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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活的两面:消灭个性和创造个性

汪民安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11-06


什么是现代性?


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是在19世纪的都城巴黎中找到的:“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


“美永远是、必然是一种双重构成……构成美的一种成分是永恒的、不变的、其多少极难加以确定,另一种成分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说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就把永远存在的那部分看作艺术的灵魂吧,把可变的成分看成它的躯体吧。”



现代生活



西美尔和波德莱尔不约而同地将瞬间性作为现代生活——都市生活——的特点。

 

艺术家从瞬间性中发现了美,但普通的都市人正是为了应对这种瞬间性和不可预见性而发明了世故、冷漠和算计。在现代都市主导性的标准化货币经济中,都市人只有按照严格的数字换算方式行动,才能抵御多样性和可变性带来的困扰。人和人之间以前那种个性化的富有特色的交往,现在荡然无存。货币制度虽然能够将大部分人关联起来,但这种关联是平均化的、公式化的和理性化的。

 

大都市的生活让理性的心理状态和货币经济形式相互强化。不过,货币也可以激起人对它的狂热追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货币同样点燃了现代人的激情。货币就这样保留了它的两面性:“它一方面使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个性留有最大限度的余地,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

 


货币文化同都市生活是一体的,都市生活越来越复杂、紧张,越来越像一些纷乱的碎片,引起强烈的神经刺激,结果只好是,“现代精神越来越精于算计”,越来越排斥那些狂野的本能冲动,排斥波德莱尔式的孩童般的激情和好奇心。烦躁的现代生活,只能借助中性而冷漠的金钱媒介来反向地均衡化。“在奔流不息的金钱溪流中,所有的事物都以相等的重力漂荡。”在都市生活中,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同人进行残酷而冷静的斗争。

 

现代生活的两面是消灭个性和创造个性

 

这些敏于算计的都市人,越来越表现出克制、冷漠、千篇一律的退隐状态。人们的分明个性在不断地消失。而且,都市中物质文化的主宰,都市中压倒性的劳动分工,使个体越来越孤立。劳动分工要求个体只能专注于某一方面,显然,这种专业化趋势会导致个体人性上的不完善,面对都市琐细而复杂的组织,个体仅仅是都市机器的齿轮。

 

都市基本上是一个异化和非人格化的场所。现代都市的物质文化的高度发展,它的复杂性和丰饶性,使西美尔同样发现了都市现代生活的辩证法:一方面,复杂而缤纷的现代生活不断地对个体进行刺激,激发对个性的追逐,“它们仿佛将人置于一条溪流里,而人几乎不需要自己游泳就能浮动”;另一方面,个性难以为继,它被劳动分工,被物质生活吞噬了。这种将个体齿轮化的都市生活,反而激发了寻求个人独特性的欲望。非个体化和个体化,厌世和激情,自保式的算计和高傲的卓尔不群,这两种个体在现代都市的生活舞台上登场。

 

西美尔没有忘记将这种现代都市的精神状况历史化。都市的精神状况的两面性正好是现代时期的精神状况。18世纪的自由主义发现了普遍性的个人主义:所有的人都是具有普遍人性的自由平等的个人。在波德莱尔那里,现代生活的两面是幸福和凄惨,富裕和贫穷;在西美尔那里,现代生活的两面是消灭个性和创造个性。

 

都市社会关系的特征是肤浅、淡薄和短暂

 

都市,是现代性的生活世界的空间场所。也可以说,现代性,它累积和浮现出来的日常生活只有在都市中才得到表达。现代性必须在都市中展开,而都市一定是现代性的产物和标志,二者水乳交融。波德莱尔和西美尔的出发点有同有异。相同的是,两人都有志于揭示现代都市中的现代人的生活风格;不同的是,波德莱尔要求在现代生活中发现艺术之美,而西美尔志在于现代生活中发现都市人个性的消失和生成。波德莱尔发现了现代生活储藏的能量的生产性,西美尔除了发现生产性能量之外,还发现了都市生活中物化的货币文化和分工劳动。

 

《现代性》

汪民安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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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他们观察到的现代都市生活的独特品质却是类似的:碎片化、感官刺激、物质性、丰富性、瞬间性和易逝性。而现代性的这些独特性,恰恰是在同非现代和前现代的乡村生活的剧烈对比中浮现出来的。

 

西美尔提到了乡村生活和小城镇生活同大都市生活的差异。都市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由于都市人来源广泛,背景复杂,兴趣殊异,流动频繁,所以,主宰民俗社会的血缘纽带、邻里关系和世袭生活等传统情感不复存在。都市人需要同大量的他人打交道,但是这种接触是功能主义的、表面性的、浅尝辄止的、非个性化的。“都市社会关系的特征是肤浅、淡薄和短暂。”

 

共同情感的匮乏,急剧的竞争,居无定所,阶层和地位的差异,职业分工引起的个体的单子化,使人和人之间的沟壑加深,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个体并没有被温暖所包围,而是倍感孤独。用西美尔的话说,“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在大都市人群里感到的孤立和迷失”。个体没有归属感,他在这个物质化的城市中发现不了自己的根基,在各种复杂的体制中也培植不了自己的个性,他的个性被吞噬了。

 

“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自我目的的手段”,这就是都市生活方式的特点:“次要接触代替主要接触,血缘纽带式微,家庭的社会意义变小,邻居消失,社会团结的传统基础遭到破坏。”沃斯的现代都市生活被一团黑暗所笼罩。如果说西美尔还强调现代生活的两面——非个性化和个性化——的相互结合,那么,在沃斯这里,城市则是令人窒息的:“个人生活的混乱无序、精神崩溃、自杀、行为不良、犯罪、腐败堕落和混乱”。屡见不鲜。在城市这些情况的数量超过农村。

 

现代人在动荡中被反复地抛向了无家可归的状况


没有确定感的现代都市世界让人一次次地脱离了固有语境,现代人在动荡中被反复地抛向了无家可归的状况。一切都在天翻地覆,人们在剧烈地晃荡着,仿佛置身于一艘劈风破浪的船上,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到达风平浪静的港湾。现代个体的经验必须直面瞬息万变的都市生活。这种生活内在的“焦虑和骚动,心理的眩晕和昏乱,各种经验可能性的扩展及道德界限与个人约束的破坏,自我放大和自我昏乱,大街上及灵魂中的幻象”等,锻造了“现代的感受能力”,而卢梭几乎在所有人之前,就体验到了这种像“旋风一样的动乱的社会”。

 


在西美尔那里,都市各类意外的旋风般的打击容易令人产生退却性和保护性的冷漠器官。对波德莱尔来讲,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将街道和人群作为自己的四壁,他们在人群中需要回身的余地,“让大多数人忙于他们的日常事务吧;闲暇者如果无处可去了的话,加入游手好闲者的晃荡中。他在这种完完全全的闲暇中与在那种狂热的城市喧嚣中一样被抛了出去,无处可去”。这样的闲暇者在爱伦·坡的伦敦被称为“人群中的人”,波德莱尔则称之为“浪荡子”。

 

爱伦·坡将人群看作可怕的威胁,“人群中的人”同人群是简单而直接的关系;但是,波德莱尔的游手好闲者对人群怀着矛盾的心理:他不能跟他们融为一体,但又必须跟他们保持必要的共谋关系,结果就是,“他如此之深地卷入他们中间,却只为了在轻蔑的一瞥里把他们湮没在忘却中”。街道上的人群既是这些人的奇异景观,也是这些人的必要背景。人群是城市巨大的魅力来源,也是巴黎这个现代都城的面纱。

 

本文节选自《现代性》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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