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断然拒绝出演悲剧 | 节日赠书
国际劳动妇女节，是在每年的3月8日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设立的节日。
每一点滴的前进都是通过艰苦的斗争得来，每一次微小的改变都是通过坚持不懈的身体力行得来。
《明智的孩子》是英国著名作家安吉拉·卡特生前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此时，卡特仍写女人、女性气质、自我创造与自由，写蛇蝎女人与天真女人的人生嘉年华。她以三代女性，不，甚至是五代女性，编织女性家族史，创造超现实的世代传承。
今天，让我们从卡特的传记《卡特制造：安吉拉·卡特传》出发，一同了解这部绚烂的女性版《百年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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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祝所有的女性，坚强勇敢，快乐自信。
11月10日，安吉拉给卡门寄去了“一本我决定取名叫《明智的孩子》的小说”梗概，将小说描述为“长篇喜剧全景式小说，殷勤地戏仿和复制家族史诗的文学体裁，还会用到戏剧形式，正统话剧和杂耍都有，加上莎士比亚的剧本，用来隐喻过去一百年的英国社会……显然，它的潜台词是父权体制的无用”。
安吉拉有时告诉采访者她在十岁前就读完了“大部分莎士比亚”。我们有理由怀疑她没有——她准备高等水平测试时的笔记本记下了她对几部重要剧本最早的感想——但她完全有可能（基于她母亲对他的偏好）不满十岁就接触过一些莎剧。成年之后，她仍然用儿童理解莎士比亚的词汇来解释对他作品的喜爱。她爱他的语言、情节，喜欢他那些高于生活的角色和他粗俗的幽默感。“我能舒舒服服地蜷在那儿，《量罪记》就像一本活色生香的小说。”她曾说（尽管她最爱的剧是《仲夏夜之梦》，她对它的喜欢“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我觉得莎士比亚有种把最世故的人变成天真的观察者的才能。”她告诉洛娜·塞奇。她在另一个场合说他是“史上最伟大的大众娱乐家”。
她知道这不是对莎士比亚意义的普遍理解。自18世纪晚期以来，莎士比亚登上了英语文化圈的神坛。他是国家的代表诗人，但除此之外，他更是“民族身份”的象征——在安吉拉看来，这是统治阶级确认自身文化至高地位的方式。莎士比亚的剧经常由泰斯庇斯腔调的悲剧演员主演（他们也经常因表演出色而被授爵）。他成了高雅艺术的堡垒。安吉拉对此趋势深表质疑，认为英国最伟大的作家被打扮成了某一个特定（上流父权社会的浮华）版本的英国风味。她母亲的家族已经揭示了他的作品更加兼容并包：“他们都知道……对莎士比亚的爱是他们阶级的复仇。”
《明智的孩子》
（英）安吉拉·卡特 著
严韵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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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的孩子》用莎士比亚的剧作，尤其是他的喜剧来歌颂英语文化的多元化，语含讽刺地追问高雅与低俗、中心与边缘文化、正统和非正统的差异。安吉拉想影射所有莎剧，遗憾自己不能给《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和《两贵亲》（The Two Noble Kinsmen）腾出空间。“但我加了很多进去！”她对保罗·贝利保证。她也确实做到了：小说中挤满了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敌对的兄弟、戴了绿帽子的丈夫、代人结婚的新娘、昏聩的父亲和亡魂隆重的回归。它将莎士比亚的动机滑稽地融汇在一起，疯狂而精彩纷呈。
