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自救指南：从疯狂中学习对付它的能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谈到：“我们被商品的篱笆隔离在一个水晶宫殿里”。
资本和商品的宇宙，是金鱼缸，我们是里面可怜的金鱼。
我们的劳动的生命、愿望的生命和表达的生命都被浸泡其中，被浸泡在你我不同的购买力中。金鱼缸中的水，就是我能掌握的那一购买力的内在性。购买力只有买得起一艘游艇和付得起房租之间的差异。全球化将全球所有生民拉进了这个水晶宫之中。
当前，是个人主动在抛弃政治公社，做各种免疫设计:买各种保险、养老金计划、养身和食疗和生物抗衰老。我们既勤奋又颓废,又忙又懒。我们用普遍价值观来思考，就是要横向去寻找帮助:救生圈。
启蒙者如今都掉入一种叫作反思的职业病里了。那些总以为自己有什么可教给别人的人，其实是学习上的残疾人。他们迟早会知道尽早参加训练的必要性。人类世里，成为宇航员，才能幸存。全球化后这最后的球面上，谁都将无法栖居，它将不支持任何中心。
人类世城市平台
人类世城市不是我们按计划建成的结果，而是我们一不小心，甚至是颇为三心二意，只能算是不当一回事儿地自己踏入的。它是种种际会下混合和搅拌的结果，在今天看来，首先是地质和气候互拌的结果。正如人类学家普文耐利所说，人类世和气候世里，地质学和气象学正在侵吞生物学。我们也许不得不搅拌生物学和地质学，才能说得清我们面前的石头是怎么来的，石头为什么也会死，以及为什么从游牧、农耕、航海到航天的人类历史，在人类世也会像一缕烟儿那样地飘走。在资本世加气候世里，人类正是这样被逼进一种集体处境，也就是人类世全球城市之中。
人类总会变得人性，太人性，会中自己的毒而病倒，尼采早就这样警告过我们，那之后又过去了一百多年，病情正在加剧。在这个技术—生物圈—座架—人类世里，我们也许只能逆人类式地克服人，克服那个既丢垃圾又会为自己把垃圾丢得心安而编造各种借口的人，才能幸存。我们须主动承认：人的生物性体外化式的真实现实，是既带着物理和生物上的人类性，也带着逆人类的潜力，我们既能用梦去实现它，但也仅仅是通过虚构来那么做罢了，也就是说，好梦也很容易成为噩梦的。我们只能试着往前。这是我们正在踏上的人类世城市的目前可见的前程。
这种新的人类处境，这种我们将要集体地进入的人类化的新过程，德国哲学家史罗德戴克是放进他的球面学眼光里来加以描述的。这种眼光要将人类世放到过去500年以上的历史跑道上来分析。他的分析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或工业化到城市化再走入人类世，是一个不断失禁的过程，没有刹车，还将像糖尿病那样，不可逆地发展，我们只能延缓它的进程，无法根治它。哥伦布和阿姆斯特朗所看到的，不光马斯克看到了，这星球上所有人也都将不得不以此作为今后的出发点。正如死于菲律宾的麦哲伦和他的侥幸归来的船员们的看法，从他们登岸那时起，也成就了全欧洲人向地球重新降临的眼光。只有绕到太空，我们才能真正降落在地球上。人类世里，我们须第二次降落到地球上。史罗德戴克的这一看法令我们的心情一下子沉重了起来。
《人类世与平台城市：城市哲学1》
陆兴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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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人类在过去的500年的全球化中学会的，根据史罗德戴克，只是一种失禁学：全球资本主义要求我们不断地无底线创新式破坏，不断颠覆自己的生境，以便使人在其自身之上也不断变得过时。从亚当·斯密到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是我们一路上为这种失禁过程所找到的种种借口。晚期自由主义本身在美国成了一种无法无天的思想实验，扰乱了全球秩序，最近用手机芯片和各种App为进一步的失禁开道的硅谷和华尔街，正是这一癫狂过程的末路先锋。当初，也正是阿波罗8号使地球成了盖娅（疯地球）。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搞乱了中东，激怒了全球的原住民，使全球人民的营养和心理都受这一乌黑的液体的价格波动摆布。到今天，连人们的社交欲望都要被手机后面的大平台公司盘剥。人们在Instagram和Facebook中失禁，而沉沦，而疯狂，而抑郁，同时为平台公司生产信息，来推动数码工业的发展。
