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燃生命之火：绚烂的女性版《百年孤独》
“欢迎来到梦的国度，欢迎来到错误的这一边”。
英伦大作家遗世之作，重燃生命之火的作品，绚烂的女性版《百年孤独》。翻开本书，进入“文学女巫”卡特的浪荡、不正经的狂欢之夜。将酒神精神尽情挥洒。安吉拉•卡特生前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满载激情、机智、艺术和爱……卡特最后的遗产。”
此时，卡特仍写女人、女性气质、自我创造与自由，写蛇蝎女人与天真女人的人生嘉年华。自从出版以来，一直是Vintage Classic销量前10。这次，她以三代女性，不，甚至是五代女性，如《小偷家族》般出于爱而非血缘“自选家人”，编织女性家族史，创造超现实的世代传承，“隐喻过去一百年的英国社会”。
故事从朵拉、诺拉两位歌舞女郎参加父亲百岁寿宴开始，回忆她们舞台表演的传奇人生，剧情贯穿世纪，横跨大洲，却在一日之内。从伦敦到纽约，她们唱歌，跳舞，正如卡特所言：“我不相信那些……我更想展示面对同一个困境——生存，人们回应的方式那么丰富，以及，在‘非正式’文化中，女性气质的呈现如此丰富：它的手段、计谋和努力。”
来呀，唱歌吧，跳舞吧，多么开心的事儿。
序
阿莉·史密斯 撰 | 邵逸 译
安吉拉·卡特的最后一部小说《明智的孩子》所倡导的智慧究竟是什么？首先，它张扬地要我们开心起来。“唱歌跳舞是多开心的事！”此外，还有一种相对内敛的智慧。比如“孩子”（child）这个词。卡特，一位喜欢字词释义的作家，一定知道这个词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在方言中都表示“女孩”。在莎士比亚晚期关于出生、死亡和重生的浪漫主义作品《冬天的故事》中，老牧羊人在波西米亚的海滩上偶然发现被抛弃的珀迪塔时就曾说过：“天啊！是个孩子！很漂亮的孩子！不知是男是女（a boy or a child）？”
智慧与纯真。天真与博学。《明智的孩子》是一部博学的作品，满是层叠的暗示和文学嵌入——深谙种种形式的“嵌入”所涵盖的丰富可能性。这部作品欢快而放纵，是卡特最华丽、最滑稽、最具满足感的虚构作品，放荡得无拘无束又兴高采烈。这恰巧也是她的最后一部小说。《明智的孩子》出版一年后，当时年仅51岁的卡特就去世了，因此，这部作品在她如今公认极具革命性的文学生涯中具有极高的地位。
“多数思想进步依赖于对旧文本进行新解读，”她1983年写道，“我完全支持旧瓶装新酒，如果新酒能让旧瓶爆炸，那就更好了。”她是一位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衰落的后帝国主义国家的纯粹产物”，在她看来一切艺术作品都无可避免地具备政治属性，因为它们是历史造就的，属于所在的时代。她对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构成了她创作的双重动力。“肉体走出历史来到我们身边”,她在女性和性别结构的开创性研究著作《萨德式女人》（The Sadeian Woman, 1979）中这样写道，这本书出版后引发了评论界的恐慌和针对其作者的愤怒。20世纪60年代，卡特发表了一系列饱受赞誉、屡获殊荣的小说，此后，她又推出了一部又一部无所畏惧的作品并在其中以艳丽而暴力的巴洛克式风格表达对英国现实主义的抗拒，她的作品中充斥着可恶暴虐的傀儡师、日落西山的衰弱文明，以及游离在暴力与疯狂之间的、聪明又迷失的女主人公，这一切让她的作品在评论界成了疯狂而无可归类的存在。最终评论家倾向于给她贴上顽劣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她对这个概念嗤之以鼻，正如她反感现实主义是“真实”的唯一版本的这个观念。“我对现实主义没有意见。但现实主义有不同的类别。我认为我自问的问题和现实息息相关。”
