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英格兰曾生长出一朵完美的玫瑰，那便是他
D. H. 劳伦斯（1885—1930），20世纪英美文坛举足轻重、独树一帜的经典作家。他出生于英国的矿工家庭，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让自己走出了煤矿村，走向了更广博的世界，却因他与众不同、离经叛道的做派和思想以及惊世骇俗的“情色”作品遭主流社会拒斥，被贬为“禁书”作家，一生贫苦颠沛，直到去世后其文学价值才渐渐被世人看见，进而受到推崇。
2020年9月11日是劳伦斯135周年诞辰，今年也是他逝世90周年。相隔近百年的沧海桑田，今日读劳伦斯，我们依然会叹服于他深邃唯美、充满生命力的文字及其揭示人类内心生活的伟大才能。1928年完成《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后，劳伦斯为自己设计了一个象征标志——一只在火焰中从它的巢中振翅而起的凤凰。浴火重生的凤凰是从小被疾病折磨的劳伦斯终极的渴望与追求。他45岁便英年早逝，但在有生之年他纵情生活，恣意书写，以丰富的阅历滋养生命，创作出了大量散发着热血温度、跳动着生之活力的文学作品。
“你无法越过苦痛，但你可以找到忍受下去的力量”
或许是由于生于煤矿村，劳伦斯出生两周后就患上了支气管炎，艰难存活了下来，一生病弱，后来几次得肺炎，随后发展成肺结核——这个病在当时可谓绝症，劳伦斯拒绝承认他得的是肺结核，不愿面对，甚至连这个词也不愿提及：“我的双肺残破，但我不是他们说的那种肺病。我其实并不害怕肺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永远都不会是因为肺病死的。我很确定，我生病的时候，纯粹是沮丧和紧绷的神经在我的双肺上肆虐。”不仅如此，他还将他所患的病归咎于他所生活的气候、国家甚至那片大陆的邪魅。赫胥黎一直都能洞悉劳伦斯，他也是劳伦斯人生最后阶段极为亲密的人。他观察到了劳伦斯的自我欺骗：“像许多结核病人一样，他确信气候——不仅仅是气温还有风向及所有的大气条件——对他有巨大影响。他创造了一整套关于气候的错误观点。”他在生命的最后五年还在不断寻找有益健康的气候。
劳伦斯长期的慢性疾病及其身体状况的逐渐恶化所带来的心理影响，对一位艺术家来说，几乎与身体症状同样重要；他的心理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生存的意志和存活下来的能力。他有时发现很难专注于他的工作，因为睡不安稳和睡不着觉的恐慌，他总是想象着死亡。他经常感到自己像个令人厌恶的被抛弃者，与健康人群切断了联系，被他的身体背叛，困在了病人的世界里。肺结核无疑令他敏锐地感觉到迫在眉睫的消亡，但同时也在他后期关于复活主题的作品中加深了他对身体感觉和肉体之美的欣赏。最为重要的是，他对死亡的意识令他有了可怕的紧迫感，这强化了他的情感和表达力。当凯瑟琳·卡斯威尔悲叹，与劳伦斯的生活相比，她的生活似乎是虚度时，他回应：“啊，但是你有比我长太多的生命去做事情！”劳伦斯带着如基督般的顺从与勇气忍受着痛苦折磨，一次次从死亡边缘逃回，继续投入地生活。在他最后的作品《启示录》（Apocalypse）中，劳伦斯坚持：
“我还有点希望我能去月亮上看看”
旅行就是劳伦斯逃离死亡的一种方式，他马不停蹄地四海游走，仿佛在与死神赛跑，迫切地想找到一个永生之所。不仅如此，旅行于他而言，还有一种超越性的人生意义。他认为，流浪、去不同的地方、了解世界、找寻能令他平静之物，这是他的命运。他相信无论某次旅途多么让人失望，这探索本身始终有意义：“我们或许带着秘密的、荒谬的希望去旅行，想要踏入金苹果园，想要划着船、沿着小溪顺流而上，在伊甸园上岸。这样的希望总会落空。没有伊甸园，也从来就没有金苹果园。但是，在我们对它们的探寻中，我们触摸到了幻想的边岸，开始了与其他世界的接触。”
“一战”期间，劳伦斯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他曾梦想逃往世界最遥远的角落：“我希望去到西藏——或者堪察加半岛——或者塔希提岛——去向阿尔蒂马，终极的、最终极的极北之地——图勒。我有时候觉得我会疯掉，因为没地方可去，没有‘新世界’。这些天里，要不是我约束自己，我定会不顾后果地离开，前往某个荒谬的地方。”20世纪20年代初，劳伦斯有了更多的钱，身体状况也好了很多，这使他可以周游世界。他盘算着去格陵兰岛、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他在墨西哥不高兴时便想：“或许我不该隐居在这些偏远的地方。”但他一回到欧洲，地中海又启发他要像尤利西斯一般漂泊。他计划从意大利旅行至拉古萨、达尔马提亚、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君士坦丁堡、大马士革、耶路撒冷、雅法、埃及、突尼斯和摩洛哥。“不管是什么，无论是什么，只要它能让我甩开这麻痹状态，让生活有点乐子，”他说道，“我甚至可以踏上去往地狱的路。”当他的健康状况恶化时，他不可避免地意识到：“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生活受到的限制也会越来越多——人们没办法再自由地做出选择。”但就在他去世前的三个月，他还在欣慰自己逃脱了一种恒定不变的生活方式。他告诉玛丽亚·赫胥黎：“我还有点希望我能去月亮上看看。”
