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米勒教授二三事

J.Hillis米勒教授在演讲

2021年2月9日，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有朋友发的米勒（J. Hillis Miller）教授去世的消息，真是难以相信，在朋友的微信后面跟帖询问真假。虽然我也知道，一旦这样的消息出来，大概不会有错。自己只是不愿意相信而已。到推特上去看，也有不少美国学者在转发此消息。但我还是想看到更加正式的消息，我登陆米勒先生所在的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的官网，还没有。当时还抱着侥幸的心理。但第二天，2月10日，加州大学厄湾分校的讣告就发布了。米勒先生确已归去了。

米勒先生（1928-2021）是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早年以优等生本科毕业于奥柏林学院，随后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52）。之后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达20年之久（1952-1972）。1972年他到耶鲁大学任教，这一教，就是14年。正是在这里，他成为著名的耶鲁学派骨干成员，与保罗·德曼、哈特曼、布鲁姆一起被称为“耶鲁四人帮”。1986年，他加盟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成为杰出研究教授，一直工作到他去世为止。

看到很多朋友在怀念米勒教授，我也想到了学习他的理论、翻译他的著述与见到他时的一些情景，包括和他的一段短暂交往的故事。

为什么会强调中间名——Hillis？

最初了解米勒教授，自然还是学习西方文论时。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解构主义大师。但我最早在学习文论时，感到最有趣或者最初引起我兴趣的是他的名字J. Hillis Miller。因为一般西方人都会强调其姓和名，而不会强调其middle name，即中间名。中间名或者被省略，或者被缩写。比如，海明威（Earnest Miller Hemingway），我们大都只知道：Earnest Hemingway，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其中间名；再比如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我们一般都知道是：D.H. Lawrence。而米勒先生的全名是：Joseph Hillis Miller，按照常理与习惯，应该会写成：Joseph H. Miller，而不是他现在的J. Hillis Miller。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去一查，这才知道，米勒先生乃名门之后。他的名字全称应为：Joseph Hillis Miller Jr.，即小约瑟夫·希利斯·米勒。那是因为他的父亲的名字为：Joseph Hillis Miller Sr.，即老约瑟夫·希利斯·米勒。老米勒先生也是博士学位，一直在高校任教。曾经在名校威廉·玛丽学院和巴克内尔大学担任心理学教授。他还担任过纽约的私立高校——库卡学院校长，后来担任佛罗里达大学的校长。可惜因为身体原因，在1953年他年仅54时就去世了。到今天为止，该校的健康科学研究中心（下辖6个学院）还是以老米勒的名字命名的。

他说：他很腼腆

要感谢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王逢振先生，使我更进一步地认识了米勒教授，也是由于王先生的牵线搭桥，使我有机会邀请到米勒先生与詹姆逊先生一起到我当时所在的郑州大学来做国际学术会议的主旨演讲嘉宾。

大概在1996年，当时我还在南京大学读博士，王逢振先生将米勒先生专门为中国读者所编选的一本文集交由我负责翻译。这本书基本上反映了他的理论与批评的核心内容，后来收入由王逢振先生所主编的那套很著名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书名为《重申解构主义》。这是我真正认识米勒先生的开始。

而第一次见到米勒先生，应该是在1997年，他到中国社科院访问并做学术报告。王逢振先生要我也来北京参加，见见大师。我自然很高兴见到名家。我记得当时是在社科院一个不算太大的会议室，我就静静地坐在那里聆听，并无提问。可惜，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手机，也没有带相机，就没有留下照片。记得随后与米勒先生交谈，也只是简单地问候罢了。因为社科院的人在与他交流，我作为外来者，也就没有说太多的话。当然，王先生告诉他了我在翻译他的著作，他是知道的。后来，王逢振先生跟我转述米勒跟他聊天时说到对我的印象时，他说：He is very shy.（他很腼腆）

