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的强烈和天真
美国Netflix9月上线的新剧《鱿鱼游戏》登上了TV SHOWS总排名的第一位，成为第一部登上榜首的韩剧，该剧在亚洲、欧洲多个国家地区均登上榜首。
在国内，中秋期间该剧强势登陆微博热搜，斩获16.3亿阅读数；国庆过后，豆瓣24万人给出了7.7分的评分。
有媒体人预测，“无限流”将是文艺作品的下一个风向标。无限流的意义是“包罗万象”，即包含科学、宗教、神话、传说、历史、现实、电影、动漫、游戏等元素，一般由现世所未知的科技或异能创造出独特空间，通过一种特定的仪式和程序，对召集的人群进行历练。
疫情调慢了全球范围内所有人的节奏，现代人的精神生活需要更多的刺激。法国著名思想家鲍德里亚在《致命的策略》中谈到：“仪式之美并不在于主体，正如游戏的紧张感并不在于其后果或是欲望。仪式的游戏也总是被道德法则或欲望所打破。”
世间的仪式
在高度传统和完美安排的关联秩序当中，在欠缺最大必然性的关联秩序当中，仪式等同于宿命。
正如在游戏中一样，这是一种迷狂的关联——仪式并无任何意义，它仅仅具备玄奥的法则。而因其原初性，它也无所谓终结。
在其中，我们找到了这个上升的世界的矫揉造作和传统秩序，找到了在表象的主体性背后闪闪发光的隐匿的客体性。
据说野性的思维为一切赋予主体性，全然无视世界的客观。然而，在客观理性的托词背后，恰恰是我们通过主体化、通过精神分析，四处强加着一种神秘的主体性。
仪式终结了此种主体性的神秘学。
在自由的秩序里，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在其中，我们被迫面对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的状况，而与这种恐怖相比，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暗暗喜欢某种专制而残酷的秩序，它令我们毫无选择；因为在后者中我们被交托给最大程度的决定性，而在前者中则被交托给冷漠。
每个人都暗自喜欢某种极为严峻的秩序，某种极为专制（或者对于命运或仪式而言，极不合逻辑）的事件铺陈，在其中，即便是最微弱的扰动也会导致全面的坍塌。与理性的辩证运作相比，每个人都更喜欢这样一种由终极逻辑宰制语言的所有偶然性的秩序。
毋庸置疑，我们有着想要颠覆命运、扰乱仪式并且击碎所有秩序的强烈意愿，然而这种暴力本身却是命定的。它从仪式秩序中获得莫大的安慰，并且它不是一种随意的暴力，它会带来某种戏剧性的急转直下。
所有仪式的展开都有一定的暴力性质，然而此种暴力是就规则的可逆性而言，并非对于律令的违背。就这样，通过符号的这种力量，符号与其自身的对立面如影随形。其中，在仪式里，符号之间的关联能够根据仪式的规则独立地接二连三地彼此引发，这一事实已然构成了对真实的暴力。根据某种循环，每一个仪式都彼此关联，这一事实是对时间的暴力。
这一切都是在符号的基础上独立组织而成，而这些成千上万的纯洁符号的超感性联系已因之得到恢复，这一事实则是对意义和意义逻辑的暴力。仪式的全部诱惑就存在于这种偶像崇拜的、造物主的和野蛮的暴力当中，它是与意义的文化相抵触的。
如果说仪式是缓慢的同义词，那是因为仪式是命运的秩序，是有序的铺陈。就牺牲而言，过分仓促将是一种亵渎。规则必须有机会得以运作，而仪态必须有时间得以完成。时间必须有时间得以消失。
