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文学的事件？
在《理论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ory，2002）一书中，让米歇尔·拉贝特（Jean·Michel Rabaté）尽管坚持哲学和理论对于文学批评的必要性，但仍同意很多文学研究学者的一种看法，那就是从哲学和理论的角度过度阐释文学往往会忽视对文学的常识性理解。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它们之间形成一个平衡。他进而提出文学理论“往往用细读的方式展开意识形态批评，同样也用精细归类文学过程的方式关注广泛的文化议题”。21世纪以来，对于文学性的关注越来越得到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德里克·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在《文学的独特性》(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2004)一书中提出：“文学理论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在语言的不同运用中，文学带给读者怎样独特的体验。”
回归文学性的文学研究不应该只是重复旧的人文精神、普遍伦理之类的主题探讨，而是要在新世纪的历史条件下，综合运用新的知识、技术和方法进行理论创新。在这个背景下，作为事件的文学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这个概念的提出与20世纪中期以来哲学上的事件理论、语言学上的言语行为理论、文化研究上的操演性理论等有着密切的关系，J.L.奥斯汀、德里达、巴特勒、齐泽克等人的理论论述启发了相关的讨论。与此同时，J.希利斯·米勒、阿特里奇、伊格尔顿、芮塔·费尔斯基等文学理论家，借助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与相关跨学科的理论资源，从不同角度直接或者间接地讨论文学事件的概念，丰富了有关的理论话语建构与批评实践。
从事件的角度看待文学，核心问题是解释文学不同于其他写作的独特性，对作家创作、文本、阅读等进行系统的重新认识和分析。与作为表征或者再现的文学观念不同，文学事件强调作家创作的过程性、文学语言的建构性、文学的媒介性、阅读的作用力以及文学对于现实的影响。归根到底，以独特性为特点的文学性不是一个文学属性，而是一个事件，它意味着将文学的发生和效果视为文学性的关键特征。“把文学作品看作一个事件，就要对作者的作品和作为文本的作品进行回应，这意味着不是用破坏性的方式带来改变，而是像库切小说中的角色所说的那样，用作品中‘流动的优雅’来改变读者，从而推动事件的发生。”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文化娱乐化导致了文学的边缘化和危机，而事件的理论通过重新阐释文学的独特性有助于赋予其新的价值和使命。
文本的生成性
卡勒在《文学理论入门》（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1997）中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出发，谈到文学语言的施行性导致了文学的事件。“总之，施行语把曾经不受重视的一种语言用途——语言活跃的、可以创造世界的用途，这一点与文学语言非常相似——引上了中心舞台。施行语还帮助我们把文学理解为行为或事件。”这里对事件性的解释强调了文学改变现实的力量。在卡勒看来，文学事件的生成性可以有两个方面的理解。首先，文学作品诞生了，文学的世界变成我们经验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说文学作品完成一个独特的具体行为，它所创造的现实就是作品。作品中的语句完成了特定的行为。”其次，文学的创新，改变了原来的文学规范，并引导读者参与对世界的重新想象。“一部作品之所以成功，成为一个事件，是通过大量的重复，重复已有的规则，而且还有可能加以改变。如果一部小说问世了，它的产生是因为它以其独一无二的方式激发了一种情感，是这种情感赋予形式以生命，在阅读和回忆的行为中，它重复小说程式的曲折变化，也许还会给这些读者继续面对世界的规则和形式带来某种变化。”卡勒对于文学事件的解读，标志着文学理论的事件转向。
《文学的事件》
何成洲 但汉松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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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以来，J．希利斯·米勒写了不少关于以文行事的著作。在米勒看来，行为与事件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都强调文学的生成性和行动力。在《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The Conflagration ofCommunity：FictionBefore and After Auschwitz，2011）一书中，米勒认为文学是一种可以见证历史的行为或事件。比如“二战”期间的犹太大屠杀。文学如何能见证巨大创伤性的事件？阿多诺（Theodor Adorno）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奥斯维辛之后，甚至写首诗，也是野蛮的。”这句话引起不同的反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奥斯维辛屠杀犹太人的凶残彻底暴露了人性的致命弱点，人们很难再像从前那样用诗歌或者文学来赞美人和自然。