米勒先生这么说，让我颇感意外，但仔细一想，也不无道理。他所以这么想，自然是因为我当时少言寡语。也可能是有个人性格的原因，加上第一次见面，又是在“外单位”，不说话自然给人怯生之感。但其实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的我，以及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非常相信甚至坚信作为批评者，应该与所研究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唯如此，才可能有更为客观的认识与评价。这一点曾非常深刻地影响了我。我自己一直做美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于要去跟当代作家认识这件事，我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只相信文本，而且我只愿意通过文本来认识和批评作家，而不愿去听从作者对文本的解读。从这个意义上，我赞同理论说一旦作品面世，作家就“死”了，作品就具有了独立的个体，作家与读者也就站在了相同的位置，而不是具有主导的地位。对于我当时翻译米勒先生的作品，我也作如是观。

应该说，在后来的很多年，大概要到10年之后，我的这种观念才开始有所动摇，因为我开始觉得，虽然这样强调研究者与批评家的各自独立地位并无大错，但固执地认定两者水火不容，也带有研究者与批评家的傲慢。如果把作家放在读者的位置上，他们同样具有言说的权利，研究者与批评家也应虚心聆听，当然是否接受可以另当别论。

为中国读者编选《重申解构主义》

如果说过去是读文学理论著作去认识一个仅有观点存在的米勒先生，那翻译《重申解构主义》是我第一次深入地去了解并理解这位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这是米勒先生专门为中国读者所编选的文集。

正是在翻译过程中，使我充分认识到，他的从理论到文本再到理论的批评方式多么有趣，他的文学研究要始终以文本为中心的观点，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有深刻的影响。我最敬佩也最欣赏他的地方在于，他当然是位理论家，但他似乎更愿意去做将文学理论应用于解读文本的工作，并试图对文本做出新的有创意的阐释，最后往往还能够再回到理论中去，这就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也让人对理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虽然很多人愿意称道其文学理论上的贡献，但我以为他更是一位伟大的文学批评家。

1998年，《重申解构主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译作对于米勒先生的文学理论在中国的推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11年，该书又再版，可见这部书在中国的影响力。

米勒先生让我感到敬佩的第二点是，他始终关注文学的现实，关注现实之于文学的深刻影响，并且坚定地用文学批评去看待现实，坚持认识现实之于文学的影响并加以深刻的阐释。按照其辉煌成就，他早已是一代大家，完全可以坐享其成，但他却新著不断，始终追踪着文学的现实发展。

1997年年底，我翻译了他的长篇论文《论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该文发表在《当代外国文学》1998年1期。该文全面论述了全球化对于时下文学研究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学批评的变化。文章条分缕析，很有见地。

“全球化与本土文化”国际会议

再一次与米勒先生相遇已经是2004年了，当时我在郑州大学工作。大概在2003年，王逢振先生与我商议，主办一个国际学术会议。这就是2004年6月5至9日在郑州大学召开的“全球化与本土文化”研讨会。这次会议，我们邀请了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与米勒先生，请他们两位大家来做主旨演讲嘉宾。

当时，这个会议主题很新颖。盛行之中的全球化，该如何面对本土文化？或者说，本土文化又该如何面对全球化的全面碾压？王逢振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而那个时候的我，对这样的问题非常感兴趣。2002年，我翻译的汤姆林森先生的《全球化与文化》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那个时期，我自己也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当时我和王先生商量，既然请到詹姆逊与米勒这样的大家，当然还有不少国际上的专家，那么，我们也应邀请国内的名家争取来一次较全面的学术对话。我们不求参会人员的规模，而要争取开启与国际学者对话的可能性。

那次会议我们邀请到的国外学者20余人，邀请的国内学者也是20余人，大体上对等。国内学者有中国社科院王逢振教授，清华大学王宁教授、陈永国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丽亚教授，南京大学朱刚教授、江宁康教授等。在开幕式上，米勒先生做了《物质利益：现代英国文学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评》的大会报告。在这篇文章中，他一如既往地将理论植根于文本，把现代英国文学作品放到直接的历史语境中去解读，认为20世纪初的一些英国文学作品和当今的全球局势产生了奇特的共鸣，着重分析了E.M.福斯特、伍尔夫和康拉德的小说，认为他们的作品预示了当前美国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及其给世界上各个民族和本土文化所带来的后果。

