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派的世纪回眸:《“学衡派”与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出版
在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史上，以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为代表的“学衡派”力主“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其教育主张独树一帜。“学衡派”主要成员多执教于国内著名学府，教学与学术研究亦卓有建树。
《“学衡派”与近代中国大学教育》以“学衡派”的人文教育思想和实践为研究中心，充分利用哈佛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中正大学等高校的档案等新史料，对这一学派在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做了较为全面而细致的探讨。
序
近三十多年来，关于“学衡派”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有的成果从“西学东渐”及中外文化交汇、碰撞的宏观视角出发，旨在揭示“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特质，有的成果着重探讨“学衡派”与白璧德的学术思想关联，还有的成果聚焦于吴宓作为“学衡派”主帅的历史作用及影响等。上述研究成果总的特点是视角多元，横跨文史哲等诸多领域，从而为“学衡派”的研究奠定了较为广博而扎实的基础。仔细检视这些成果，也可发现其中存在未惬人意之处，留下了若干有待继续开垦、发掘的空间。譬如说，有些成果尽管述及“学衡派”代表人物任教于各大学的经历，但主要把他们作为学者、学问家而非教师、教育家来把握，所以论述的重点自然是他们的文化理念、文学观、学问观等，而甚少探讨其教育思想及理念。进而言之，有的成果虽也论证了“学衡派”代表人物在思想上深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及其大学观的影响，却未能进一步探析这种影响是如何渗透到他们在各大学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去的。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讲，广泛联系近代中国政治和文化的总体背景，把“学衡派”放在中国近代大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加以系统的考察，将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把握其历史地位并予以公允的评价。
《学衡》杂志
基于博士学位论文整理而成的专著《 “学衡派”与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可以说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书作者在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读本科期间曾修读我讲授的“中国教育史”，通过接触，我对他在文史方面所具有的浓厚兴趣和良好基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科毕业后，他以优秀的成绩被保送为教育史学科直博生，我遂成为其导师。考虑到他的专业方向及兴趣所在等因素，我建议他以“学衡派”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并得到他的认可。四年前，他顺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应聘到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任教，主要从事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现在本书即将付梓，他嘱我写序，我对他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的喜悦，遂乐意写下自己的一些感想，并希望以资推介这一成果给广大读者。
首先，我认为在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政治—文化语境中解读和阐析“学衡派”与大学的互动关系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色。
中国近代大学教育是在近代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大背景中产生、演变和发展起来的，这些背景因素无疑对以大学为主要基地和平台的“学衡派”的历史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学衡派”也主要是在各大学执教过程中因势利导，与时俱进，努力贡献自身的才智与力量，本书在整体框架上紧紧抓住这种互动关系并努力使之成为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例如，为了解释吴宓、梅光迪等“学衡派”代表人物留美归国后为何汇聚东南大学、使之成为“学衡派”的大本营这一问题，本书不惜笔墨专门考察了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学教育的总体格局，并重点分析了在二十年代前期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双峰并峙的局面中前者以“激进”著称、后者以“保守”自持的基本特点。
东南大学校门旧影