仪式中包含着对其自身发展和终结的预见。它没有观众。凡有景观之处，仪式便告终止，因为它与表象两相抵触。它（仪式）所在的地方并非舞台、场景或戏剧幻象的空间，而是内在性之所在，是规则展开之处。让我们再次考虑游戏（如扑克牌、象棋和偶然性）的运作方式：没有比赌博的激情更不具备戏剧性的东西了——所有的张力都撤回内部，撤回到规则的内部操作，撤回到舞台的差异和用于展示的景观。注视中最细微的戏剧化介入都会使仪式沦为美学，亦即沦为某种愉悦的来源；但仪式并不遵循愉悦的秩序，而是遵循力量的秩序，后者为内在的美德所掌控，在每一个符号和角色中，在其发展当中，而且并非为某种审美判断的超越性的美德所掌控。
仪式之美并不在于主体，正如游戏的紧张感并不在于其后果或是欲望。仪式的游戏也总是被道德法则或欲望所打破。
当然，我们目前是从另一个相反的方向来对游戏进行阐释的。我们对于游戏的理想类型是在儿童那里；教化，无拘束的自发性和狂野的创造力，早在法律和约束诞生之前的那种纯粹天性的表达。
动物的游戏与典礼化的游戏大异其趣。然而我们知道，鸟不会仅仅为了其自身的愉悦而歌唱，孩子们的玩耍也不会如此。即便是在最“疯狂的”游戏中，也不乏重复性的、仪式性的以及审慎铺陈的魅力，规则的创制和共同的遵循，这一切导致了孩童游戏的强烈和天真。以对“去来”游戏的分析为例，该游戏可以简单地意味着对于母亲缺席的期许，然而它首先也是一种典礼，是对现身与消失的控制和主宰。对幻想的假设杜绝了此种形式的源头，因为它为之赋予了意义——这种假设也同样终结了诱惑，它使得诱惑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
只有在外观有组织的秩序中，秘密由因缘的湮没与终局的丧失构成，这是呈现与消失的规则。
当代的典礼是为调控出现与消失而确立的。令人们着迷的是事物的幻影及其消失的双重奇迹。一直以来人们都渴望征服它们并洞悉其规则——生与死、群星的食蚀、激情的迷醉以及自然循环的流转。只有我们现代文明才屈从于此种契约形式，并将一切交托给有形或无形形式的自由，名之曰偶然性；或是交托给归纳/演绎形式的关联，名之曰必然性。
如今，在把全部赌注押在生产模式之上并穷尽其幻觉之后，我们得在不再掌控任何典礼的情况下面对出现与消失的模式。我们的时代拒斥出现与消失的魔咒，正如它抵制计谋与牺牲，因为计谋与牺牲可以全凭自己的力量保障自身的统治权。整个生产秩序的确立，就是为了使事物幻影的秩序成为不可能，是为了抢在它们有权存在或具备意义之前，阻止它们突然进入现实。
甚至在到达之前就已然在此——无论如何，这才是事物对我们发生的方式：在纯粹外观的面貌（或曰面具）之下。平庸本身可以采用这张纯粹外观的面孔，这样一来它就能再次成为命运，亦即一种出现与消失同时发生的模式。
如今，为了证明事物的幻影，我们简化为对某种生产能量的祈求，某种驱动的能量——就死亡本身而言，我们简化为对死亡驱动的祈求。然而，对征服消失模式的探求则与死亡驱动背道而驰，并且，事实上，与之毫无干系。
我们基本的命运并非存在和生存——如我们所以为的那样，而是出现和消失。这本身就在引诱并蛊惑着我们。这本身就是场景和典礼。我们绝不能相信是偶然性令事物出现和消失，我们的任务乃是使事物持续或为之赋予意义。偶然性绝不可能带来事物消失这样的奢侈场景——偶然性只会导致统计学意义上的灭绝。偶然性也绝不可能令某物显现——使某物真正显现，令其在外观的统治中澎湃不休的，势必是诱惑。而要使某物真正消失，使之分解为其外观，则非幻化的仪式不可。
当符号不再表征命运，而是历史，那么，它们就不再是典礼性的了。当其背后藏匿着社会学、符号学、精神分析学，它们就不再是仪式。它们已丧失了仪式行为内在的变形的力量。它们离真理更近，却丧失了幻想的力量。它们离真实更近、离我们的真实场景更近，却丧失了它们的残酷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