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选择的房子，就是你的样子
选择住在哪儿，是我们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你觉得作家会喜欢什么样的城市？
他们居住的房子应该是什么样的？
对于居住环境，英国著名女性主义作家安吉拉·卡特是个不安于现状，不知道满足的人。卡特的搬迁史，也很契合她人生的多个重要节点。
二十岁的卡特通过结婚从被母亲溺爱却封闭的童年小屋中逃离，三十岁的她再次从压抑沉闷的婚姻生活中出走。经历了异国他乡的爱恋与心痛后，三十二岁回到英国的卡特觉得“自己是我自己了”，她开始购买属于自己的房子。她在安静的巴斯休养生息，之后又主动回归南伦敦的鲜活热闹。她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且拥有了一段稳定的恋爱关系，随后高龄产子，终于成为了母亲。
四十岁的卡特，总是受到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各个大学的邀请，她拖家带口去任职驻校作家、讲授写作课程，虽然在世界各地旅居，但是我们能感受到卡特稳定的状态和充实的内心。
居住环境会影响人的性情和行为吗？又会对创作者的作品产生什么影响呢？我相信面对同样的事件、人物和风景，创作者们的观察往往更一针见血、天马行空。和卡特的小说一样，她对环境的描述、感知和洞察很不同凡响，阅读时常被她的比喻逗乐，惊叹于她的联想。
卡特一直在创作，也一直在迁徙，这一系列的动作，其实都是在构建自己，她希望自己属于自己。这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落实到行动上，它就是不断地劳动与付出，解决一连串的麻烦和琐碎。创作者的世界不是逃离尘嚣，远离世俗，过不食人间烟火与琴棋书画为伴，餐风饮露的神仙日子；他们必须实实在在、彻彻底底地投入生活，甚至比普通人更深刻、更用力，因为这样才能体察人情，了解人心，洞察人性，为读者用文字构筑一个虚构又真实的世界。
无论是卡特的作品还是她的经历，总是能带给我们惊喜。
她的一生没有标准，没有界限，倾其所有，尽力而为。她一直在挑战人们的刻板印象，但她又从来没有刻意那么做，她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创作，去生活。这样的卡特没有理由不被人喜欢，因为她真实、迷人又可爱。
《卡特制造：安吉拉·卡特传》
（英）埃德蒙·戈登 著
晓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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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卡特制造：安吉拉·卡特传》的作者所说：“她成功创造出了如今的生活环境，对职业、家庭、生活方式和自己都非常满意。”
童年
5岁，1945年
英国，巴勒姆，雷文斯利路
代表了母亲的房子
巴勒姆，这是个昏昏欲睡的中产阶级窝，拥有不羁的体面，自认比临近的图厅地区高级，但因为穷邻居的关系不受时人青睐。在巴勒姆，银行经理和公务员在女贞树篱后一丝不苟地活着，将女儿们送进舞蹈班，出席教堂义卖会和扶轮社聚会。巴勒姆竞技场为逾千名观众提供音乐厅和歌舞、喜剧、杂技的联合演出，当地还有几个电影院。这片地区也有自己的下流元素——万兹沃斯公园的露阴者，贝德福德山另一面的妓女——但这些易被忽略。