这正是来自新自由主义所最终归依的生物—地质本体权力对于生命和非生命的管治的露骨体现。但它也正在被重组或已进入危机，将被打散，成为被利用的地质材料。在我们的时代，以华尔街、硅谷和北美常青藤私立教育系统为代表的晚期自由主义机构里，荤素已不分，月经已不调，黑白颠倒，不三不四。也许正要感谢留给我们这样一个生猛的残局，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大胆地实验，开始新的大地政治?我们能从史罗德戴克的思想中推演出一种对新的世界形式的思考吗？
史罗德戴克还考虑到，在消费资本主义系统中，心理权力和心理技术终于走到了前台，并与资本主义式创新勾结在一起，将社会变成了一个控制论系统，因而又激烈地重塑了统治我们的生物权力，而后者又被心理分析和脑（神经）科学所利用。于是在今天构成了一个超人类主义式景观—资本装置，帮助社会中1%的富人，用物质—数码式固定资产既管治又剥削我们，并从这种数码管治中通过信息装置这一固定资本来获利。
史罗德戴克认为，这种通过心理技术来使我们不断失禁，从而使我们适应今天的计算式资本主义的市场要求，从来都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逻辑的一部分。我们除了积极地改变自己的生命，主动像超人那样去适应新环境，没有别的办法可找。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结论，是将人类推向了一只屁眼里被塞了电子感应器的实验室小鼠一样的控制论式处境，真需要我们好好地来反思了。
说到这种反思，史罗德戴克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第一个反思现代人的失禁的思想家，最早认为人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疯狂的，想要不疯，就是想要对疯狂本身掩耳盗铃，本身证明当事人已疯了。所以，要疯得多一些，才能不疯，而这已成了一条做当代人的铁律。时代疯狂了，时代缺席了，要疯一点，日常生活才能过得下去。全球资本主义系统内的创新和创业，向自己的日常生活开战，向自己的亲情和爱情开战，对自己更狠一点，每次都先主动敲掉自己的底线。更疯狂一点，也就是走向新的失禁，也就是通过不断的创新，才能过好我们的生活。这种一次次创新也只发生在将我们摔向更疯狂的社会生活和逼我们更疯狂的个人日常之中。史罗德戴克认为福柯没有看到的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由营销和新媒体推动的这个控制型社会里，其实也生产着福柯所说的这种古典时代的疯狂。福柯的这一古典时代的疯狂与当代的疯狂之间的区分，因而是错误的。
与这一新的疯狂平行的是一种新的怨恨。陀斯妥耶夫斯基1864年出版的《地下室手记》记下了他1862年访问伦敦水晶宫世博会的观感。书中已表达出他对于那时代的象征—审美苦难下的怨恨心理的思考：世界正在成为商品世界，西方文明已成为一个水晶宫。他想以过人的隐喻之力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这一不断破除怨恨的失禁过程。史罗德戴克和陀斯妥耶夫斯一样，认为哥伦布就是这一愿意拥抱幻觉的泛欧洲主义冲动的疯狂的出手者，为后人做了示范。而这一冲动只有在20世纪的美国才最终被完美实现。这一愿意拥抱幻觉的冲动，后来又被贩卖到了亚洲和其余的世界，以技术创新和管理咨询的名义大行其道。这种成为普遍规范而为各大公司所需的咨询公司套路，可以说是今天的算法专政下的绝对计算资本主义的最大推动力量，风投资本就是由它在驱动，当代文化工业和大数据经济也都是它的必然产品。而今天的日常生活中的健身、心理辅导、培训，都是由这一“失禁”文化所滋生出来的分支。