卡特的好友兼她作品最兢兢业业的评论家洛娜·塞奇（Lorna Sage）提到，1979年卡特不仅发表了《萨德式女人》还出版了她最著名的短篇小说集《染血之室》（The Bloody Chamber）——这是她第一次在短篇小说集中公然改写传统故事的结局，比如，让蓝胡子的新娘反抗蓝胡子，让小红帽勾引大灰狼——正是在那一年，她对“转变”这个主题的兴趣变得容易被读者接受。此后，一种全新的幽默、更饱满的热情和对挣脱清教束缚的热切渴望开始在她的作品中显现。
显然，卡特的最后两部小说让评论家感到安全得多，在他们看来，《马戏团之夜》（Nights at the Circus）中长翅膀的酒吧女招待和《明智的孩子》中能将腿踢得很高的舞女的世界整体上比她以前的作品“更温和”，卡特以《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The Infernal Desire Machines of Doctor Hoffman，1972）和《新夏娃的激情》（The Passion of New Eve，1977）等为代表的早期作品——男主人公变性或被一班男杂技演员轮奸是其中司空见惯的典型情节——是对文学准则的质疑、讽刺和改写。
《明智的孩子》
（英）安吉拉·卡特 著
严韵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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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她的第一部小说《影舞》（Shadow Dance，1966）到《明智的孩子》（1991），卡特的作品不遗余力地拆解浪漫主义、欲望、主流叙事和社会法规构成的精密机械和小说本身的机理，将一切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并向读者演示它们是如何运作的。
从开头轻快的谜语开始，《明智的孩子》中的一切都与双重性相关——尤其是社会双重性，卡特迫切地指出。叙述者是一位过生日的老太太，她是一个双人组合——诺拉和朵拉，“传奇的欠思姐妹”——的一员。她们来自一座由两部分组成的城市的“错误的一边”（她们的家庭、她们从事的艺术，以及艺术的世界，都具有双重性）。“很久很久以前，大致可以这样区分”，朵拉说道，将现实和财富的到来给一贯贫穷、鱼龙混杂的伦敦南部带来的复杂影响编织成童话。她们只能庆幸自己幸运地在这里拥有一处房产，莎翁路四十九号。“要是没这屋，诺拉和我就得流落街头，拖着几个塑料袋的家当走来走去……好不容易可以进收容所过夜就兴奋高歌，结果因为妨碍安宁又立刻被赶出来，在街头苟延残喘，挨饿受冻，最后孤零零地挂掉，像破布一样被风吹走。”
这部载歌载舞的欢乐小说的开篇对跳舞和歌唱的快乐、黑暗、轻快的表现是史无前例的，全书的五个章节也是五幕精彩的荒诞剧，记述一日光阴又横跨整个20世纪，融合了文学、古典戏剧、廉价的杂耍秀和好莱坞电影，向古往今来的一切娱乐形式致敬。
不过，这部小说更多地是在赞颂将高雅艺术和低俗艺术融为一体的杰出英国文艺炼金术师——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生日——一个微风拂面的春日——也是小说中的双胞胎老姐妹，她们的双胞胎父亲、叔叔及其他亲戚（当然也都是双胞胎）的生日。这场美妙绝伦的演出尽显人间百态，章节以转变收尾，语句有自己的韵律与节奏，关注英国气质和传统，发扬出去“找点乐子”的精神，以莎士比亚式的双重性——双胞胎和替身、父亲与女儿、失去又找回的家庭、戏剧与悲剧——为主题。但《明智的孩子》的审美格局绝对超越悲剧——朵拉曾平静而决绝地说：“我断然拒绝演悲剧。”——也超越喜剧。这部小说深受莎士比亚晚期的浪漫主义戏剧影响，如《辛白林》（Cymbeline）、《暴风雨》（The Tempest）、《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Pericles）、《冬天的故事》，极端对立又紧密相连的生死是故事的核心，但真正的艺术在于重生。