安吉拉他们的房子今天还矗立于斯，从外观上看和从前相差无几。荒凉的红砖墙面上有一面凸窗，在安吉拉的童年时代，那扇窗永远蒙着一层纱帘。进门左边即是“前厅”，围绕凸窗摆设而成，立式钢琴和一架大型收音-电唱两用机尤为突出。漂亮的深色家具——皮沙发、红木餐具柜——占据了大部分空间。
在门厅尽头，走下几级台阶，经过左手边的一个小型餐厅就到了厨房。这是一家人吃饭、放松、集合的地方。火炉意味着这是唯一可以倚赖的温暖房间。在房子的别处，冬天总是笼罩着浓雾：只要从厨房走上楼梯，他们就会被雾吞没。
厨房通向炊具存放间和一座小小的后花园，园中种满玫瑰，每年夏日都会盛放。花园背后是铁路。安吉拉的房间正处于厨房之上，俯视着铁路：路过的火车哐叮哐叮，是她童年熟悉的声响；要是自己坐在火车上，她会抬头看看房子，希望瞥见卧室窗前的自己。
安吉拉倍受宠爱，简直被惯坏了，总是礼物和零食堆成小山：不仅有巧克力、冰激凌和书，更有一个玩偶之家、一架玩具缝纫机、漂亮的裙子和昂贵的鞋子。她有接二连三的猫咪作为玩伴。当她人到中年，回顾起自己的童年，她不记得曾受过惩罚。
1969年的冬天，决定与第一任丈夫分开的卡特搬回雷文斯利路陪伴父亲。房子显得陌生：她十年没有在这儿住了，现在它空荡荡的，阴森可怖。当父亲宣布他要卖掉房子回苏格兰，她还是被吓到了。安吉拉余生都将失去童年的家和失去母亲联系起来（一次被问到她的作品中少有母亲的角色，她解释道，在她的想象的地图中，房子就代表了母亲）。
逃离
20岁，1960年9月
英国，克罗伊登，伯德赫斯特高地
完美的秩序感
她和丈夫保罗搬进了一间带家具的公寓——他俩别无他物。荒凉的新月形街道上密布着臃肿的半独立别墅，两头连接的市郊街道也是同样安静，只不过稍长一些，也更易到达。
她似乎很享受管理一个家的感觉。尽管对于那些不感兴趣的家务，她从来算不上勤劳，却立即喜欢上了家务活中更具创造性的部分，而且在结婚不到一年后，她有这样的描写：“在我打开橱柜，看到锡罐、坛子、包装袋，闻到浓咖啡溢出淡淡的香味时，我获得了……完美的秩序感。”
21岁，1961年8月
英国，布里斯托，克利夫顿郊区
博物馆里的奇人异事
倾斜的小巷和突起的乔治王式新月建筑构成凌乱的网络，向埃文峡谷的峭壁延伸——是城市在到达丘陵公园、埃文河和远处原野前的最后一站。尽管遍布18世纪的庄严建筑，这片地区却有着轻松的乡村氛围。房屋漆上了柔和的色彩。海鸥在头上盘旋。然而在60年代，这片风光如画的街区——曾经是，也将是会复归布里斯托奢华之首——却处在半颓废的状态。这种摇摇欲坠的气息在安吉拉的第三部长篇《数种知觉》中得以表现：“很多商店的门窗钉上了木板等待出租，或是售卖二手衣物，或是成了投注站……每个裂缝都钻出杂草，破损的窗户只用纸板草草糊上——如果有人去补的话。”
卡特家在布里斯托期间，大多数时候住在皇家约克排屋中，这是一幢庞大而气势逼人的新月形建筑，俯瞰山丘各处。他们位于38号的底楼公寓有两间宽阔的房间，天花板很高，大窗户采光良好。前厅兼作卧室：他们在房间里摆满了书、乐器和深色的维多利亚式家具，墙上还挂了一件丝绸和服作装饰。厨房能看见克利夫顿吊桥的壮观景象，安吉拉称这座工程杰作“可能是19世纪最伟大的艺术作品”。连接两间屋子的双门时常打开，造出一块奢侈的完整空间。厨房另一侧是间小的后房，被安吉拉用作书房。没有卫生间，他们与住楼上的夫妻共用卫生间——也没有热水，他们不得不每天早上拨弄着火炉里的煤炭，冬天也在室内穿着外套。
艺术家、作家从全国各地涌来布里斯托。据安吉拉后来所说，刚到城市的那几年，就像生活在博物馆里：走在哪儿都有奇人异物，但所见所闻对她的影响还被封印在玻璃之后。
1967年，嬉皮士已经成了克利夫顿一景。“空气中有着躁动的气息……来自无拘无束、目中无人的轻浮，”她后来回忆道，“哪怕是我住的地方，在布里斯托，每日的生活都像是无休无止的即兴创作。”
出走
30岁，1970年4月
日本，东京，目黑区
容不下长篇小说的房间