比如说那个美国梦，就是保险业和咨询业的必然产物：买好保险，就失禁，在咨询公司的建议下无底限地去创新。为了继续做美国梦，保持其好莱坞—硅谷式的存在之轻，继续冲浪于后历史之中，美国的精英领袖们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的。美国梦就是失禁学。美国是当代水晶宫，是温室，是大棚，美国人民是里面疯长的蔬菜。史罗德戴克说，美国梦有三种。第一种，是对西部的权利，也就是，喜欢上了什么，就可恣意烧杀、抢掠它，尽管到手后，仍只不过是为了好好爱它。第二种，是要使物可触摸。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喜欢德、法的哲学，拼命要使物可以到手，弄无数中国小商品堆在他们郊区的家里，像家家在做展览一样。第三种，是美国人时时想要着魔，因为要不这样，他们就会抑郁。正是商品、技术和媒体把中国、美国和其余的世界一起带进了那个叫作世界市场的失乐园之中。史罗德戴克认为，在这个将由杂技演员或宇航员构成的星球上，我们都将是艺术人，垂直地活，时时为拔高自己的生命而学和爱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头说，上帝死了，现代人只能在掉在地上的两头都没地方固定的绳子上走钢丝了。仍几乎像在空中行走，人的每一步都须被训练上千次之后，才走得稳，因为每一步都像是新的。从此，没有一个习惯是牢靠的了。
由此，史罗德戴克将《地下室手记》看作第一本现代实践哲学手册，是真正的健身宝典，认为它要教现代人为了生存得更好而主动去犯一点小罪，故意不要底线，以便勇敢创新。]正是这一不断鼓励我们失禁的人类性技术，在全球化末端，生生地将我们拖入人类世。从此，人人都知道，创新者将不可避免地犯罪，只有积极地犯罪，才能继续生存。而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创新式破坏，却始终受到现代保险业的支持，签单后，怎么毁灭都没事儿了。最终，保险代替了祷告，成为在那一不可能性的海洋中去敲定一个可靠的未来的具体手段。从此，人类欲望中的不可能性，完全被概率代替。保险业的历史正是人类一系列疯狂行动的历史，是在人类历史之外去展开各种各样的海盗行动的历史，硅谷是其近年的例子。现代技术终于使人类疯狂得像达德勒斯那样。
达德勒斯是伊卡路斯的父亲，为了满足米诺斯之妻子帕西菲的淫欲而建造木牛，而她却爱上了这头木牛，与之交配，生下米诺托。于是，达德勒斯又不得不制造出迷宫来关押他；而达德勒斯之后又被米诺斯关押到伊卡路斯，一起亲眼看着了儿子失去一切尺度，然后消失，父亲能做的，只是在一旁不断给儿子一些如何进一步失禁的建议，来使其减少痛苦。这也可以说就是今天的人类的困境：处理大数据时，我们被它淹没，如何转而控制它，而不是被它永远控制，再控制论式地通过被它控制而去控制它?
斯蒂格勒认为，这一古希腊神话也证明了史罗德戴克的这种失禁学的危险性。这种陀斯妥耶夫斯基最早观察到的疯狂的失禁，我们必须想办法加以制止，这是我们走出人类世的先决条件。但是，我们如何在人类世里不像达德勒斯那样地走入疯狂呢?尼采的超人装置应该如何被改装，才能帮我们完成这一使命？尼采说，人是一根绳，这一头是野兽，另一头是超人。当代干细胞理论家们将这一句改成：人是一根橡皮筋，松时是末人，紧时就是超人。或：人在滑板上，能往回飙，能够自信地向爬行动物借干细胞用的，才是超人。只会硬着头皮，要将人做到底（超人类主义意识形态），就是末人。超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克服怨恨：用超人精神，去克服当代资本主义对我们的生物性侵犯。