卡特的欠思姐妹的离经叛道也（无疑）是双重的——首先，她们是莎士比亚戏剧演员梅齐尔·罕择、英国戏剧“皇室”的国王（卡特笔下最温和的普洛斯彼罗[Prospero]式角色，魔术师佩瑞格林的双胞胎兄弟）的私生子；第二，她们自己的“戏剧艺术”——在“杂耍秀场的一角”跳舞，在舞厅谋生——同样不为世俗接受。尽管她们的亲祖母曾经出演过莎士比亚戏剧的所有的女主角，甚至女扮男装演过哈姆雷特，她们最终还是沦为被抛弃的、以欠思（罕择不正是欠思的高雅说法，卡特又一次随意却巧妙地赋予了这个词新的内涵）为名的私生子。她们的诞生是一个意外，多亏了欠思阿嬷的善良、想象和发明才得以生存，这本书中有很多阅尽世事的非凡老太太，欠思阿嬷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家庭是阿嬷发明的。她将手边有的东西放进来——两个没妈的迷途小娃，一个戴着扁塌男帽、衣衫褴褛的流浪儿——凭借自己的坚毅个性一手创造出这个家……我多次注意到人类有种特性：如果没有家庭，他们会自己发明一个。”
每一章是都对想象力中蕴藏的创造力的赞美。在诺拉和朵拉从小海盗到擅闯舞台的老人的人生旅程中，卡特向我们呈现了艺术和流行文化打破两者所谓边界的精彩互动，并指出要有“棒极了的腿”才能演莎翁剧。奥斯汀、米尔顿、科沃德、狄更斯、卡罗尔、华兹华斯、菲茨杰拉德、布莱希特和肖的穿插（有时其实是客串）“露面”之外，还有弗雷德·阿斯泰尔、鲁比·基勒，W. C. 费尔兹、霍华德·休斯和查理·卓别林（死而复生，下体“尺寸惊人”）等明星的短暂出现——这部汇聚了一大群大大小小的明星的小说对好莱坞20世纪30年代制作的《仲夏夜之梦》（卡特在这部360多页的小说中插入的众多的莎翁剧之一）进行了戏仿。“我尝试融入所有的莎士比亚作品，”她在去世前几个月接受作家保罗·贝利（Paul Bailey）的电台采访时说，“我是说，实际上我做不到……你知道的，加入《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就很难……但我加了很多进去！”
同时，每一章都围绕一则家庭事件展开；都庆祝一个生日；都歌颂粗俗、难以违抗的生活，让“他正躺在床上复习莎士比亚”这样的句子变成自成一派的有趣而性感的影射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里的关键概念是庆祝，尽管它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庆祝活动总是快乐的，狂欢式的。诚如朵拉所说：“管它是好是坏，只要有事发生，提醒我们还活在人世就行了”。这些明智的孩子从很小就知道表演是对各种可能性的开放态度，是一种希望，朵拉称之为期待。“我……向来最爱这一刻，当灯光暗下，布幕亮起，你知道有件神奇的事即将发生。就算接下来发生的事扫兴之至也无所谓，那份期待之情永远纯净无比。”
1980年，在一篇有关作家柯莱特（Colette）及她在法国舞台上摸爬滚打、声名狼藉的岁月的精彩文章中，卡特透露她着迷于那样的生活，“女性在不以身涉险的前提下四处流浪冒险的极致人生”。她认为柯莱特以舞台人生为主题的小说《流浪女伶》（La Vagabonde）“仍是对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生存的自由女性所面对的两难境地的最真实的展示”。在卡特的其他作品中，剧院被人们烧毁以发泄愤怒,追求自由。但在《明智的孩子》和《马戏团之夜》中，她笔下的剧院是积极的场所：在这个女人和穷人难以生存的世界里，人们对它加以利用并得以谋生，这一切赋予了剧院别样的意义。卡特在《萨德式女人》的开头提到了针对女性的可怖的涂鸦式表现——女性被视作零，一个被动的、环形的“O”，一个“代表虚空的符号”，“一张被拔除牙齿的哑口”，一种虚无的存在——“性别差异的整个形而上学可能源于这一基本图像”。如果将此与卡特在她的最后两部小说中对马戏团、剧院——我们表演的场所——的处理相比较，一种全新的、有潜力的表演形而上学就成为可能。
在卡特的其他作品中，女孩和女人会因她们的镜中倒影及如何解读它们而感到困扰。在这部小说中，镜中倒影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更加广阔的内涵。它意味着姐妹情谊、家庭、让朵拉想要活下去的爱，还代表力量。“我们两个本身都没什么特别——瘦瘦小小，鼠棕色短发——但加在一起，人们便为之注目。”欠思姐妹生动地展示了团结的力量。“分开来看，我们两个毫无特殊之处，但加在一起……”就能写就传奇。