劳伦斯相信，“新地方可以牵引出人身上的新鲜事物”，他的终生信条变成了：“如有疑问，便去旅行。”与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悲惨的缪斯》（The Tragic Muse, 1890）中的唯美主义者加布里尔·纳什一样，劳伦斯总是从现在开始，去往“某个地方”，并且会说：“我漂泊、漫无目的地游走、流浪。”如同《虹》中的阿尔弗雷德·布朗文一样，他渴望找到一个能改变他内心生活的理想之地：“他似乎觉得他的生活如同浮萍，没有地方能令他心满意足地安顿下来。他梦想去国外……他想要改变，要他的生活发生深刻、重大的变化。”劳伦斯感受到对缺失或丢失的东西的渴望，据说这是驱使亚历山大大帝跨越已知的欧洲世界到达印度的动力。
旅行令他从写作中解脱出来，改变了他的日常生活方式，让他有机会接触不同的人和有趣的经历。他计划写一部关于每一个大陆的小说，但他还没能描写亚洲、非洲与美洲便去世了。
“如果英格兰曾生长出一朵完美的玫瑰，那便是他”
一生坚持不妥协的劳伦斯行至人生路尽头，意识到自己正在死去，无人能帮，他便勇敢地接受了命运。他曾告诉过格蒂·库珀，“活，我们要活得雄赳赳；死，我们也雄赳赳地赴死”——他兑现了这句话。他从来都没有完全放弃他可以康复的希望，他告诉弗丽达：“太阳升起的时候过来吧。”“我过去的时候，他很高兴，那么那么高兴，就好像他会说：‘看，我又被赐予了一天。’”如与他同名的大卫王一样——大卫王临终时得童女亚比煞为之温暖身体（《列王纪上》1章2节），劳伦斯临终前的一个晚上曾要弗丽达与他睡在一起：“整个晚上，我都能感受到他疼痛、僵硬的胸膛；整个晚上，他也必然无比痛苦地感受到了他身边我健康的身体……以前，只要我睡在他的身边，我总能安慰他、减轻他的痛苦……现在我做不到了……他正远离生命、远离我，我用尽我所有的力量，感到的只是无助。”
劳伦斯与弗丽达
病入膏肓的劳伦斯一直拒绝使用吗啡，临终前他才松口——“我想我现在需要点吗啡！”接受注射前，他命令将弗丽达的床移到他的床脚处。劳伦斯恳求弗丽达：“抱紧我，紧紧抱着我，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的手去了哪里……我在哪儿？”他的临终遗言是“我现在好多了”——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确是好多了。在他弥留之际，弗丽达双手捧着他的双踝。她相信他最后的那首未完之作《祈祷》（“Prayer”）“提到了这个，就好像他事先就知道会这样”：
劳伦斯葬礼之后，弗丽达在给友人的信中如此缅怀劳伦斯：
“生活中最大的美德是真正的勇气”
劳伦斯活着的一生始终不曾安定，在他去世后，他还在从一个地方去往另一个地方。最终，他回到了他所挚爱的新墨西哥。如果劳伦斯从疾病中康复，又多活了三十年，享有正常的寿命，那他定会继续与弗丽达平静安定地生活，享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带给他的相对丰厚的财富。他或许会与那些年轻的追随者一起实现他所构想的拉纳尼姆，或许会回到农场，或许会实现他的理想，租上一条船，乘舟去往他一直都想去游历的地中海各地：西班牙南部、南斯拉夫、希腊、塞浦路斯、土耳其、北非。他或许会再进行一次世界之旅：去往俄罗斯、印度、中国；或许会完成他的抱负，即书写关于其他大陆——亚洲、非洲、美洲——的小说；或许会写完他未完成的作品，并继续与奥利奥里一起私下出版这些作品：关于彭斯的小说、《飞鱼》以及《伊特鲁里亚人的灵魂》的后半部分。
劳伦斯墓室
早在1912年，劳伦斯就预言性地写道：“我觉得新一代人与旧一代人大不相同。我认为新一代人会更快意地阅读我的作品。”劳伦斯的社会影响——尤其是1960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审判案，以及该小说在英国的第一个未删节版（1960年）发行八个月即售出三百二十万册后——推动了国家审查制度的取消、言语自由、性宽容，也令人们逐渐接受同性恋，接受人作为肉身存在有肉欲需求。
劳伦斯坚信，“生活中最大的美德是真正的勇气，是知道该如何面对现实并超越现实的勇气”，这使他能够公然反抗社会、政治、文学传统：与弗丽达私奔、反对战争、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也使他能够坚持五年，以巨大的勇气战胜令他痛苦的疾病。他的老朋友也是他最坚定的维护者凯瑟琳·卡斯威尔证实了他的自由、品位、想象力、诚实与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