尼采说的正面的超人，是主动面对巨大的危险，挣扎着幸存的人。想用药和疫苗来侥幸避开危险的人，是末人。做国王和伟人都还不够，我们中间的那些行止像非—人和后—人类的，是艺术家。更确切地说，他们是杂技演员，走钢丝那样地活着，或是宇航员，把自我训练当工作，天天重新降临。超人的“超”是指之上、高过和朝上。朝圣者从此将不活在他们生于其中的风景中，而必须自己给自己扯一片抽象的风景。麦哲伦和阿姆斯特朗之后，我们不能从家乡出发，而总是从太空回到自己的小镇了。因此，我们是不得不做超人，必须天天练习，为新目标而每天重新开始练习，像宇航员那样，将日常训练当作每天的工作。做超人成了必须对我们自己狠一点，每天重复同样的游戏，争取在下次还有上场的机会。练，在人类世，将是一种个人为自己定制的宗教。必须重新练习从远古留下来的所有的练习项目。真正的健身房里的器材，必须比当前所用的多十倍以上。
而且，史罗德戴克还强调，在这个人类世城市平台上，也必须对所有的锻炼加以再锻炼！尼采已不信优生学，要我们相信训练、纪律、教育和自我设计。他认为，超人不是生物意义上的，而是艺术上的，甚至也是杂技意义上的。我们健身，是想要艺术式地使自己成为超人。想成为超人，就需用古今的一切器械来练我们的身体。真正的贵族能肩扛不可能性的大山，精致的身体姿势里仍透着平静。
这训练的就是史罗德戴克说的“人类性技术”。它将造成一个尼采之城：为超人留下地盘，而那些不会健身、升华（自我升级）和自我克隆者，都将被淘汰。史罗德戴克将这些对人类存在的免疫性起作用的技术，称作人类性技术。“经过好多个世纪的对于新的生命形式的实验，人类终于认识到，不论其种族、经济和政治情境如何辖治其生命，人类不光存在于其物质条件之中，而且也存在于其象征的免疫系统和仪式之壳里。……正是后面这些编织出了我们可以很酷地说的‘人类性技术’”。在细胞、气泡、球和水晶宫里，人类无论使用什么技术，哪怕到了火星，也仍都只是要将火星夹入这个叫作地球的水晶宫里，哪怕在火星上也仍将使用地球式技术。人类只会在全球资本的水晶宫里使用这种人类性技术，无论到哪里。
史罗德戴克的这一分析带着很重的尼采式超人类主义成分。尼采认为，英雄主义者会走向疯狂和崩溃，积极的虚无主义者却是要创造和发明新价值。剩下的其余人呢?难道就只能做一个看透世事者，以犬儒主义行世，怨恨地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纯洁和冷漠，总认为世界和社会是别人弄坏的？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三角：好人、超人和怨恨者。尼采给我们的指示：做好人是走向道德主义，肯定不对。因为，做好人是为了让我们自己不去做看透世事者和犬儒主义者，所以总是被动的，肯定不对。但是超人也不是给我们人类方便地去待着的一个位置。超人是那个自我肯定、自我发明的人类的矢量，是我们在好人和怨恨者之间摇晃时能够做出对照，以便重新找到方向的那一颗北斗星而已。查拉图斯特拉是教我们做超人的教练，要我们去赢得各种世界杯，但我们此时还正在训练之中。史罗德戴克想说的是不是“只有积极地、创造性地使用人类性技术的人，才是超人，才能自己创造未来”？
史罗德戴克似乎将人类世中人类身上剩下的领地描述成一个奥林匹斯山了，只有像奥运冠军那样伟大的半神们，才能活在其上。这是一种听上去很残酷的人类世城市的前景，但他认为，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全球化过程之中，人类就一直被卷入这一过程，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的行走，就给了我们很好的示范，从此也将成为人类世城市幸存的一条铁律。
史罗德戴克想告诉我们过去五百年的地球上发生了什么，来预想人类今后将必须怎么样。而法国哲学家南希想象了一种与史罗德戴克完全不同的人类世前景。他认为，过去五百年里，已有某种比我们想象的更大、更不妙、更难说清的东西，潜入、布局到我们的世界，掺入这个五百年的全球化过程之中。我们被它入侵，但还说不清自己到底遭遇了什么，当前还没法做出反应。当前的全球城邦，实际已被那种未被命名的力量统治，虽然我们仍在继续执行老规矩。人类世中，世界化之中的世界，已成了一个恶蛋：我们也被孕育其中，但已说不出自己在其中的未来。也就可以说，人类世城市是从这一比基督教还大得多的陌生的全球力量那里受孕而诞生，且仍活在其羊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