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研究指南》| 跨国性记忆之场
“文化记忆研究”是在20世纪初随着莫里斯·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的著作而产生的。近二十年来，在各个国家和相关学科兴起了一股该领域的研究热潮，对“文化”和“记忆”的关系探寻也由之异彩纷呈，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进路。
《文化记忆研究指南》首次在一本书中展现了“文化记忆研究”这一跨学科的国际性领域，其中由国际知名学者撰写的文章，为读者提供了文化记忆研究关键概念的独特概述。这本指南不仅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记录了当前的研究，而且是一个汇集社会学、政治科学、历史学、神学、文学研究、媒介研究、哲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不同领域之方法的论坛。它呈现了研究社会语境中的个人记忆、群体和家庭记忆、民族记忆、各种记忆媒介的概念，以及一系列新出现的跨国性记忆之场。
自传记忆
自传记忆是一种功能性系统，它整合了神经科学提出的如下记忆系统：程序记忆、启动效应、知觉记忆、语义记忆以及情节记忆。直至目前，我们仍然不太清楚情节记忆和自传记忆为何无法在神经元层面相互区别开来，尽管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技能，在现象层面的认知情况也不一样。我们出于经验得出的暗示是：自传记忆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系统，它只是情节记忆在内容——而非功能——层面的放大。自传记忆将五个基本的记忆系统整合为一个功能单位，确保每个系统都能跟波动中的其他四个系统相互同步。
自传记忆比其他任何记忆都更能决定、指称和确保人类的自我，它在社会交换的过程中得到发展。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它的内容，也适用于记忆系统，其结构——它们将内容组织起来——本身就是社会生成的产物。
这种记忆（我们将它视为人类的自我之核心）展现出了许多侧面，实际上，这些侧面不仅最初形成于跟别的记忆在一起之时，而且只存在于那儿。人类的自我以及我们的决定，其中一些基本侧面跟直觉和联想捆绑在一起。我们并不总是——实际上也许只是偶尔——有意识地控制这些直觉和联想，相反，我们的行动却——也许并非偶尔——受它们的指导和控制。一方面是相对的个体自主性和自我意识，另一方面是对社会存在和社会实体的明显依赖，二者间的联系决定了我们的存在。正是自传记忆负责将这种联系综合起来，并在二者之间创造了一种连续性。然而，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任务，以至于我们总是能够确信一个显然不变的自我的存在——它跨越了所有时代、所有环境。这种自我（以及我们视为自身认同的一切，它们来自我们的生活史和我们所属的记忆共同体的过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误解，虽然这种误解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伽达默尔所说的自传性“再私人化的”历史就是这种东西。历史并不属于我们，相反，我们属于历史，因为它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我们面前，包括术语、概念、定位手段，以及先人所提供的东西。
由此看来，西方社会将个人主义的自我概念归因于它们的成员以及训练，这只不过是对于自我的功能性误解。实际上，我们跟既近又远的他者的联系，远比我们对于自我的体验中所显现的更加紧密。
人类的自我，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跟他者的历史和社会关系中发展出来的，并且生活在这种关系当中。当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时，它看上去也许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么独立，但仍然是某种完全独一无二的东西。诚然，世界上的数十亿人，每一个人的独特性都是由所有那些基因、历史、文化、社会和交往条件的结合所构成的，这些条件的数量和形式只有靠他自己去体验。这一序列同时体现了人格发展的连续统一性，它的一极是稳定性，另一极是多变性。这种连续统一性清楚地表明，交往体验的历史，让我们的记忆和自我变得极大地个人化。就此而言，社会性与个人性并不对立，而是相互决定着对方。