那次会议期间，米勒先生与詹姆逊先生还应邀到学校去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后来，我们还安排与会的国际学者和国内学者到中国著名的南街村去访问。那次会议原本是要出一本论文集的，但到第二年，我就离开了郑州大学，此事也就搁浅了。这是令我感到非常遗憾的地方。

有一件小事我至今印象深刻。当时米勒先生接受了河南省电视台的采访，谈到文学批评时，他谈了对中国学者的一个认识，认为中国学者在谈理论的时候较少谈作品，他认为这样脱离了文本的理论，显得大而无当。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他对中国学者的一种批评，而是他一贯的学术主张的自然流露。

正是由于我先前所坚持的批评家要与所研究对象保持距离的执念，我与米勒先生并无太多的私交。但我也很高兴地看到，后来米勒先生经常到中国来，且成果不断，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与对话也越来越多，而这时我个人的学术兴趣有了一些变化，也并没有过多去翻译或者研究米勒先生的著述。但我总是被他的辛勤耕耘所激励，每次看到读到他的著述，都会被默默地激励着，像他这样的名家，还在不断地做学术，后来人更当自强啊。

An Innocent Abroad究竟该如何翻译

米勒先后到中国有15次之多，在中国高校与研究机构做过30多场讲座。他精选了15篇演讲稿汇集成册，于2015年由美国西北大学出版发行，书名戏仿马克·吐温的《傻子出国记》（The Innocents Abroad）。该书后来出了中译本，名为《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米勒先生去世后，有不少中国学者对此书的译名展开讨论。有人认为既是戏仿，译为《傻子出国记》也无妨，但还是有更多的人反对。

我认为，“直译”为《傻子出国记》显然不妥，因为这个题目马克·吐温可以用，但米勒不可。因为吐温是幽默作家，读者很容易联想到他的创作风格，乃至于其所使用的反讽手法。但米勒先生则不同，这样的说法在英语语境中，大家或许会会心一笑，但也会更多的从Innocent最朴实的意义上去理解，而不会真的理解为“傻子”。但在中文语境中，其意味、内涵则会不同。而且，我也认为，若真是按照《傻子出国记》来翻译，这与米勒先生的个人性格、学术气质、创作宗旨也不相匹配。

再来说《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这个译名。这里的“萌在他乡”，直观看，比较对应原文，但说“萌”，大概也是译者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但我感到这个“萌在他乡”不太合适。原因有三：第一，这个“萌”是个动词，而An Innocent并非动词，两者并不完全对应；第二，“萌”所要表达的内容，把主体说的太小了，有矮化内容或思想的意味；第三，“萌在他乡”有个人很可爱地在表演的意味，这不大符合米勒先生的风格。

总体来说，“萌在他乡”有别于米勒先生所说的主旨：所以戏仿，目的乃一语双关，既暗指自己在中国是独在异邦为异客，也说明自己是一个对中国语言、文学、文化一无所知的门外汉，以一个无知者的身份在中国讲学其实是一个向他者学习的过程。

那么，究竟该如何翻译为好呢？我建议将An Innocent Abroad：Lectures in China译为《异客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

用“异客”来对应An Innocent，两者同为名词；用“异客他乡”可以很好地对应An Innocent Abroad。对于“他乡”来说，“异客”自然是天真的门外汉，要想生存，也有学习他乡文化及其一切之必要。由此可以表达米勒先生的双重本意（门外汉与学习者）。同时，这个词相对中性，不会因为米勒先生的借用、自谦乃至自嘲而有辱先生的文风与品格。谨以此文，纪念文学批评家J. Hillis米勒先生。

文 | 郭英剑

本文原载于《文艺报》2021年2月19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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