目黑区，这是个体面的住宿区，目之所及都是一排排木瓦屋顶、精心照料的植被和晾衣线上被风吹皱的干净衣物。花60日元坐火车可以到达丸之内商务区，那里每天早晨都是摩肩接踵的通勤族；同样花60日元，向另一个方向则可以到达夜夜笙歌的新宿。但目黑区本身，如安吉拉写的那样：“永远像是星期天的下午……很难在东京找到无聊的地方，但是天啊，我竟然做到了。”
公寓位于一条倾斜的小巷中部一所两层小楼的底层；主卧室由六张榻榻米构成。一旦他们装进了一张“差不多五尺十乘二尺六”床垫和在古董店买来的一张矮几，空间就所剩无几了。卫生间和厨房都只有卧室一半大。
“我没法在这个肏蛋的小屋里工作，因为这里没有别的房间让我起床之后可以走过去。”然而，她住在这里时还是完成了三个短篇故事。“我住的房间太小，容不下长篇小说，这时候我就开始写短篇了。”
30岁，1970年10月
日本，千叶，九十九里町
永远是幸福的代言地
东京以东的海中凸起一块肿大的房总半岛，九十九里町海滩在它的海岸线上绵延近四十英里。它面朝太平洋的浩渺青绿，远眺加利福尼亚，同那里一样拥有白沙滩和青草丛生的悬崖。12月3日，日出之时——太阳就像从汪洋中升起——安吉拉感觉到达了世界的尽头：
“我们比当初我从伦敦到东京的八千英里走得还远，因为当时，我只是实实在在地从地球村的一个郊区到了另一个郊区。这一次，我们翻越一座山，到达另一边后，发现自己身处完全陌生的低地，过剩的天空涌出令人眩晕的光，在人心中要么惹出幻觉，要么激起克制的忧郁。”
它在某些地方让她想起父亲的出生地麦克达夫，她童年时曾在那儿度假：两个地方的男人好像都不在，而女人都有着“相似的饱经风霜、面无表情的脸，矮胖结实的身体，还有和老式拳击手一样硬的手”。整个海滩上都摊着每天新打上来的海鲜，在苍白的冬日阳光下晒干，夹杂其中的还有热带贝壳，小块的漂流木和其他随潮水涨上来的零碎东西。他们距最近的公路也有一段距离，所以沙滩也被用作高速公路：女人全天候骑车路过，不时有满载一箱箱鱼的卡车隆隆驶过，到了晚上，十几岁的孩子们急急跳上摩托车，又猛跳下来。入夜后气温骤降，街坊邻里的狗此起彼伏地对月长吠。这是《烟火》中第四篇《冬季微笑》中的风景，是安吉拉在此地写下的。
房屋与海滩间由一个小松树林隔开，相当宽敞，装潢静雅。整条走廊面对海滩，每个主要房间都可以由外面直接进入。漂亮的卧室铺着八张榻榻米床，纸格子的推拉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让安吉拉感觉“就像是身处贝壳之内”。旁边的房间同样“是最精致的日式装潢”，铺着榻榻米的屋子里摆满了房东收藏的羽管键琴。第三间是现代的西式起居室，有着木地板、皮沙发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风格的火炉”。这地方令安吉拉不满的只有卫生间和夜间温度。
沿海滩步行二十分钟可以到达九十九里町镇上。安吉拉总说它是个村庄，但它提供的便利设施远超村庄的范畴。在灰扑扑的主干道上有几家商店，包括理发店、邮局、杂货店，有不止一家卖酒的商店，甚至还有家小型电影院，每两周更换一次放映内容。镇上却是昏昏欲睡的气氛：当地经济依赖的度假者到冬天就离开了。建筑“神似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西部”——木屋大部分由素净的百叶窗占据，哪怕街上总是有人，如安吉拉所写，也是个“出奇安静的地方”。
近一年后，在安吉拉和日本情人荒木的关系结束后，安吉拉写道，千叶将永远是她心中幸福的代言地。荒木也有同感。“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在近四十年后说道，“很少有人能在一生中拥有那样的时光。”
31岁，1971年9月
日本，东京，新宿
用猫当作被子的袖珍小屋