《卡特制造：安吉拉·卡特传》
（英）埃德蒙·戈登 著
晓风 译
这并不意味卡特——在一个莎士比亚一心只想赚钱的世界里——描写女孩和女人的社会地位时不尖锐。“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描写女孩们在舞台上拾级而下的场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下降（尤其是蒂芬妮，“下楼梯时脚后留下血痕”）——时，将好莱坞解读为“一间非常古怪的妓院……这里所有供人交易的女孩都是影子”时，金钱、阶级和性别被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这部小说中的鬼魂——一闪而过、近乎透明的小咪，欠思姐妹的生母，一个在出租给演员的廉价供膳宿舍中负责倒尿壶的浮萍一般的女孩，她意外或者说果不其然怀孕了，随后英年早逝。
但是，根据朵拉的说法，诺拉自己的第一次性经验是又冷又醉时在黑暗的小巷中发生的，对方是有夫之妇，对，也是在杂剧中饰演鹅的演员。朵拉说，有人可能会称之为低贱下流，但与杂剧鹅的结合满足了她的渴望，生活可以拥有超越其本身的意义，只要我们如是选择。
卡特本人喜欢一点出人意料的戏剧性。在她的作品的一篇最新序言中，她提到做一个“因言词犀利恶毒而臭名昭著”，“能像被激怒的士兵一样骂街的和颜悦色的中年英国淑女”是多么自由。十多年前，她在给洛娜·塞奇的信中提到了她希望留给未来可能有的女儿的智慧箴言。卡特在一个文学聚会上遇到了酗酒、自残的小说家伊丽莎白·斯玛特（Elizabeth Smart），并由此想起了自己对有些恰巧是女性的作家自我放纵、自我伤害的行径的厌恶，她在给塞奇的信中讲述了她为何加入一家新出版社——后来的维拉戈图书（Virago Books）——的董事会。“驱动我这么做的渴望是我希望我的女儿不要陷入写下‘我在中央车站坐下哭泣’这样的语句的境地，尽管这是精致的句子。‘我在中央车站扯掉他的睾丸’还差不多，我是这么希望的。”
《明智的孩子》的轻快的源头，可以说，是一种大声表达，和它的黑暗双胞胎、镜中倒影——静默。“其他则是沉默”是悲剧中的话语。永葆蓬勃之声的秘诀是，像奥斯汀一样，拒绝沉溺于愧疚和痛苦中。《明智的孩子》的生命和灵魂是朵拉，卡特形容她“以英国气质为人格”，最能彰显朵拉个性的正是她不屈不挠的第一人称叙述——她的声音。“简言之，这就是美国人的悲剧。他们环顾世界，心想:‘一定有比这更好的东西!’但是没有。抱歉，兄弟，就只有这个啦。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只有此时此地。”她在第三章中如是说，而这一章的主题正是天堂和天堂的虚妄，在陈述中，朵拉用心地用老生常谈让她锋利的话语更温和，更人道。
老生常谈总是夸张的，其本身就是一种口头的集体意见。卡特对口头语言的政治——传统的口头表达不仅时常令书面语言相形见绌，更常为其提供鲜活的创作养分——尤其感兴趣。“我碰巧出生在20世纪，所以识字。”她说道。在卡特的家族史中，识字能力总是偶然获得的，他父亲家族的一些成员接受了早期的苏格兰教育，母亲家族受教育的时间则晚得多，是“19世纪80年代教育法案”出台之后。“我一直认为，对署名作者的拔高，对人类95%左右的成员而言是不公平的，大多数人不会写字，但他们一直在不断发明创造……莎士比亚令我十分崇敬的品质之一，就是他不是很在乎自己的作品有没有得到出版。在我看来，为口头文学创作的莎士比亚在很多方面是很老派的。”
朵拉·欠思是卡特小说中唯一完全是女性的第一人称叙事主人公——她和卡特一样明白“我们用口舌传承历史”，也清楚自己是一位离经叛道的记录者，从现状来看，女性的声音更难在历史上留下痕迹。诺拉的声音，卡特的绝妙创造，蕴藏着双重性，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讲述了一个群体共同的经历和人生。她喜欢那些让众多的危险故事得以流传下来的老生常谈：“但诺拉和我知道被包养的女人得如何乖乖听命行事以争上游。”老话也可以是性感的：“怀抱希望的旅程胜过抵达，佩瑞叔叔常说。我也总是比较喜欢前戏。”