再如，本书论述道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开始加强对思想、文化和教育的管控，1932年罗家伦受命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宣称要通过“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来“振兴起整个的民族精神”，这一观点既符合当时政府的指导思想,又与中央大学相对保守的文化传统相契合,也能呼应学生的爱国热忱，正是这一时代环境引发“学衡派”重组于中央大学，当时执教于此的郭斌龢、景昌极、缪凤林、张其昀等人结合自身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通过教学和研究为民族文化和精神的振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于“学衡派”代表人物胡先骕受命出任中正大学校长，本书指出那更是有着特定的政治背景，即早在1934年夏蒋介石在庐山组织军官集体受训之际有感于中国教育与政治相脱节，乃力倡“大学教育必须与地方政治完全吻合”，并决定在江西试办一所理想大学，以求改革高等教育、培植干部人才，于是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正式启动筹建中正大学并聘胡先骕为校长，而胡氏在日后的办学实践中将三民主义教育纳入其“宏通教育”的计划中，将其作为学生综合素养的组成部分，以求贯彻“学衡派”所主张的人文主义教育宗旨。除了深受近代中国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外，中国近代大学教育也与国际大背景、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形势密切相关，据本书的考察，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缪凤林、景昌极、吴宓、郭斌龢、柳诒徵等人先后赴东北大学任教，还是抗战期间以梅光迪、郭斌龢、景昌极、张其昀、陈训慈为代表的“学衡派”移师浙江大学，均与当时的中日关系、特别是抗战的形势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而这些人都在上述两所大学广泛开设了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致力于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通过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精神来培养人才。以往的研究成果虽也曾涉及“学衡派”代表人物任教于各大学的经历，但大多比较零碎，而本书不仅结合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历史勾勒出一幅“学衡派”聚散离合、风流云转的全景图，而且展现了“学衡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贡献及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关于“学衡派”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水准。
《“学衡派”与近代中国大学教育》
朱鲜峰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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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把叙述“学衡派”代表人物在各大学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作为各章的重要内容，着力刻画其作为教师、教育家“传道授业”“教书育人”的形象，堪称本书的另一个显著特色。
诚然，本书对于“学衡派”代表人物的论著及其创办各种期刊的业绩也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但用更多的篇幅介绍了他们在各大学设计和开设的课程，并重点考察了他们开展教学活动的实际情况。具体而言，本书指出为了发扬民族文化、抵制日本的文化侵略，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遂在东北大学的课程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构成该校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这一倾向与“学衡派”的教育、教学主张较为吻合，于是“学衡派”代表人物缪凤林在国学系主讲中国史，刘永济在国学系主讲中国文学史，刘朴在法科主讲国文，他们的教学均得到当时学生的一致好评。另据本书的介绍，吴宓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代理系主任，对外文系的课程设计和编制贡献良多，如他把外文系的课程教学及其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使学生“成为博雅之士”“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等五点，从而为外文系的发展构筑了一个非常高的起点，本书认为“清华外文系日后成就斐然，与此不无关联”；再如吴宓特别强调外文系与中文系应当相辅而行，鼓励外文系学生选修中文系的课程，据此本书又认为“清华外文系的毕业生当中，不乏钱锺书、季羡林、李健吾、田德望、吴达元等会通中西的知名学者，这一成就与吴宓的悉心规划不无关联”。