9月初，她搬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那是一个位于新宿的“袖珍房子”，用木料与纸建成传统和风，屋后的小花园里种着木兰花，岩石下牛蛙喧鸣。房子里没有浴室，所以她每天下午都要去公共澡堂，在一个“装着镜子的清凉房间里，到处都是女人在脱衣服和穿衣服”，她也在那里脱下了衣服。她搞来了一只黑、白、橘色相间的猫——“真的，更像是一条拼色的被子而不是猫”——以免在房间里彻彻底底地独处。
回归
32岁，1972年4月
英国，伊斯林顿，阿伦德尔街
撕碎手稿装饰的阁楼
阿伦德尔街坐落于泰晤士河北岸美丽而寒酸、逐渐中产阶级化的伊斯林顿街区，铺陈着阴郁的乔治王式排屋，安吉拉在其间租了一间阁楼。这栋8号房子的主人是一对酷爱举办奢华派对，喜好新艺术流派装饰风格的同性恋情侣。
安吉拉的房间——同童年的卧室一样——俯瞰着房屋背后的铁轨。里面除了一张床和一张书桌，几乎没什么家具，没有扶手椅或地毯。为了装饰这个房间，她在练习本上手写了一些故事，撕碎后用图钉钉在墙上。很快整个房间就贴满了这种手稿碎片。
70年代早期的林顿居民以工薪阶层为主，但其低廉的房租、靠近市中心的位置与没落的奢华气息吸引了一批不那么富有的文艺人士。尽管更偏向于南伦敦，安吉拉还是很快喜欢上了这里。“这些乔治王式的广场过时的味道非常强烈，”她写道，“奇怪的是，它太英国了，以至于感觉是人还在国外一样。”
32岁，1972年11月
英国，东芬奇利，林肯路
同一屋檐下的距离感
11月5日星期天，安吉拉和她阿伦德尔街的房东放生了口角，对方通知她两周之内必须搬走。几天之后的一个文学派对上，新西兰诗人弗勒的朋友刚刚搬出她在东芬奇利的家，她邀请安吉拉来住这个房间。
东芬利奇是个低调安静的居民区，坐落于大都市西北部绿树成荫的高地上。安吉拉认为这里是“一个荒芜人烟的洞，只能通向高门村，是我相当不喜欢的伦敦区域”。林肯路是一条维多利亚中期的长街，居住着各色人口。安吉拉和情人安德鲁在一楼拥有一间大卧室和自己的厨房；弗勒和十几岁的儿子住在楼上。虽然弗勒和安吉拉后来成了亲密的朋友，她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时却保持着距离。“我一直有点敬畏她，”弗勒回忆道，“她太聪明、太奇怪、太不可思议了。我不想侵入她的生活。”
33岁，1973年5月
英国，巴斯，海丘巷
单身女人的私密空间
巴斯是个自知有吸引力的城市——肃穆的乔治王式新月楼，高耸入云的哥特式修道院，柱廊装饰的古罗马浴场，都是用同样的蜂蜜色石块砌成——它地处萨默塞特山丘的低洼地带，其生存仰赖地下的天然温泉。安吉拉在1962年冬天自布里斯托出发第一次到这里旅行，当日往返，从此就爱上了这座城市。当时她写道：“无论在巴斯的什么地方，你总能看到新鲜、稀奇而美丽的东西……她们知道在哪里装饰，在哪里铺陈那些奇妙的装饰品，镀金，给饰环抹上石膏，绞铁；她们还知道哪里需要严格留白。”十足的优雅让巴斯感觉就像玩具小镇，对安吉拉来说这里完全是优点：
整个城市的无用让它更迷人、更悲惨了，而悲惨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修建它不是为了确立某个特殊家族的崇高地位，也不是为了彰显某个地区的权力。他在18世纪除了旅游业没有什么重要的产业。这个城市的修建符合某些绅士的品味，而他们对劳动漠不关心，只对他们从中收获的利益感兴趣，巴不得这劳动离他们享乐的场所越远越好；巴斯是为了享乐而建，这解释了它的天真和根深蒂固的忧郁。
她的父亲答应借她钱在巴斯买一套自己的房子。她很快在一条融汇各种建筑风格的人行小巷“海丘巷”中找到了地方。我们不知道她到底花了多少钱，但她同时看上的另一处房屋市场价是2500英镑。
海丘巷5号建筑很高但十分狭窄，由三个小房间层层堆叠。底层是厨房和餐厅；二楼有一个小卧室和一间小型卫生间；顶楼是主卧室。它有些破损，需得重新修葺——单为了吸引人过来改造房屋，当地政务委员会提供了一笔修缮费。