这位“非主流的记录者”是欠思姐妹中更精通文学的那一位。两姐妹的名字与两位男性，20世纪的思想与文学的巨擘，弗洛伊德和乔伊斯，有关，但两姐妹逃脱了她们的名字所隐含的命运。朵拉的文学教育来自她的美国男友爱尔兰（明显以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为原型）——“爱尔兰蛮多才多艺的，尽管有些才艺不很灵光。”——她是一位会对教学内容提出异议的写作者。最终朵拉叙事者的身份是一把双刃剑，认为朵拉的叙述像单口喜剧的卡特会不时提醒我们这一点。她是否只是一个疯疯癫癫、醉醺醺的老女人，“一身寒酸旧皮草，浓妆艳抹活像海报里的女人，蛇皮凉鞋里的脚指甲涂成橘色（‘波斯哈密瓜’）、浑身酒气”，希望你给她买一杯酒，让她倾诉人生故事。因为即便她是20世纪的女版老水手，她也同时写出了这样老练而具有冲击力的段落：
但是，说真的，在我们人生那些嘈杂但互补的叙述中，这些光辉灿烂的暂停有时确实会出现，如果你选择在这样一个暂停之处结束故事，拒绝让故事继续，那么就可以称之为圆满结局。
安吉拉·卡特
在关于柯莱特的文章中，卡特提到西蒙娜·波伏瓦曾在回忆录中记录她和柯莱特同处一室（甚至是直接对话）时心中那种难以置信的感觉。“当然，”卡特沉思道，“就像波伏瓦不可能一丝不挂地在舞台上跳舞一样，柯莱特也写不出《第二性》，这准确地界定了两位伟大女性的局限性。”与柯莱特或波伏瓦相比，卡特伟大的最后一部小说更接近一部集两家之长的作品。
《明智的孩子》的无忧无虑几乎是隐忍克制的。一本关于老太太的书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本关于“所有凡人的人生”的书。“吾等从何而来？又将去向何处？我当然知道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注定遭到遗忘，不留半点痕迹。”这部光鲜灿烂的小说不避讳黑暗，不否认“战争是事实，不能靠打炮打掉”。《明智的孩子》的无忧无虑是对悲剧、贫穷、私生、等级和最令人悲痛的“英年早逝”的回应。要如何应对？“我们也会继续又唱又跳，直到就这么倒下咽气，对吧，小鬼。”在她的评论文章中，卡特多次将轻快与坚韧联系在一起。她说她最喜欢的电影明星之一露易丝·布鲁克斯（Louise Brooks）在帕布斯特的《潘多拉的魔盒》中“象征着美与无忧无虑的心中蕴含的颠覆性的暴力”。在这样一部既探讨衰败又讲述新生和世代传承的小说中，年过七十的诺拉和朵拉在大英帝国的一角去一家破落的老电影院看自己年轻时出演的电影《仲夏夜之梦》，“两个疯疯癫癫老骚婆眼睛紧盯自己过去的鬼魂”。
由此可见，这部小说——为生命力高唱赞歌，无数出生、生日与重生在新生绽放的大结局达到高潮——是作者善意的设计。《明智的孩子》从头到尾是一场表演、一场戏。多么精彩的表演。一场关乎爱的表演。一场悬念丛生、超乎想象的表演，换句话说，一场令人信服的表演。一场关于生存的表演。一场鼓励发声、拒绝沉默的表演。一场关于和衷共济的表演，也证明了父亲、母亲甚至自我的角色可以由多人承担，换句话说，是可以共享的。在这场演出中，过去的遗憾也被修复了，它好似一份回赠给历史的礼物，来自一位喜欢用自己的智慧展示，事物固有的面貌可以——只要我们发挥想象——被改变的作家。“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到了最后，这句老话被颠覆了。小说的结局充满希望。
卡特的最后一位女主人公知道如何进行角色反转。在她笔下，她不幸的母亲小咪，一个逝去女孩的模糊残影，大胆而性感。在去世前不久接受电台采访时，卡特告诉保罗·贝利：
《明智的孩子》是一个失而复得、返老还童的故事。它创造了超现实的世代传承。让其所触碰的一切焕然一新。满载活力、激情、机智、欢闹、希望、技艺、艺术和爱。从很多意义上说，这都是一部重燃生命之火的作品，是卡特最后的遗产，是她留给世界的善良、激烈、刺耳的潜力。睿智无双。快乐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