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谈谈人已然从中消失的世界

我说到时间，是因为它尚不存在

我说到一个地点，是因为它已消失

我说到一个人，是因为它已死亡

我说到时间，是因为它已不再存在

我们来谈谈人已然从中消失的世界。

这里所说的是消失，而非枯竭、消亡，抑或灭绝。资源的枯竭、物种的消亡，这些都是物理过程或者自然现象。

差别正在于此，因为人类大概是唯一的物种，能够创造与自然法则无关的独特消失方式——甚或消失艺术。

《为何一切尚未消失？》的作者鲍德里亚将现代性设想为一场肇始于西欧的冒险和一出随后在全球范围内，在西方宗教的、科技的、经济的、政治的价值标准被输入的所有地方不断重演的巨大闹剧。

在全球性的媒体-虚拟-网络垄断或说霸权之下，人的存在显然只能以自身的消亡为代价。他只有以自身在技术层面的消失和融入数字技术的秩序为代价才能获得永生。

从模拟到数字……到霸权

这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享受其落日余晖的真实，最能表现其系统性消失的，或许便是图像的当下命运——图像在不可避免地由模拟转向数字的过程中消失的当下命运。图像的命运具有代表性，因为以各种形式呈现的关于技术图像的发明，是我们在对一种“客观”真实、一种由技术反映给我们的客观真理的热切追寻中所完成的最后一项重要发明……然而这种反映似乎越来越“入戏”，以至将一切都变成了虚拟的、数字的、计算机的“真实”——图像的命运不过是这场人类革命微乎其微的细节。

与变成数字并就此从底片和真实世界中解放出来的照片相比，没有其他什么类比能更好地表现这场革命。无论是底片的消失还是真实世界的消失，其后果都是难以估算的——当然是就不同层面而言。物体的独特存在被终结了，因为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来构建之。摄影行为的独特瞬间被终结了，因为图像可以立即删除或重构。底片所提供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被终结了。同时消失的还有延时（le différé）和距离，即由底片阶段所构成的这一在物体和图像之间的间歇期。银版照片是由世界生产的图像，因为有胶片作为介质，这一图像仍然具有表征的维度。数字图像则是直接出自屏幕的图像，很快就会融入由其他出自屏幕的图像所组成的整体。它属于一种数据流，完全受制于机器设备的自动功能。当计算功能和数字技术压倒了形式，当软件压倒了视线（regard），摄影还成其为摄影吗？

所有这些并不是简单的技术突变：由于数字技术带来的这一转向，模拟摄影和被视为来自物体的光线与来自视线的光线汇聚产物的图像完全被摒弃并遭到彻底的弃用。在数字化过程中，很快我们就再也找不到物体以底片形式将自身记录于其上的胶片和感光面。只有图像软件、精确到十亿分之一像素的数字效果，同时还有无论以什么事物为拍摄对象都可享受的前所未闻的取景、影像回放与光合（photosynthèse）之便捷。从隐喻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在场和不在场的游戏、出现和消失的游戏（摄影行为令物体在短暂的时间内消失于其“真实”之中——无论是在虚拟图像中还是在数字录入中都没有这样的现象——更不要说图像在照片冲洗时隐约呈现的神奇过程）所蕴含的丰富内容，亦即摄影行为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在数字时代来临之际消失了。

世界以及我们的世界观因此而改变。

特别是在科技进步极为迅猛的最近，出现了一种荒诞的想法，要用图像来“解放”真实和用数字来“解放”图像。这种“解放”依托的是真实和图像在数量上的充盈（profusion）和扩增（prolifération）。也就是说要忘记涉足摄影行为所构成的挑战和风险，忘记与物体关系的不稳定性和双重性——或许可以称之为视线的“挫败”。这种不稳定性和双重性是摄影的关键所在，是少见的属性！我们无法解放摄影！

《为何一切尚未消失？》

（法）让·鲍德里亚 著

张晓明 

Jean-François Petit de Chemellier

（薛法蓝）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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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说的这些依然只是各方面——特别是思维、概念、语言和表征方面——大规模发生之情况的一个极其微小的例子。遭遇数字化的相同命运正等待着整个精神世界以及一切与思维相关的领域。

只须将词汇变换一番，完全就是相同的情形：由于0/1这种属于积分计算的软件建构，语言和思维的所有象征式联结都消失了。很快便不再有发生光学反应的感光面，不再有幻想与真实之间的思维悬念，不再有间歇、沉默和矛盾，而只有连续不断的数据流和单一的集成电路。计算机智能适用于——或者更准确地说，迫使我们接受——生产、积累和“光合”所有可能之真实的相同便捷与随意，就像数字技术之于图像一样。将思维同大量计算或是将照片与大量图像混为一谈，这是一种幻觉，一种巨大的幻觉。我们在这个方向上走得越远，就离思维和照片的奥妙与乐趣越远。这方面的征兆，是人为赋予大脑过度优势，不仅是在神经科学领域，而且是在各个领域中。更不用说勒雷最近（针对可口可乐广告）提出的规划“人脑处于有效状态的时间”的建议，以及无论就持论者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观点有多恬不知耻而言还是就观点本身有多可笑而言，都比之更甚的来自巴黎市政府一位文化方面负责人的言论：“我们想要的，是让人脑足够有效，不是就广告和资本而言，而是就文化和创造而言！”

不管怎么说，将大脑当成一台接收机、一个突触终端（terminal synaptique）或是一块脑颅实时影像显示屏是毫无道理的(就此而言，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将“功能性”大脑同广告市场联系起来的做法在荒诞程度上比将大脑当作“创造”的载体还要好一些！)。简言之，根据整个传播理论的荒谬前设（“我们是互不相识的接收体与发送体”），一旦将大脑作为一种信息处理模型、一种类似于其他数字机器的超级机器，大脑和（虚拟的）真实便会如接口联通一般形成回路，互为镜像，按照同一程序运行——所有这些都将导致我们称之为“人工智能”的东西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彻底赋予了大脑作为思维战略源头的优先地位，确保——以牺牲其他一切形式的智能，尤其是被弃置于无用功能区的恶的智能为前提——其享有霸权亦即称霸的力量，一如在地缘政治领域中那样。同样的垄断，同样的金字塔式权力结构。

以上所说已然成为全球范围内霸权进程之特征。摄影和数字技术为更加全面的分析充当了微观模本，因为这种霸权正是要令人类事务中的所有负面因素都消失，正是要将一切都简化至最简单的、统一的、没有其他选择的程式，即0/1程式。人们希望看到所有的冲突都在这种纯粹的电位差异中以数字方式消失。

本文节选自《为何一切尚未消失？》，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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