“我刚去看了我的房子，尽管不是什么豪宅，它对我而言也非常漂亮了。这点让我感到很不公平。请原谅我那占有欲旺盛的’我的’。这是个小小的概念。切切实实地拥有这些砖块和灰浆组成的外壳好像特别不可思议。我并不理解‘拥有’的概念。好吧，我是靠感觉的；但我不确定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安吉拉准备把海丘巷5号变成单身女人的私密空间。除了卫生间之外，她把所有的墙壁刷成了白色，卫生间刷成了黑色，据表亲尼古拉·法辛说，还用了“相当色情的图片”加以装饰。“出于遁世的需求”她取下了门铃，把电话装在了一个“几乎听不见”的地方。“到处都是油漆桶，到处都是——但我已经看到胜利了，我要居住的那个房子正是从我买下的房子表面显现出来。”
1975年底，安吉拉已经决定离开了。安吉拉觉得巴斯是个宁静的城市，“但三年过去，她已经受够了这种平静”：巴斯全是退休的人，她说，很多人十七岁就退休了。“非主流社会”的存在太过显著，从它要替代的主流社会夺去了大量地盘……所谓文化的混合物原料太少；安吉拉感到自己需要回到伦敦五花八门的混乱之间。
36—52岁
1976年6月—1992年2月
英国，克拉法姆，蔡斯街
就是这儿了！
一个周六的下午，丽贝卡·霍华德开车带他们两人在南伦敦看房。“我们沿着河边很大一片地区踩点。”她说。她的儿子萨姆那时三岁左右，也跟着她们。她们来到蔡斯街107号——一幢破败的四层维多利亚小楼，带一个杂草蔓生的大花园——萨姆在门口解了个小手。安吉拉说：“好，就是这儿了，他已经用气味标记了这栋房子。”
1976年，历史上曾是工人阶级聚居区的克拉法姆正经历着剧变。公园附近开了一家健康食品店，一家古玩店和一家独立书店。中心商业街上正要开设一家替代疗法中心。80年代，银行家和房产投机者到来，奢华的复式公寓改造和并排停靠的保时捷见证了这里成为雅皮士的代名词——然而在70年代，他们还没有蜂拥而至，这里聚集的是文学和传媒圈人士。
安吉拉知道自己已经被卷入了中产阶级化的进程，却仍然为儿时熟知的那个南伦敦的逝去而痛苦。“现在从地铁回家的路上，你永远都能看到有人把龟背芋搬进粉刷成白色的房间，里面可能还有一张彩色玻璃咖啡桌，也许还装着射灯。”《明智的孩子》中的女主角之一朵拉也有类似的抱怨：“这些富人到处流散，跳进他们的萨博柴油车全城扩散。你绝对不会相信现在这里的房价。”
蔡斯街170号售价140000英镑，安吉拉与克里斯蒂娜将房子一分为二，安吉拉住上两层，克里斯蒂娜买下了下两层和花园，两人分摊房钱。他们刮下了墙纸，自己动手粉刷了墙面，将房子正面涂成了惊人的血红色。安吉拉年轻的情人马克动手将安吉拉的半套房改造成了独立两层公寓：他把第一层改成了敞亮的开放式厨房加起居室，把它做成了“比尔兹利风格的黄黑色整装厨房，跟克拉法姆其他的厨房，或者说跟世界上其他的厨房都不一样”。顶楼是卧室和安吉拉沿街的书房。
安吉拉对马克的工作很满意，但对进度有点失望——称它是“侏罗纪的制造方式”——最初的几个月，她不得不在巴斯和伦敦之间折返，卖她的旧房子，监督新房的装修。“一团乱。”6月1日，她正式搬到蔡斯街，那里还是“更像个建筑工地而不是住房”。
几天之后，强盗从楼下破窗而入。安吉拉和克里斯蒂娜都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所以他们“只能拿走一些太太们喜欢的零零碎碎：一只漂亮的茶壶，所有的叉子和勺子，但奇怪的是，除了一把菜刀，没有带走别的刀子……还有一条黑色天鹅绒裤子和一顶草帽”。这件事让安吉拉乐得停不下来：南伦敦并没有多大改变。
本文选摘自《卡特制造：安吉拉·卡特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