另一种解释是，文学作为审美活动不能有效地阻止暴力，实施大屠杀的德国人恰恰是推动欧洲文明的重要力量。考虑到“二战”以后独特的社会和文化语境，这些解释似乎有合理的地方，当时人们因为经历战争的残酷而对宗教和审美活动丧失了信心。米勒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暴力而放弃写诗或者文学，恰恰相反，只有通过文学，我们才能更好地铭记历史、面向未来。文学能够以言行事，具有施行性力量，它能够见证历史性事件，包括奥斯维辛的大屠杀。在有关纳粹集体屠杀的一些文学里，文字带领读者去体验受害者的恐惧、绝望和麻木，文学比任何细致入微的历史叙述都更为震撼人心。关于文学的见证力量，阿特里奇也有过论述：“近期的批评经常注重文学作品见证历史创伤的力量；在这里，文学作品即刻展现出多种功能：作为证据，文学有很强的见证力，同时，作为文学作品，它们上演这种见证行为，这样一种说法并不矛盾。（这种上演产生了一种强大的令人愉悦的力量，它使文学作品产生比史学著作更强的见证力量）。”(Singularity：97)这里说的“上演”（staging），是指文学作品的语言能够在读者阅读的时候，让其在想象中操演发生的故事，读者产生亲临其境的感受，这是文学叙事的魅力所在，也是文学区别于其他写作的一个主要特点。不仅如此，米勒作为文学批评家还进一步阐释学者的作用和贡献。在“大屠杀小说”这一部分的结尾，他写道：“然而，我的章节也具有操演性见证的维度。它记录了我在阅读和重读小说的过程中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分析评论式的阅读，如果有效，可以帮助其他读者开启一部文学作品。由此，它也可能有助于产生新的读者群，这些读者，就算不了解，至少不会忘记奥斯维辛。”文学的批评与文本的生产性密切相关，文本的意义和价值有赖于批评家的阐释活动，批评家也是文学事件的另一个主体。
阅读的操演
阅读是一种文学体验，文学的独特性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得到认识和揭示的。阅读是读者与作者的相遇，充满偶然性，具有不确定性，同时也富有活力，能在智力、情感和行动等方面激发读者的各种反应。文学事件的潜在力量只有在读者的体验中才能实现。“创新需要对现存规范进行重塑，因此，不是每个语言学上的革新都是文学创新；事实上，大多数的创新都非如此。只有当读者经历这种重塑并将之视为一种事件（这里的读者首先是阅读自己作品或边创作边阅读的作者）——它能够对意义和感觉开启新的可能性（这里的事件是一个动词），或者更确切地说，唯其如此，才称得上是文学事件。”(Singularity：58—59)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性不是一种静止的属性，而是一种阅读的操演，是通过读者与作者/作品的互动建构的。
阅读是个体性的活动，人们常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仅如此，同一个读者的每一次阅读都不一样。“关于这首诗中的独特性还有很多要说的，但是我想表达的是这个独特性的事件性。因为它作为一个事件出现，其独特性不是固定的；如果我明天读这首诗，我将会体验到诗中不同的独特性。”(Singularity：70) 读者的每一次阅读都是独特的，是一次事件性遭遇，揭示了文学的特殊性。
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通过想象在脑海里“上演”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学世界，既带给读者丰富的知识，又产生巨大的愉悦，有时读者陶醉在这个文学世界之中忘却了周围的一切，甚至自己。“因此，这种形式上系列组合的功能是‘上演’意义和感觉：这种上演在我们所说的操演性阅读中实现。文学作品提供多种类型的愉悦，但其中一个可以称得上独特的文学愉悦的方面就来自这种上演，或者说这种强烈但有距离的表演，它呈现出我们生命中最为隐秘、感受最为强烈的部分。”（Singularity：109）更进一步说，阅读文学不只是找寻意义，而是关注它的效果。“小说也塑造了这种相关性。它们开启了一个过程（就如约翰·杜威和其他人所注意到的，一件艺术品不是一个客体而是一种体验）；而且它们的影响远非信息的传输这么简单。用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话说，一件艺术品不是一个需要凝神观看以期读懂预设的概念意义的东西，相反，它是一个‘事件’。”作为事件的阅读意味着读者经历一次非同寻常的改变，进入一个阈限状态，是对自我的一次超越。“文学事件理论寻找一种中间位置作为它的第一原则。这种处于文本与物质之间的不稳定的位置开启了诠释过程。”
文学是审美的，也是施行性的；是精神上的，也是物质的；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是言语叙事的，也是行为动作的。此外，它既是自娱自乐的，也是一种伦理实践。“当我们阅读一部有创新性的作品时，会发现我们负有某些责任：尊重他者性，回应它的独特性，与此同时避免削弱作品的异质性。”（Singularity：130）有效的阅读需要读者既能浸入文本世界，又能跳出来，摆脱文字的魔力，反思一下自己的阅读。“然而，它（文学的伦理需求）是作品具有文学性的前提：作品上演的基本过程就是语言影响我们和世界的过程。文学作品需要一种阅读，一种能够公正地对待这些复杂精细的过程，一种表演意义上或者可以放置于行动或戏剧中的阅读，它能够积极参与和抽离，并能够以一种好客的胸怀拥抱他者。”(Singularity:130)作为事件的文学意味着，阅读是一种责任，一种积极开放、不断进取的姿态和行动。
本文选摘自《文学的事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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