个体发育，是指儿童与其生活环境中的其他人在象征、认知和时间方面变得越来越同步化。这种同步化同时发生于范畴、语言和概念建构等层面，其关键在于记忆的自传化。只有当体验、观察和想法跟某个自我连接在一起时，正在成长中的个体才能变得跟周遭的人越来越同步。因此，个体化和社会化绝不是相互对立的，相反，它们是同时发生的。个体发育与社会发生只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
学衡历史与记忆译丛丨孙江 主编
《文化记忆研究指南》
[德]阿斯特莉特·埃尔 [德]安斯加尔·纽宁 主编
李恭忠 李霞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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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类是在合作性的进化环境中发展的，他们在实践中获得的东西包括最新的象征形式。他们正在使用前人留下的物质材料，而且他们很容易对这些物质材料进行改造，因为他们积极地利用自身的环境，而不只是去适应它。
这就提供了对于某人自传背景的直接洞察。合作的进化环境必然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这对人类生活的形态产生了影响，使后者呈现为各种历史和文化形式，从而也影响了个体发育的特殊性，后者确保先来者与后到者能够一一相互吻合。一个物种在利用合作性的进化环境时需要某种接力，后者使其成员具有交际能力，可以跟增生之中、正在变得多样化的社会群体发生联系。自传记忆正是这样一种接力，它是一个心理社会实体，主观上捍卫着一致性和连续性，即便社会环境以及对于个体的要求灵活多变。正是这种接力功能，也可以解释我们为何既能记录从历史角度来看层面各异的自传化，从跨文化视角来看，也能记录不同生命阶段的个体发育方面的自传化，以及随之而来一个连续的自我的模样开始出现。
自传记忆使我们不仅能够将记忆标注为我们的记忆，它还构成了人类自我的时间反馈矩阵，借此我们可以衡量自己在哪些方面、如何发生了变化，在哪些方面、如何保持着始终如一。它还提供了一个矩阵，使我们可以协调自己对于社会环境的几乎是无休止的归因、评估和判断。
对连续性的渴望不仅是个体的期待，如果其成员缺乏认同的连续性，一个社会群体或者一个社会就无法运转。因为只有在今天、昨天乃至明天人们都保持始终如一、可以信赖的情况下，人类存在的核心范畴——合作——才能得到确保。
早在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前，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即已指出，如果希望充分理解人类的心理和社会发生，我们就必须将它们背后的过程视为从根本上总是发生在某种人类形态内部的，这种人类形态在儿童成长之前即已存在，并且出生后的整个成长过程都依赖于该形态以合作进化方式发展出来的文化和社会行为及方法。发展心理学家列维·维戈茨基、丹尼尔·施特恩、迈克尔·托马塞洛等人从不同方面回应了上述观点。他们的研究表明，人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内化”任何东西；相反，人们跟其他人一起，习得了某个社会正常运转所需的东西，以便自己成为该社会的一名成熟的成员。
记忆的发展是从社会性走向个人性的。婴幼儿阶段没有自传记忆，他们还没有对不同的记忆来源做出区分，在他们的世界里，事物只是它们本来的样子。到了学龄前阶段，通过日益扩大的时间分化，人们逐渐获得对于时间当中的自我的理解。最终，认知性的自我通过语言变成了自传的我（autobiographical I），它将早前和未来的经历整合为一个兼具社会性和个人性的生命故事。
在照料者指导之下对儿童状况的规制，逐渐演变为内省的关系：外在的规制变成了自我规制。我认为，自传记忆代表了声明和反思方面可接近的自我规制实体，而其他记忆系统则在连续的基础上提供了隐性的自我规制形式，使它们具有情境方面的可接近性。
因此，任何一名儿童的个体发育都包括其情境的历时性转变。一种转变是历史的，涉及感知、沟通和养育形式（由此还包括一些意象和理念，比如什么才是“好”、应该如何对待婴儿）的变化；另一种转变涉及个体的他/她如何成长为自己，包括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的持续变化，也就是人际间规制和内省性规制之间的动态平衡。
自传记忆因而更多地由“外部”而不是“内部”构成，必须从外部不断得到支撑和延续。很显然，比如一个人因受伤诱发了失忆症，他就再也无法让自己的记忆与别人的记忆保持同步。我们往往忽略了记忆的功能性的外在方面，因为它看上去与我们个体的自我形象并不一致。然而，人类的记忆空间通过外印迹在理论上几乎可以得到无限的扩展，以及这种扩展对于人类的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而言的意义，都表明人类记忆的全部能力不能归因于内部的功能，而应归因于外部的过程。因此，将人类视为网络当中的界面，而不是个体的人，他们就更容易得到理解。
本文节选自《文化记忆研究指南》，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