剧情贯穿世纪，横跨大洲，却呈现在一日的框架之内：4月23日，即圣乔治（英格兰的守护圣者）日，也通常被认为是莎士比亚的生日。这天是七十五岁的叙事者、任性的朵拉·钱斯和她双胞胎姐妹诺拉共同的生日；也是她们的生父梅尔基奥尔·哈泽德爵士和他双胞胎兄弟，即朵拉和诺拉的养父佩里·格林（假死）的生日。故事开始时，朵拉和诺拉姐妹收到了一封看似最后时刻才发出的梅尔基奥尔百岁生辰请柬。“有什么让你感觉他们不想我们去吗？”诺拉问。不被需要对她们而言不是什么新鲜体验：梅尔基奥尔（“在世最伟大的莎士比亚演员”）是“正统剧院的台柱子”，而钱斯姐妹却“无论怎么看都是不正统的”：她们是私生女，来自南伦敦（“轨道错误的一边”），在嬉闹的“音乐厅”表演，特别还是女人。错综复杂的哈泽德钱斯家族之树——坚硬的主干对蔓延的旁枝麻木不仁——是小说对英国社会最重要的隐喻。
《卡特制造：安吉拉·卡特传》
（英）埃德蒙·戈登 著
晓风 译
安吉拉·卡特的书全都是关于各种形式的表演和自我创造，但只有《明智的孩子》和《马戏团之夜》这两部集中描写了职业表演者。去世前一个月，安吉拉在纪录片《文艺面面观》中谈及原因：她们是有用的人。我是说，用这种方式来谈论我的角色听上去很残忍。但她们是有用的人，因为她们的生活，整个生存方式，都是建立在某些性征、女性气质的展现上，她们对此了然于心。秀场，成为一个秀场女演员，这简直就是隐喻着身为女人，清楚自己的女性身份，不得不借此与世界谈条件。角色衰老后，这点就变得尤其令人心酸。年轻时，朵拉和诺拉伸伸手就能找到大把工作；进入中年，她们只能越来越多地蓄意展现女性气质，甚至到了要在舞台上袒胸露乳的地步。现在人老珠黄，她们根本找不到任何工作。
《明智的孩子》讲述的核心是当女人衰老，社会不再将她们当作有性生物后，女性身份的变化。安吉拉有意识地用了凯蒂姨妈做朵拉和诺拉的人物原型［“从（朵拉）的话中能辨认出她来。”休伊说］，但她们也同样塑造于她一生中对年老女性富有同情心的观察。1966年，她还在写那部流产的纪实作品《纵情声色》，当时她发现了当地酒吧中的两个人物：两个老年女子，一个塌鼻子，另一个没有，两人都戴着金耳环，手上戴着金戒指，同声地提高嗓门。其中一个的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在发网中，另一个将头发整整齐齐地结成束，一束一束像瓦楞铁。她们的静脉突出，像绑在手臂上的绳子。一个人喝金酒配橙汁，另一个将一杯金色淡啤举到唇边。她们要么是姐妹，要么是姑嫂、妯娌，穿着上好的大衣，满身珠光宝气。她们用颤抖的嗓音高唱着爱常存于心。
她们褪衰的女性气质依然像茶一样浓烈而甜美。朵拉和诺拉就像这两人，无意识地优雅地衰老。到了小说末尾，她们准备着去参加梅尔基奥尔的派对，坐在镜子前化妆，一切和年轻时一样：花了快一个世纪的时光，不过我们总算完成了，在自己现在的脸上画出了自己从前的脸蛋。灯在背后三十尺，乍看之下，我们倒正像是做回了那个伦敦大雾，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时，和威尔士亲王跳舞的那个女孩。回忆的欺骗性。那个女孩像鸡蛋一样光滑，口红从来不会顺着唇角的裂纹滑下，因为那时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
“这是每个女人的悲剧，”诺拉说，我们还在对着这杰出的妆容沉思，“过了一定年龄，她就像是在扮演女人了。”此类悲悼的口气在《明智的孩子》中极为罕见。“我断然拒绝出演悲剧。”朵拉有一次说，而由她主演的这部小说也是彻头彻尾的喜剧——粗俗、下流、轻浮而乐观。在纪录片《文艺面面观》中，安吉拉说：“你知道，喜剧代表了丰饶、延续，像是这个世界变化多端的天性，是世界不可磨灭、难以平息的天性，是胃口和欲望难以平息的天性。”通篇洋溢着欢庆的色彩——几乎每一章都是围绕一个生日展开——而且朵拉和诺拉对她们衰老色相的态度更像是叛逆的喜悦。在最后一章梅尔基奥尔的生日派对中，她们看了一眼镜中的自己，发现自己妆化得有点过了，也没有受到打击：“我们只好对着自己亲手制造的场面大笑，在姐妹情深的鼓舞下，大摇大摆地走进舞厅。哪怕他们都受不了我们的样子，我们还是可以给他们展示点什么。”
《明智的孩子》是安吉拉最好笑、最阳光的作品，她最聪明、最感人的小说，同样也是她最活泼的书，远胜其他。这是她一生思想、见识、感受和经历的精华。即便如此，她也没觉得写作它是件容易的事。1988年3月20日，她给卡门寄了非常粗糙的第一章草稿：“还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最后，朵拉叙述中腔调和人物的变化会完全成型。但这是它的基本方向，我总体感觉还算满意；实际上，我尤其喜欢有奖竞猜节目那一场。”
本文节选自《卡特制造：安吉拉·卡特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