡的作品有意阻止阐释，推迟结论或判断。卡夫卡眼里的读者，无论男女，都置身于一个审判体系当中。“卡夫卡的文本如此安排”，哈马赫说，“是为了避免阐释。”他引用本雅明的话继续说：“卡夫卡有一种罕见的才能，能够自己创造寓言，而且他寓言的意义从来不会被清晰的阐释所穷尽；相反，他会想尽办法防止阐释。”哈马赫借用本雅明的《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一文的看法，指出卡夫卡作品“防止阐释”（precautions against interpretation）的具体表现就是其中心——特别是其寓言的中心——“疑窦丛生”（本雅明，802）。传统的寓言，比如新约中耶稣的那些寓言，都有着明确的教义，如播种者的寓言明确地与天国以及如何抵达天国有关。然而，卡夫卡的作品，就像天方夜谭中谢赫拉莎德讲故事的情形，在不确定的意义中推延，用以延缓类似约瑟夫·K所面对的确定判决，他在《审判》的最后一章中被判处死刑（哈马赫，298—300；本雅明，807）。
哈马赫认为卡夫卡的创作“指向一种几乎无限推延的文学形式，这种文学形式不再具有引导教诲、养德倡法之用（卡夫卡寓言的核心因而‘疑窦丛生’），而以延迟即将发生之事为其要务”（哈马赫，299）。本雅明是这样表述的：“在卡夫卡留给我们的故事里，叙事艺术重新获得了它曾经在《天方夜谭》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推迟未来的能力。在《审判》中，只要整个进程不会抵至审判阶段，延迟反而是被告的希望所在”（本雅明，807）。这“即将发生”之事，正如本章所言，就是大屠杀，卡夫卡隐隐约约——或者很可能并非那么隐约——已有所预见。只要他的小说未写完，只要他的故事和寓言中还“疑窦丛生”，还在抵抗明白无误的阐释，那么这场浩劫就仍停留在“即将到来”（to come）之中。最好的做法是销毁这些作品，以免它们加速即将到来之事。
众所周知，卡夫卡的生平与大屠杀有联系。他的三个妹妹都在大屠杀中丧生，包括他最喜爱的妹妹奥特拉。她在卡夫卡身患重病时悉心照料。卡夫卡在书信日记中提到她时总是充满慈爱。
卡夫卡家庭的其他成员也死于大屠杀，还有他挚爱的密伦娜也是，卡夫卡写给她的信动人心弦。如果卡夫卡的生命再长久一些，他无疑会面临同样的命运。纳粹可能会收缴并销毁他那二十本笔记本和书信，卡夫卡在他最后一任女友多拉·迪曼特（Dora Diamont）的陪伴下，回到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去世，把它们留在了她柏林的公寓里。也有说法是卡夫卡亲自烧掉了这些笔记本。卡夫卡的许多作品都是在他去世后，由朋友马克斯·布洛德（Max Brod）促成出版，但这些作品在1935年都被纳粹列入了臭名昭著的“不良文学名单”。
卡夫卡生活在布拉格，彼时奥匈帝国正处于衰退时期。作为一个犹太人和受过法律训练的保险公司从业者，卡夫卡相当直接地感受到了捷克的反犹主义，也感受到了官僚体制在私立机构和公共政府中通过新兴技术机器不断扩展的不祥之兆。大规模的官僚化，在克里斯托弗·布朗宁这样的学者看来，为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提供了必要条件。卡夫卡所在的保险机构名为“波希米亚王国工伤事故保险机构”，依托政府支持。布拉格在那时是“波希米亚王国”的一部分。提到远程通信技术，读者会想起电话在《城堡》《审判》和《下落不明的人》（即《美国》）中发挥的作用。前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的困境取决于他们与小说中法律行政官僚体系的联系，这个体系庞大而难以理解，其各个部分与书面文件和电话信息的传播组合在一起。官僚制、政府、技术和科学后来构成了大规模驱逐和屠杀等事件发生的必要条件，这些事件发生时离卡夫卡去世不到二十年，而这些条件已然在卡夫卡生活的布拉格，在他噩梦般的小说中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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