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人文科学的核心学科——历史、文学和艺术批评,以及哲学——与它们所研究的主题一样古老。但只是在文艺复兴以来，人文科学才成为一门独特的研究领域,有自己独特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文化功能。在那个时候，人文学科脱离所谓的神学,就像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比如政治和经济活动）从中世纪宗教强加于它们身上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一样。直到文艺复兴之后,学者们才能公开地致力于研究文化这一特别的人类创造的产物，同时不再如古老的思想那样,把世上一切看作仅仅是一个更基本的形而上学和宗教现实的附带现象。19世纪中叶，世界完整的启蒙之理论已有确据,人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人类起源并非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因此，历史、批判和哲学可以继续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来使文化日益世俗化，也就是说,通过在人类理性、意志或想象本身来寻找每个文化产物的根源，而无须通过设想每个“精神”层面的创造都是可以“解释的”，来假定任何本体的存在。
作为人类思维、理性和意志的产物之研究者，人文主义者对乌托邦思想深表怀疑，因为它常常支持并授权一个给定的艺术家和思想家，对当今世界在社会分配上提出质疑。遗传或社会力量已经给予他们够多，但人类竟敢梦想需求更多的本事，正是对这种对梦想的反对，使得人文主义者声称自己是介于社会和文化事件之间的权力调解者。人文主义者把他们的文化角色定义为监护和批评。在他们看来，他们的任务是在新旧之间进行调解，在“生活”和“思想”之间，在“想象”和“现实”之间，在文化的生产者和文化的消费者之间进行调解。一句话，他们在天才和公众之间——天才引领公众寻求秩序、指引和时尚来实现自己的乌托邦思想——进行调解。19世纪末，人文主义者已经划出了他们自己的特殊领地，介于以马丁·路德和吉罗拉莫·萨佛纳罗拉为代表的宗教改革派，以及由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为代表的激进的世俗主义者之间。当然他们的守护神是伊拉斯谟，在他之后是蒙田，其讽刺的态度保证了其个人诚信度，让他们能看到每一个问题的方方面面，但最终在公共领域屈服于无政府状态并将它作为唯一的权威。这种讽刺态度被美其名曰“超然”，以此名义化解了普通民众和精英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假装在回顾的时候才发现的文化和社会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又证实了这一理想的超然态度之正确性。
《叙事的虚构性：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1957—2007）》
(美) 海登·怀特 著 (美) 罗伯特·多兰 编
马丽莉 马云 孙晶姝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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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文主义者采取典型的中间立场，在“艺术”和“生活”之间、精神和奎托斯(力量)之间，躲进自己的乌托邦式的梦想里面，美其名曰“文化自治”。因此，晚期的伊拉斯谟追随者及讽刺大师诺斯洛普·弗莱，才如此区别两种批评——一种总是“涉及过去的文化”之“历史的”批评，和另一种“仅涉及未来的文化”之“伦理的”批评——而只有开始确保“及时和当前的文化自治”这份“自由”，才可以消除它们之间的区别。在我看来，我们最近听到许多人所谓的人文危机源于人文主义者意识到“自治文化”受到攻击，也来自文化本身，来自其中那些以自治为其创造性的活动之必要前提的艺术家和思想家。无论政治光谱如何变化，艺术、科学和哲学都时常需要投身、关注，或者更普遍的说法是具备“社会责任”。传统学术界所谓的学者的超然，知识分子的理想是“自由浮动的”，科学家“公正无私”的概念，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这些都遭到批评，因其只不过是维护特殊社会群体的特权之手段。现代艺术的创建恰恰需要摧毁艺术与生活的区别,恰似现代社会思想是要消除社会思想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在以前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和无法消除的。大众教育的普及和大众媒体的支持，产生了艺术和思想方面的大众观众群，并且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数量和力量，催生了一个新的文化需求。这种新的文化消费者不承认任何权威可以判定艺术或思想是否合法；他们质疑：在社会实践上，乃至在思想和表达上，都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权威的观众群，会需要一个特别的知识分子群来监护和批评自己。可以随意称呼这个新的观众群：流行、年轻、身体、毒药或者不入流——事实是，它构成一个大型的、富有的和日益强大的阵容，与先锋艺术家联手共同怀疑艺术的标准，以及和乌托邦式的激进的思想家一样漠视我们一直精心培养的历史意识。这意味着，由于这个新的观众群的产生，他们推崇随意、直接、暂时、非结构化和即兴，先锋派在其传统的攻击人文学科的两大实践功能即监管和批评方面，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盟友。因此，人文学科的危机意识,处在革命的风口浪尖这样的危机感，就很容易理解了：人文学科不得不面对其最有价值的实践丧失赎回权的前景。难怪，尽管所有的证据指向相反，但人文主义者竟然摇身一变扮演最雄辩的捍卫者，他们坚称：一个真正的文化和社会变革不仅不受欢迎，它同时也是不可能的。无论我们强调的是传统还是形式这个词，先锋派都不是简单地反对传统形式。先锋派们自己说，他们不是代表一个修订的旧的——况且他们坚称他们不会被其同化——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和社会经验，这使得他们相信：可能和实际之间的差距，也是迄今为止一直为小说所强化的差距，最后可以被消除。他们用物质情境来证明这种乌托邦式的梦想：而由于不能证明，至今为止推动艺术家和远见卓识者最后妥协，他们不得不使用破裂的人性这一概念，这种缺乏之情形，不再被视为人类不可避免的条件，因此不再是一个对文化创造力和创新不可避免的限制。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和社会物质情境反映在反抗二者的语言本身，不仅体现在它们目前的形式上，更是反映在人际关系的具体形式上。激进的作家大谈文学语言的死亡；画家创造自我毁灭的艺术品；剧作家梦想没有对话的剧场；舞蹈家设想没有动作的舞蹈；作曲家孕育没有声音的音乐；社会评论家谈到终于可能真正超越历史的存在和灾难的出现以及为团体的利益而解散社会；等等。到处我们都发现，偶然胜于设计，身体优于精神；相对于语言和结构而言，动作、图表、随机、偶然等，更胜一筹。对无形式的渴望，它是否也预示着混乱的出现？如巴克明斯特·富勒所指出，它是认真的乌托邦还是讽刺的世界末日？人文学科的保守派深知先锋派对形式的攻击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形式或知识体验；对他们而言，是有关进步的文明本身的命运。本文节选自《叙事的虚构性：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1957—2007）》
选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