此外，本书还专设一节以“个案分析”的形式考察了吴宓在清华大学为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的全校性选修课“文学与人生”，书中介绍这门课的内容包含（1）通过阅读文学作品理解人生；（2）以人文主义的观点研究人生，而所谓“人文主义”吴宓界定为“个人之修养与完善”，据此吴宓分析道优秀的小说具有提升读者理性和情感的双重功能，因为优秀的小说家通过“广泛的经验及富有想象力的理解，为吾人揭示出‘人的法则’或人生的真理”，此即理性的功能；另一方面，“小说家试图显示体现在不同人物身上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生活环境的各种爱，这样可使读者爱上‘真诚的爱’”，此即情感的功能，本书强调“‘文学与人生’所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透过吴宓饱含热情的讲解，对学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论述“学衡派”在浙江大学的教学活动时，本书先考察梅光迪执掌文学院时提出了“培育通才”的计划，主张学院应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使命，以造就通才为职志”，继而分析了梅光迪为文学院拟订的课程方案具有使学生“文理兼通”和“中西兼通”的特色，最后评价道“在梅光迪的主持下，浙大文学院发展较为迅速，成绩斐然”，并举例介绍当时伦敦大学文学院院长陶德斯曾访问浙大，梅氏向陶德斯介绍了文学院的课程设置并请后者到课堂听课，听过课后陶德斯大为惊讶，认为浙大文学院足与英国著名大学文学院媲美。本书还分析了郭斌龢担任浙江大学国文系系主任和张其昀担任浙江大学史地系系主任期间两系课程教学的特点。上述内容不仅可使读者对“学衡派”在各大学的教学情况有较为全面而清晰的了解，而且点面结合，重点突出，更有些内容可谓发前人所未发，颇具新意。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离不开文献资料，第一手文献资料则尤具史料价值，本书发掘并梳理了不少第一手文献资料，其中有些文献资料乃首次呈现给读者，这一点显示了本书的又一特色。本书作者在读博期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学一年，在此期间曾专程到哈佛大学查获了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其中既有梅光迪、吴宓等人留学哈佛期间的学籍档案，也有梅氏、吴氏等人与白璧德的通信，还有张鑫海（后改名张歆海）当年在白璧德指导下撰写并通过答辩的英文博士学位论文（至今未翻译成中文出版），这些第一手资料为本书增添了新的研究素材。就国内相关文献资料而言，目前已编撰出版多卷本关于东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的校史及其资料汇编，而关于东北大学、中正大学、浙江大学则尚未有系统的校史及其资料汇编面世，但本书在介绍“学衡派”在东北大学、中正大学、浙江大学时也发掘并运用了若干第一手文献资料，如《东北大学一览》《东北大学周刊》《国立中正大学概览》《国立中正大学校刊》《国立浙江大学要览》《国立浙江大学日刊》以及上述大学的课程表、科目表、章程、会议记录等档案材料，从而为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史料支撑。
中央大学礼堂旧影
毋庸讳言，作为主要从大学教育的角度来论述“学衡派”的综合性研究成果，本书也难免有其不足之处。举例来说，“学衡派”中的郭斌龢、景昌极一生致力于传播西方古典文化（两位先生早年曾合作辑译《柏拉图五大对话集》），并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素有研究；吴宓以讲授和研究英国近代文学著称于世，他对纽曼、马修•阿诺德等人的教育理念也多有涉猎，由此看来，本书有必要结合古希腊“自由教育”、近代欧洲“文雅教育”的传统来进一步阐述“学衡派”教育理念的思想渊源。另外，中国自汉代以降即有“经师”与“人师”之分，宋明理学虽被一些人斥为“假道学”，但理学家们重视培养理想人格（后被概括为士人所应具有的“气节”）的教育观及其书院教育的实践活动自有其不可否认的独特价值，梅光迪、柳诒徵等人的身上就体现出这种人格魅力，这与白璧德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教育理念也有某种暗合之处，故本书在刻画“学衡派”作为教师、教育家的形象时可进一步彰显其“人师”的特色。总之，希望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探索进取，不断超越自我。
郭斌龢先生旧影
最后，我还想借此机会说几句“私房话”。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家父就读于中央大学（后更名南京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曾聆听楼光来、郭斌龢、范存忠、陈嘉等先生授课，他生前屡次谈及几位先生讲学的风采。作为“文革”后七七级大学生，我于1978年2月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在学期间承家父及其同学的引介拜见了郭斌龢、范存忠等先生，特别是多次造访郭先生。记得当时郭先生家住汉口路南京大学南园大门右侧的一幢小洋房，他的书斋中装满了希腊、拉丁、英、法、德等语种的西文词典，而且上面写满了郭先生的批注。大三、大四两年，我选修了郭先生的高足张竹明教授（他曾与郭先生合译柏拉图《理想国》并独自翻译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讲授的拉丁文课。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也是世代传承的伟业，古人所谓“弦歌不辍”“薪火相传”说的就是这层意思。在此，我愿借花献佛，以表达对先贤和母校的敬意。
中山楼，中有数间为郭斌龢先生旧时居所
是为序。
肖 朗
2021年夏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
（本序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京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多部“学衡派”等现代学人研究著作，大学史方面出版有“大学与现代中国”丛书，并出版《南京大学校史资料汇编》多卷，覆盖教育史领域多个板块，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朱鲜峰，1989年生，湖南汝城人，浙江大学教育学学士、博士（直博），2014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联合培养一年。现任职于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教育史、思想史。